“以前你见过这种事？”
“见得太多了。你学会淡然处之。当一个求助者戒掉了恶习，找到了工作和住处，你低声说一句感谢上帝，但你不要为此而激动，因为另一个露比会出现，并使你心碎。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你怎样做到不灰心丧气呢？”
“我从流浪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真了不起。绝大多数人出生时就很不幸，然而他们都能活下来，他们四处漂泊，屡遭坎坷，却跌倒了再爬起，永不放弃。”
在距事务所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途经一个修车铺，修车铺后面堆放了许多损毁的车辆，入口处拴着一条大狼狗，脖子上系着铁链。我本来不打算在这些锈迹斑斑的旧车中找露比，于是那条狗决定不跟我为难。我们估计她的栖身之处在十四街事务所与第十大街的“内奥米之家”这段区域内，范围大致在洛根广场到蒙特·弗农广场之问。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她说，“我一直惊讶于这些人的流动性，他们有的是时间，一些人能步行好几英里。”
我们观察流落街头的人们。我们缓慢地向前开，审视着车边的每一个乞丐。我们走过许多公园，打量着无家可归的人，在他们的帽子里扔几枚硬币，希望看见一个熟面孔。一无所获。
我在“内奥米之家”与梅甘作别，答应下午迟些时候打电话给她。露比已经成了保持联系的绝好借口。
他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第五任当选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名字叫伯克霍尔德，他在弗吉尼亚街有套公寓，但喜欢傍晚时分绕着国会山谩跑。他的随从告诉新闻媒体说他是在一个久已闲置的健身房内洗澡更衣的，健身房是国会自建，位于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
作为众议院的一名成员，伯克霍尔德是四百三十五名议员中的一位；因此即使他已在特区住了十年，也绝不会为人所关注。他野心不大，无前科，健康状况良好，四十一岁。他在农业部供职，负责赋税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
伯克霍尔德星期三傍晚在联邦车站附近遭枪击，当时他一个人在做健身运动。他身着运动套装——没带钱包，没带现金，口袋中也没装任何值钱的东西。看上去根本找不出罪犯的作案动机。他遇见过一个街头流浪者，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也许是互相撞到了一起，引起了口角，然后就听见两声枪响，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击中他的左上臂，子弹直达肩部，几乎接近脖子。
枪击事件发生在天刚黑不久，在与一条挤满了迟归者的大街相邻的人行道上，四个人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据他们的大致描述，袭击者是一名黑人男性，看上去像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消失在黑夜中，当第一个开车下班的人停下来，离开自己的车，跑过来帮助伯克霍尔德，持枪者早就不见了。
这名议员被迅速送到乔治·华盛顿医院。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子弹被取出来，医生说他的状态稳定。
许多年来还从未有过一名国会议员在华盛顿遭枪击，有几个虽遭棒击，但没造成终生残疾，这些暴力事件给一些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抨击犯罪，指责道德观念的沦丧和世风的每况愈下。当然所有的指责部来自反对党。
我看十一点钟的新闻时，伯克霍尔德还不能开口。在此之前，我一直坐在椅子上，打一会儿盹，看一会儿书，再看看电视中的拳击赛，今天华盛顿没什么重大新闻，只是伯克霍尔德遭枪击，这件事算是个重要新闻了，新闻主持人激动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在国会议员照片的背景衬托下介绍了事件的基本情况。忽然镜头切换到医院，变成了直播！一个女记者站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前，在寒风中直打颤，画面上还出现了伯克霍尔德四小时前经过的一扇门，背景是闪着灯的救护车，因为她不能力观众提供血或尸体，她只得大加渲染，极尽煽动之能事。
手术很成功，她报道说，伯克霍尔德的状态稳定，正在休息。医生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早些时候伯克霍尔德的几个同事赶到医院，她好歹把他们拽到摄像机镜头前。他们中的三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个个表情严峻，虽然伯克霍尔德并无生命危险，他们乜斜着眼对着灯光，好像隐私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这三个人我一个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表达了对同伴的关切，使他的伤势听上去比医生宣布的还要严重得多，他们主动谈起了华盛顿治安情况的恶化。
接着是枪击现场的现场报道，另一个可笑的女记者站在议员倒下的地方，现在那里确实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她极为夸张地指着地面的一摊血迹，蹲下来，手指快要触到地面，一名警察走进画面，对现场做了一番模糊的介绍。
报道是直播，但在画面的背景上警车的红绿灯在闪着，我注意到了，那名女记者却忽视了。
大范围的搜查开始了，华盛顿的警员全部出动，清理街头流浪者，他们被装进警车和囚车带走。整整一夜，警察扫荡了国会山。那些睡在长凳上的人、露宿公园者、沿街乞讨者，以及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无家可归者全被逮捕。警察指控他们犯了游荡、乱扔杂物、在公共场合酗酒、街头行乞等诸多罪行。
被捕的人并不都送进监狱，两车的人被送往东北区的罗得岛街，安置在一个停车场内，停车场旁是一个通宵供应膳食的社区中心，另一辆囚车上装了十一个人，停在距我们办公室五个街区远的T大街的耶稣会，车上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蹲监狱，要么留在那里，结果车子里的人一下子下光了。
第三十二章
我发誓要弄张床，在地板上将就一直睡不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在无边的黑夜里，我坐在睡袋中，答应给自己找个软点的东西睡，我一千次地感到奇怪，露宿街头怎么能挨下来。
派伦咖啡店里温馨怡人，咖啡桌边香烟的烟雾缭绕，室内充满了咖啡豆的香气，与往常一样凌晨四点半店里就挤满了新闻迷。
伯克霍尔德是此刻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登在《邮报》的第一版上，另外还有几篇报道谈到了他的个人情况、枪击事件、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对街头大扫荡则只字未提，莫迪凯迟些时候会告诉我有关细节。
我在都市版发现了一个惊喜。蒂姆·克劳森显然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
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他依次分析了三个被告的情况，从河橡公司开始。它有二十年的历史，由一伙人共同投资共同拥有，在投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莱顿·本德的来自东海岸的房地产大亨，相传他的资产达两亿。本德的照片登出来了，旁边配以一张位于马里兰州哈格斯坦市的公司总部的照片。二十年来公司在华盛顿地区建了十一幢办公大楼，另外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郊区还开了无数家购物中心，它拥有的总资产大约有三点五个亿。它也欠了银行许多债，其数目不可估计。
文章极为详细地回顾了公司在东北区筹建大宗邮件服务中心的历史，接着文章谈到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果然不出所料，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电话打不进去，克劳森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规模，历史，几个著名的公司前股东。文章从《美国法律》杂志转摘了两幅图表，其一列出了全美规模最大的十家法律公司，另一幅根据各公司股东去年的平均收益将它们加以排名。拥有八百名律师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规模上排名第五；股东去年的平均报酬为九十一万零五百美元，据此则排名第三。
难道我真的放弃了那么多钱吗？
最后文章谈到了被告中最不可能被谈论的一个：蒂尔曼·甘特利。他的复杂经历在记者的笔下变得透明了。警察们发表了对他的看法，他以前的牢友大唱他的赞歌，来自东北区的某个派别的牧师讲述了甘特利是怎样为穷人的孩子建篮球场的，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诉说了被他毒打的经历。他是TAG公司和甘特利集团的幕后操纵人，通过它们他拥有三个旧车停车场，两个小型购物中心，一幢曾发生两起枪杀案的公寓楼，六幢供出租的二联式公寓，一间曾发生过一起强奸案的酒吧，一家录像片出租店，和他几乎没用什么代价就从市当局购得的无数块空地。
甘特利是三名被告中唯一愿意开口的人。他承认于去年七月以一万一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佛罗里达大道上的那座仓库，并于今年一月三十一号以二十万的价格将它卖给了河橡公司。他说他很幸运，那座仓库一钱不值，但那块地皮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万一千美元，这就是他买下它的原因。
那座仓库一直吸引了不少擅自强住者，他说。事实上，他不得不撵他们走，他从未收过房租，也不知道这谣言从何而起。他有许多律师，将要发动猛烈的反攻。
文章中没有提到我，也只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质那一幕。对朗蒂·伯顿和诉状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
接下来的第二天，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绘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个恶棍的同谋者，确实，文章的语气暗示了那帮律师是比蒂尔曼·甘特利坏得多的罪犯。
报纸预告说明天将有连续报道——关于朗蒂·伯顿的悲惨生活。
阿瑟·雅各布斯对他心爱的公司的名誉备受糟蹋还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击的目标。《邮报》会不依不饶，那名记者明显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则报道将引出另一则报道。
九点过二十，我和我的律师到达位于闹市区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纳广场交界处的卡尔·莫尔特里大楼。莫迪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过去从未来过莫尔特里大楼——华盛顿地区的民事和刑事审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处人们排成了长龙，长龙在缓慢地向前移动。律师、诉讼当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检查，大楼内部简直像个动物园——大厅里挤满了焦躁不安的人们，四层楼全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审判室。
诺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层114房间，门边贴了一张待审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栏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个罪犯的名字与我列在一起，法庭内，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律师们忙得团团转。莫迪凯走进里间，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杂志，装出一副对周遭情形漠不关心的样子。
“早上好啊，迈克尔。”有人在过道上招呼道，原来是唐纳德·拉夫特，双手紧抓住公文包，他身后的人我有点面熟，以前打官司时见过，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点点头，勉强说了声：“你好。”
他们匆忙走开，在法庭另一侧找位子坐下。他们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还有那些有权听审我这案子每一诉讼程序的人。
这只是初次出庭！我将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宣读起诉书，申诉无罪，取保候审。拉夫特为什么来呢？
谜底慢慢揭开了，我盯着杂志，极力不动声色，终于明白他的在场只是提醒我，他们认为文件失窃性质非常严重，他们会步步紧逼。拉夫特是个最聪明也最卑鄙的讼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见到他应该吓得发抖才对。
九点三十分，莫迪凯从里面出来了，示意我过去，法官在办公室等我，莫迪凯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三人在桌边随意坐下。
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岁了，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稀稀拉拉的白胡子，讲话时一双棕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凯是多年的老相以。
“我刚跟莫迪凯谈过，”他说，一只手打着手势，“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
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件案子对我来说确实颇不寻常。
“我认识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实上我认识那里的许多律师，他们都很出色。”
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
“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
“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
“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
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
“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
“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
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
“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
“期限多长？”莫迪凯问。
“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
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
《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
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
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
“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
“他都告诉你了。”
“他真不好对付。”
“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
“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第三十三章
《邮报》上登了两篇报道，都在显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预报过的——关于朗蒂·伯顿悲惨生活的长篇报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位记者还联系了伯顿的两个姨妈，一名前雇主，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师，在狱中服刑的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凭着强烈的进取心和雄厚的财力，《邮报》在搜集事实方面干得很出色，倒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