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赶出时你拖欠房租了吗？”
“拖欠了一点儿。”
“多少？”
“大约一个月的房租。”
“正因为这你才被赶出？”
“不知道。他们没说理由，只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来。”
“你认识其他房客吗？”
“认识两个，但跟他们没什么往来。每个房间都有门，可以上锁。”
“你刚才提到有个带小孩的女人跟警察争吵，认识她吗？”
“不认识，以前可能见过一两次。她住仓库的另一端。”
“另一端？”
“对。仓库的中间没什么管道设备，所以他们在两端造了房问。”
“你在自己的房间能看见她的吗？”
“看不见，仓库很大。”
“你住的房间有多大？”
“里面有两个小单间，不知道有多大。”
“有电吗？”
“有，他们接了些电线进来，我们可以用用收音机什么的。我们有灯，有自来水，但必须用公用厕所。”
“有暖气吗？”
“不太足，房间里较冷，只不过比露宿街头要强些。”
“所以你对那地方很满意？”
“还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月只付一百块相当不错了。”
“你刚才说你认识两个人，他们叫什么？”
“一个叫赫尔曼·哈里斯，另一个叫夏因什么的。”
“他们现在哪儿去了？”
“没见到他们。”
“你现在住哪儿？”
“‘创建非暴力社区’。”
莫迪凯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兰姆。“你还要住多久？”他问。
“我不知道。”
“你能与我保持联络吗？”
“为什么？”
“你也许需要律师，一旦你更换了住处或找到了自己的房子，打电话给我。”
兰姆默默地接过名片。我们谢过丽莎，回到办公室。
像打其它任何官司一样，我们有许多方法来控告我们的对手。我们的被告有三个：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TAG公司。我们不想追加被告。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对簿公堂，第二种是庭外调解。
所谓对簿公堂，就是准备好大致的证据，告上法庭，向法庭提请诉讼，把消息漏给新闻界，寄希望于能证实我们的指控。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出奇不意，打对手个措手不及，而且极可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不利之处是对手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所谓庭外调解，就是先函告对方，提出同样的证据，但不起诉，而是邀请被告一起磋商，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用书信交换意见。如果过失方同意赔偿，双方就可能庭外和解，这样就避免了公堂相见。
莫迪凯和我都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这样做基于两点理由。公司看来不会对我善罢甘休；两次搜查更清楚地表明，公司的高层人物阿瑟和主张起诉我的拉夫特那伙强硬派正准备收拾我，我的被捕将是绝好的新闻，他们肯定会泄漏给新闻界，使我难堪，给我施压。我们得准备好主动出击。
第二点理由也是此案获胜的关键，除非我们提请诉讼，否则赫克托和别的证人不会为我们作证。在向法庭提请诉讼到第一次开庭期间，我们有机会问关于被告的所有情况，他们必须如实回答。我们有权让任何我们需要的人宣誓作证，如果找到了赫克托·帕尔马，也可以让他这么做。如果我们找到其他被驱逐的租住户，他们必须讲出过去发生的一切。
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的证据，而这么做得经法院授权。
理论上，我们的案子非常简单，仓库的住户一直付房租，以现金支付，只不过未留下记录，收租人是蒂尔曼·甘特利本人或他的伙计，甘特利得到机会把仓库出售给河橡公司，但动作必须快。他对河橡公司和它的律师隐瞒了里面住人的实情。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处事谨慎，在关闭仓库前派赫克托·帕尔马去实地调查。赫克托第一次去时遭到偷袭，第二次带了保镖。他了解到里面的住户不是擅住者，而是付了房租的租户。他在备忘录中向布雷登·钱斯报告了这个情况，可钱斯置之不理，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关闭了那间仓库。租住户被草率地当成擅自强住者赶了出来，他们这么做也没通过合法的程序。
正式的疏散至少要持续三十多天，而这段时间对里面的住户来说至关重要。三十天过后冬季最寒冷的日子就会过去；房客们就会避过暴风雪和处于零下气温的寒夜的侵袭，他们就不必睡在暖气设备启动着的小汽车里。
他们只是些流落街头者，没有记录，没有房租收据，无迹可寻。
理论上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但棘手的问题不少。想让无家可归者作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甘特利先生决定从中作梗。他统治着街头，我并不急于插足他的王国。莫迪凯通过施小恩小惠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密报网络，但他还不能与甘特利抗衡，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讨论如何避免把TAG公司推上被告席，因为很明显，如果把甘特利也告了，案子就会难办得多了。我们只起诉他的共同被告——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然后由它们把他牵进来，充当第三方。
但是如果我们要索赔，甘特利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案子的进展，把他排除在外等于自找麻烦。
必须找到赫克托·帕尔马。我们一旦找到他，就能向他索要那份被藏起来的备忘录，或让他转述其内容。找到他不难，要让他开口就难得多了。他很可能拒绝合作，因为他要保住饭碗，他早就告诉我他有老婆，还有四个孩子。
这件案子还有一些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纯粹是法律程序上的。我们作为律师，无权代表朗蒂·伯顿的继承人和她的孩子提请诉讼，我们必须由她的家人聘请，尽管这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正在狱中服刑，她的父亲不知是谁，所以莫迪凯主张我们应该请求家庭法院指派一个受托人处理朗蒂的遗产。这样我们至少一开始可以绕过她的家人。先假定她的四个孩子有两个以上的父亲较为妥当，分遗产时每个不负责任的家伙都得通知到。
“我们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莫迪凯道，“首先我们必须赢。”我俩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身旁的那张办公桌上的一台旧电脑在不停地工作。我敲键盘输入，莫迪凯边踱步边口授。
我们一直计划到深夜，一遍遍修改诉讼程序，讨论有关事宜，想着该如何把河橡公司和我的前东家送上法庭，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司。莫迪凯把这件案子视为一个转机，一个重新唤起公众对无家可归者同情的关键事件，而我则认为这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
第二十四章
再次与露比一起喝咖啡。我七点四十五到达办公室时，她已在前门外等我。她看见我很高兴。她在一辆废弃的小轿车后座上睡了八个小时，可以想象她见到我有多高兴。
“有油炸饼圈吗？”我按电灯开关时她问道。
这已成为惯例。
“我找找看。你坐吧，我去煮咖啡。”我在宽敞的厨房里忙起来，清洗咖啡壶，找吃的东西，油炸饼圈昨天已不新鲜了，现在变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我在脑子里记下明天一定要买些新鲜的，以防露比连着第三天来。我有预感她会再来。
她拿起一个饼圈，小口斯文地吃着。
“你在哪儿吃早饭？”我问。
“通常不吃。”
“中饭和晚饭呢？”
“中饭在第十大街‘内奥米之家’吃；晚饭在十五街的耶稣会吃。”
“你白天干什么呢？”
她又蜷起身子，紧握着咖啡纸杯，这样会给她虚弱的身体增加点热量。
“大部分时间我呆在‘内奥米之家’。”她答道。
“那里有多少妇女？”
“不知道。有很多。他们对我们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开放。”
“那里只收留女流浪者吗？”
“对。他们下午四点关门，大部分妇女住在避难所里，一些人露宿街头，至于我，我有一辆车。”
“他们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吗？”
“我想是的，他们要我戒毒。那里不止我一人吸毒，许多人都吸。”
“昨晚你过瘾了吗？”我问，每一个字都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她低下头，下巴顶住胸口，闭上眼睛。
“说实话。”我说。
“我没办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责备她。从昨天起我就束手无策，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个饼圈。我用箔纸包好最后一个，给她添满咖啡。“内奥米之家”有活动，她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离去。
游行示威从市政大楼开始。人群在大楼前集合。莫迪凯在无家可归者的世界里是个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跃上演讲的高台。
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身着紫红色和金黄色的袍子，在楼前的台阶上排好队形，于是上空便回荡起澎湃的歌声。几百名警察布满了大街，他们筑起的路障阻断了交通。
“创建非暴力社区”出动了一千人，他们一齐赴到。那是一条令人生畏的自发结成的长龙，由无家可归的男人们组成，他们为自己的队伍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到来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整齐的口号声几个街区外都听得见，当他们在街的拐角处出现时，电视摄像机争相上去拍摄。
他们齐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楼的台阶前，开始挥舞自制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停止杀戮”、“救救避难所”、“我有权拥有一个家”、“工作，工作，工作”。他们把标语牌举过头顶，伴着圣歌的曲调和呼喊口号的节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几百人。他们中许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头者。他们是穿着整齐的教堂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人。人群膨胀起来，我身边的空间越来越小。除了莫迪凯以外，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索菲亚和亚伯拉罕在人群中某个地方，但我看不到他们。海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无家可归者游行——为朗蒂伸冤的大会。
朗蒂·伯顿的照片被放大制成了许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镶了黑边，下面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经散发下去，立即成了抢手货，甚至那些来自“创建非暴力社区”的男人们也将手中原先的抗议旗帜弃之不用。朗蒂的脸在人海中跳跃起伏。
一声凄厉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很快越来越近。一辆送葬车在警车的护送下穿越路障，径直朝市政大楼开来，在楼前的人海中停下。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漆成黑色的仿制棺材被搬下来，六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充当了扈棺人。他们抬着棺材准备游行。车上还有四个同样颜色和式样的棺材，只不过小得多，它们也被人抬下来。
人群中闪开一条路，人们抬着棺材缓缓地向台阶走去，合唱团唱起了具有灵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一个死亡游行，四个小棺材中有一个代表奥塔里欧。
人们挤上前去，无数双手举起来触摸着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后不断地晃动。
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场面。无数台摄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录下了这庄严的时刻。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电视台会一遍遍地播放。
五个棺材并排放在台阶中央的胶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凯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前后左右都有人摄像拍照，接着演讲开始了。
游行的组织者是一位活动家，他在开场白中向帮助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团体表示了感谢。参加的团体真不少。听着他飞快地念名单，我既高兴又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临时避难所、慈善会堂、施食处、联合机构、医疗站、律师事务所、教堂、中心、外围团体、技能培训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还有少数当选的议员，都关注这次游行。
有这么广泛的支持，怎么还会有无家可归者问题呢？
接下来的六个演讲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启动经费，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的充耳不闻，城市当局的熟视无睹，富裕阶层缺乏同情心，日趋保守的法院系统，原因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凯外，每个发言人都重复了同样的话题。他是第五个发言的。当他叙说伯顿一家临终前的情形时，人群突然静下来。当他说到给婴儿换尿布，也许那是最后一片时，人群中鸦雀无声，没人咳嗽，也没人耳语。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装着那名婴儿。
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
我忽然有点嫉妒他。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
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
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
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
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就不一样了。
我在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