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第60部分

28天后，他带着舰队悄悄绕到明海军的船队后，准备搞一次忽然袭击。

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早有防备的明海军，马上对他“反袭击”，搞得让他两艘主力舰被击沉，三艘小艇被俘虏，连兵带将损失128人。

雅科布·考乌这次仅带了700人，一下子损失了五分之一后，便心灰意冷，升锚返航。

随着援兵的溜号，空欢喜了一场的热兰遮城，再度陷入绝望。

鬼子们没有受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育，一看这架式，不想再无谓地牺牲下去，便一小批一小批地出城投降。

而呆在城里的鬼子，因为缺粮少药、悲观厌世，不断有人去找中国的“阎王爷”报到。

在士兵非死即逃的情况下，1662年2月1日，经过城里台湾评议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向郑成功投降。

2月10日，降下降旗的鬼子，全部走人。被荷兰人统冶了38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重大胜利，他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大灭了帝国主义的锐气，为以后反击沙俄浸略的雅克萨之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二十多年后，这支军队中的藤牌军，将光荣北上，到冰天雪地的北国边陲与俄军精锐哥萨克较量）。

在南明历史上，郑成功虽然有过“割据自雄、不识大体”的不良表现，但他收复台湾的历史功勋，让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英雄，成为了我国英雄中的“极品”——民族英雄！

对这样的英雄，我们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民族英雄，在1662年5月8日，却“气噎而死”，享年也是39岁！

他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有的说是因得知永历帝遇害的消息，忧愤而死；

有的说听到父亲兄弟11人被清廷残杀，愧疚而死；

有的说是因难忍家族丑闻（其子郑经与其乳母陈氏有染，并生一子），气闷而死。

在他死后，其子郑经掌权，将金厦根据地的人口、兵员、物资大规模向台湾转移，与大陆的关系，渐行渐远。

在台湾，郑经虽然仍打着永历帝的年号，并以复明为标谤，但其所作所为，已经是在一心一意在建立一个与大明迥然有别的“郑氏王朝”。

故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也不再把他这段经营台湾的历史，划入南明史的范畴！

最后的烽火

一个政治团体，如果不能代表更多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迎合时代需要的奋斗目标，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变局前，是很难开创出大业绩的。

大顺军自从一峰独秀的李自成死后，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

他们开始和南明搞放弃自身独立的合作，结果搞得是寄人篱下，屡遭排挤。

后来在1649年永历政权濒临瓦解时，跑到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大山“潜伏”起来，脱离了抗清的主战场。

其后的11年间，这支近七万人的队伍，在大山深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手中的刀戟，身上的军装外，他们与周边的山民，已无二致！

但他们毕竟是一群胸怀使命的军人，己习惯对外把自已称为“明军”。为不辜负这一称号，他们还主动发起过郧阳战役、襄阳战役、重庆战役，给清军以一定的杀伤。

无论怎么说，只要他们在这里存在，清军就不能“专心致致”地进攻滇贵，因此他们等于也在变相地保卫了永历政权。

当李定国、郑成功相继病死，清廷终于准备对这个“腋下之患”，痛下杀手了！

现在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清廷，财大气壮、兵多将广。为对付这个小小的夔东地区，竟拿出牛刀杀鸡的豪情壮志，一下子搞了个四省会剿。

这参与会剿的四省分别是四川、陕西、河南、湖广（包括湖南湖北）。

其中，四川总督李国英带着川、陕、豫三省的军队约五万人，向西边进攻；湖广提督董学礼领着楚军三万，向东边进攻。

在出征前，李国英照例发了一通招降书，无非是宣扬永历帝、李定国、郑成功已死，余部己降，天下大势已定。请夔东的各位，认清形势，自动归降。

招降书如果没有武装配合，是很难奏效的。1663年春节，诚心不想让大家欢渡佳节的李国英，督促部下对夔东边上的大昌县发动了“小偷式”地进攻，把驻该县的袁宗第赶了出去，还顺手牵羊地收降了贺珍的“鼠子”贺道宁。

收取了大昌后，他又向下一个目标——茶园坪，发动了进攻。

撤到茶园坪的袁宗第，手里只有五千人，根本抵挡不住李国英五万人的进攻。结果，茶园坪失守，明军损失过半，袁宗第带着残兵趁夜色跳崖逃跑，赶去和郝永忠会合。

李国英抵茶园坪后，发现这里存粮不多，加上自已的粮草也所携有限，只得乖乖地停下来等待粮草，这就给了明军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找到郝永忠的袁宗第马上发现，没有最惨，只有更惨，老郝同志在清军忽袭下，把经营了十二年的房县也丢了。

两人一核计，便一起来找十三家势力最大的刘体纯。

刘体纯的头脑比这两位好使，认为在清军两路进攻的情况，应该先集中力量打其一路。

袁郝两人也深表赞成，于是他们跑到东边的兴县来找李来亨，商量联合起来，共揍来自湖广的董学礼。

作为湖广清军进攻夔东的跳板，兴县正承受着清军攻击的巨大压力，因此对兄弟们这种“雪中送炭”的援助，热烈欢迎，忙杀猪备酒，犒劳三军。

酒足肉饱的明军如蛟龙出海、锐气重生。在7月23日的东线反击战中，把三万湖广清军打得抱头鼠窜，一直让其逃回了宜昌才敢收住脚步。

东线大捷后，李刘郝袁四人联合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等，组成五万联军，去西边攻打李国英驻扎巫山县城。

自茶园坪战役后，到了巫山县的李国英也一刻没闲着，除了修补城墙、补充粮草外，还把和夔、建昌、遵义、永宁的清军陆师和谭诣、谭弘的水师也统统调来了，准备在这里和明军决一雌雄。

8月24日，巫山攻防战打响，弹丸之地的小城内外，一时间聚集了十多万的人马在拼命厮杀！

大战之中，身为总督的李国英也颇会作秀，除了到处张贴赏罚公告、连哄带吓外，还随身带了一把小刀，表示一旦城破，将与“诸公同死”。

但他也知道，作秀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打败城外的数万明军，还得另谋他法。

通过几天的侦查，他发现了明军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粮道单一、疏于防范。

这老小子马上派出一批“特种部队”，截杀了明军正在运粮的后勤部队，还坏事做尽地把运粮的浮桥砍断。

忽视了后勤保障的明军，马上就尝到饥肠辘辘的感觉。

9月7日，见时机已到，清军主动出城，在黎明时分，向明军发动了进攻。

早已羸弱不振的明军，根本经不住这暴风骤雨般攻击，在损失了七千多人后，惶乱撤退。

巫山战役是个转折点，自这场战役后，明军丧失了进攻的主动权，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得知巫山大捷闻讯的清廷，决定“绵上添朵花”，分别从北京、西安各抽调了一万“正宗满军”，赶到夔东助战。

到了1663年1月，这一地区已集中了十多万的满汉大军，另有临近数省的近百万民夫提供后勤支援。

战争变得越不越不对等，明军这方，地盘越打越小，物资越打越光，人马越打越少。

到了12月23日，清军已攻占了刘体纯重要据点——老木崆。

见无力回天，刘体纯便“引刀成一快，不负大明头”。

刘体纯是大顺军的第二代将领，生前其“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他自杀殉国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的百姓闻之，无不伤心落泪。

李国英为收买军心民心，马上将刘厚葬之，并亲临祭奠。

李国英的“仁义”行径，让看不到光明未来的明军将领们，心生摇曳。王光兴、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等，先后偷偷摸摸地向这位四川总督递上了降表。

为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李国英对这些自动上门的货色，心虽卑视，但却一一笑纳！

在姚雪垠著的《李自成》中大名鼎鼎，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郝永忠（即郝摇旗）、袁宗第，现在也走到了英雄末路。在清军封锁加进攻的双重打击下，身边的士兵所剩无几。

最终，在黄草坪保卫战中，他俩双双受伤被俘！

对于不屈而死者可以厚葬，但对不屈而俘者只能消灭。不久，郝袁两人被杀害于巫山县城。

到了1664年春，整个的夔东十三家，仅剩下了兴县的李来亨。

李来亨，李过（曾被改名李赤心）之子，李自成之堂孙，是在大顺军营中成长起来的“童子军”。

在十三家非死即降的情况下，他将粮草全部集中到兴县境内的茅麓山上，准备做最后的抗争！

初来乍到的“正宗满军”，不知深浅，很想露几手给汉兵显摆显摆，率先发动了进攻。

结果，被凭险据守的明军迎头痛击，“正宗满军”们不是中箭身亡，就是坠崖落涧，主帅穆里玛的三儿子都被打死。

伤心透顶的穆里玛，立刻改让汉兵们在前头冲锋陷阵，满兵们在后面“监督指导”。

汉兵们自然也不犯傻，打仗只挥刀，上阵仅呐喊，出工不出力，仗打了半月，毫无进展。

李国英、穆里玛这些决策者见此，决定采用一个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长期围困，来解决茅麓山的攻取问题。

于是，清军上下，加上“支前”的民夫，统统改行，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拉动大清GDP增长。

他们依山就势，修建木城，把个周长150多里的茅麓山，如木桶般地箍了起来。

木城的修建，共分三道工序。第一道：打桩，树起了间距不到20厘米的梅花桩；第二道：挖壕，在桩后挖宽深各近3米的壕沟；第三道：修城，把壕里挖出来的土，加上山上炸出来的石头，修成高5米、宽1。5米的长墙，墙后筑成一座座小城。城中驻军，昼夜巡视，进行24小时的严防死守。

也就是说，明军要攻破这些大大小小的木城，就必须一气呵成地完成三道工序——破桩、填壕、攻城，难度并不亚于当年攻打荆州城。

该木城工程历时数月，耗工百万。建成后，让围在里面的明军，粮草有耗无补、求战有应无答。

李来亨剩下的唯一的求生途径，就是突围。

他亲自带着明军，在六月份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突围，但都是无功而回。

8月4日，得知明军己经断粮后，清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眼见早就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手下，不断被士腾马饱的清军残杀。李来亨知道，最后了断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带着全家老小，举着一面大明龙旗，平静地走上了一座早就堆满干柴的烽火台上。

在清军疯狂的叫嚣中，他从容地点着了脚下的干柴。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他、全家及这面大明龙旗化为灰烬！

这是大陆最后飘扬的一面大明龙旗，270多年前，这面旗帜从准河两岸升起，代表了一个民族坚强不屈、反抗外侮的心声。

今天，这面旗帜，又在湖北的大山中降下，代表的，依然是一个民族同样的心声。

伴随着这面旗帜的降下，明军在大陆地区有组织的抗清战争，全部完结。

但反抗的种子不会永远枯萎，只会暂时埋于地下，等待破土而出的阳光。

在围剿中少数幸存下来的明军，与当地的山民，融为一体，自耕自食、生生息息。

在这种平凡无奇的岁月中，他们将自已心中的英雄故事，从陕北起兵到江准纵横，再到夔东抗争，编成评书，口口相诵、代代相传。

132年后，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英勇的子孙，终于用“白莲教”这一独特的形式，再一次揭开了汉民族大规模反清斗争的序曲。

反抗与认同

1662年11月，听到45岁的鲁监国因“中痰（哮喘）”离世的消息，在浙江临门的张煌言，彻底失望。

当他在长江之役失败，跋涉千里，历时半载，辗转返回浙东沿海时，他没有失望。

因为没失望，他一面重整军队，一面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总结经验教训。

在郑成功执意要收复台湾时，他写信反对，指出台湾距下陆较远，复台之后，政权必偏居一隅，让大陆人民寒心！

但反对无效，郑成功依然率主力扬帆出海，他失望了。

接着在1662年的春夏之际，他陆续听到了永历父子、郑成功、李定国一个个伤逝而去，他失望了。

后来，他曾联络东南沿海一些忠于明室的“海上诸臣”，上书郑经，请他尊在金门做“寓公”的朱以海为帝，以继明脉。

但另有所想的郑经，做的只是继续延续永历的年号，而立更年轻、更听话的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他再次失望了。

一次次的失望，让他醍醐灌顶，转而更全面地观察，更深刻地反思。

他发现“古往今来，何代无废兴”，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在旧朝崩塌的废墟上，新朝将可以吸取旧朝的教训，利用旧朝的资源，再建一个强盛的新朝。

而现实上，现在的新朝也这样做了。

旧朝中，朱元璋的那些称王作公的子孙们，曾霸占了全国10％的耕地，如今，这些子孙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他们霸占的土地，实际到了以往耕种的小佃农手中。

新朝“顺应民意”，宣布这些耕地，全部“更名”为这些小佃农所有。

在内战中，生灵涂炭，百不余一的四川，曾空下了大量的耕地。

现在，新朝正从湖广、两广等人多地少的省份，组织人力，移民屯垦。

“有恒产必有恒心”，有了土地的幸存之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息繁衍。

更往远看，原来的困扰旧朝百年的北部边疆的问题，随着满蒙汉的“合三为一”，消于无形。

阻敌入侵的万里长城，成了一道摆在那里让人凭吊的“风景名胜”。

这是崇祯朝做不到的，这是弘光朝做不到的，这也是永历朝做不到的。

这也许是民众在经过反反复复、挣挣扎扎、踉踉跄跄的抉择，最后认可了新朝的原因呢！

看透了这一点，他开始变得大度而坦然！

他给朋友写信，表示如果“新朝能礼遇旧朝的君臣，照顾旧朝的宗室，则能让天下的忠义之士，抚慰故国的悲思，感激新朝的恩德”。

诚如此，则一个“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将在神州大地上出现。

他这样说，是在承认新朝的胜利，但并不表示自己，将向这个新朝“摇尾乞降”，尽管新朝中已多次对其开出优厚归降条件。

可他也不想一直这样“反抗”下去，他认为多年的反抗斗争，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这种反抗，就是“反方向”地促使新朝认可了旧朝中的积极的因素，并一一吸纳。

这种反抗，也使新朝认识了基层民众的力量，从而在制定新政策时，考虑民众的愿望和感受。

如果不是这种反抗，那么这个新朝，将永远把旧朝的子民，看做一个个奴隶。

就是在这种反向转变中，一个庞大、新兴的王朝，横空出世！

尽管他满身污浊，遍体血腥，但民众除了他，别无选择。

这就是二十多年来，明清大变局中的最终轨迹，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变局中，如一粒粒尘埃，浮起、飘荡、落定……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江山依旧，风景依然，需要变得，是自己下一步的人生之路。

放弃反抗，但不能投降，他选择的，将是第三条道路——隐居。

他解散了余部，仅带了几名亲随，来到了悬岙岛（今浙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