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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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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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派出张胜、马宝、武大定,带领一支轻骑兵,连夜操小路去袭击昆明,“非常热情”地准备给李刘增加点“后顾之忧”。

做完此事的孙可望同志,认为自己已考虑得万分周全,于是静下心来,只等战场上捷报频传。

他真的考虑周全吗?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孙可望的确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兵力、后勤、将领、阳谋、阴招,可谓滴水不漏。

但和世界上所有旳独裁者一样,自信过头的他,却忘了考虑一种最主要的因素。

这种因素,就是参战者作战的意愿。

对于原来大西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即将在战场上相遇的,有多少人,是曾经朝夕与伴的兄弟及伙伴。和之刀枪相向,于心何忍?

对于后期加盟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大家舍生忘死拥戴的,是自已的故国与故主,绝不是孙可望本人。

所以,从孙可望起兵的那一天起,统兵的白文选、马进忠、马宝、武大定等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和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了联系,将孙可望的各项军事计划,一一告知。

而这一切,孙可望一无所知。

9月19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交水大战,在天刚蒙蒙亮时打响。

开战之初,定国这边的前锋李本高就因马失前蹄被杀。

在高岗上观战的孙可望,一见李定国军失利,马上令全军出动,趁胜出击!

见情势危急,白文选马上率五千铁骑,向马惟兴营中冲去。

马惟兴一见白文选杀回,马上也指挥军队,跟随其向孙可望的大营杀去。

这边李定国一见,马上也掉转马头,跟随两军冲锋。

在三支军队所到之处,孙可望的士兵也很配合,既不开弓,也不放箭,而是纷纷振臂高呼:“迎晋王!迎晋王!”。

孙可望的一个个大营,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不到两个时辰内,崩分离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整个战场一下变成了选举场,孙可望的士兵,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履行了自已神圣的选举权。

而支持他们投出庄严一票的,就是自己雪亮的眼睛和公正的内心。

目睹这一“不可思议”变化的孙可望,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等他的大小脑,都恢复正常运转时,才意识到,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逃命!

他在一小撮亲信的护卫下,仓皇东窜,把他带来的十几万大军,统统交给李定国去“和平整编”。

但对他失败的人生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

在他率着残兵路过安顺时,驻防在这里的马进忠,不仅连迎进去歇歇脚的人情都不给,反而派出一支军队,将他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护卫,又“收”去不少。

而就在孙可望同志兵败如山倒的同时,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武大定的军队,也在昆明城边上演了一幕与交水“大同小异”的故事。

主角张胜同志袭城不成,却被配角马宝、武大定同志袭而擒之,并作为两人的“反正凭证”,献与永历帝。

几天以后,一脸凄凉,一身疲惫的孙可望,终于回到了起兵前的贵阳。尾随而至的,还有刘文秀追来的数万军队。

但这个他经营了几年的家园,也没有给他一丝的“温暖”。

坚决要与他划清界限的贵阳镇守冯双礼,在文秀大军末至的情况下,就大力营造恐怖气氛,搞得贵阳风声鹤唳,一日三惊。

早己草木皆兵的孙可望,实在受不了如此接二连三地打击,趁着神经尚未崩溃,他带着妻儿老小和部分铁杆共四百多人,从贵阳东门逃出。

一路上在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时,各地都深沟高垒、城门紧闭,无情地把他这位昔日无比尊贵的“国主”,拒之于外。

只有个别“良心末泯”的守将,像打发乞丐一样,从城墙上吊下一些“吃食”,对他表示一下“怜悯和安慰”。

他的想法,本意是到湖南暂避一时,卷土重来。但这一厢情愿的计划,立刻被眼前惨酷的现实,无情扼杀。

下一步,路在何方?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盘点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不过三条。

第一条:向历史上最勇于知错就改的廉颇老同志学习,跑回云南,玩一出“负荆请罪”的老把戏,请永历帝、定国老弟看在昔日的情份上,大发慈悲,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他马上,就自我否决了这条路。

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冰火两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脚步便会坚实向前,一旦把千山万壑踩在脚下,真正的对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国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进这样的格局里。

战败孙可望、消灭内部对手、荣登南眀实际“一把手”高位,让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改変。

逐渐地,固执、偏激、唯我独尊,开始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很难接受中国政治上惯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三国演义》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在这篇奏章中,洪老儿将孙可望“由叛到归”的过程,娓娓道来,让读者(内阁成员及皇帝)赏读之余,看到了洪承畴忍辱负重、以守代战,最终促使南明生变的“高大形象”。

当然,在奏章的最后,他也对孙可望“归来”的作用、意义、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绍。

其实,不用洪老儿费心,对“天上忽然掉下个孙国主”,顺治帝简直可以用“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极而泣”的喜悦三步曲来描述!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曾让顺治帝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战争状态一日不停,内地的汉人不甘心做顺民之心,便会一日不死。

因此一度期间,顺治帝已在认真考虑“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想通过让出长江以南的土地,划江而治,以使双方得到相互的认可和生存。

但现在,这种沉闷颓丧的空气,一扫而光。

而对孙可望的“攻心”工作,正式实施。

1657年12月,按“对等”原则,顺治帝下特旨,封孙可望为大清“义王”。

为体现封王的隆重及庄严,顺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副总理级)为正使,礼部尚书(正部级)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副部级)为副使,从京城出发,千里迢迢,赶往湖南,行册封大典。

1658年2月20日,册封大典在湖南长沙举行,“赶来”的省城各界群众,“有幸”目睹了这一难得一见的盛况。

这可是孙可望同志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封王了。

上一次,他拿着“广土众民、兵强马壮”的云南,归附永历,请求封王时,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艰难。

这一次,他土地、兵马、钱粮一无所有,仅靠400多人的资本,却被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地封王,出乎意外,始料不及!

一时间,即将“奔四”的他,竟在册封大典上,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洒泪之后,一种为新主子效犬马之劳的冲天干劲,在孙可望干涸的心田,勃然而生!

但这还不是“攻心”工作的高潮。在封王之后,孙可望在麻勒吉的陪同下,进京陛见。

5月2日,在北京京郊,孙可望受到了“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才可享受的待遇。

以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为首,大清公侯伯等大批“高官”组成的“巨无霸郊迎团”,对其进行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十里郊迎”。

次日,顺治帝在太和殿接见了孙可望,并对其温言抚慰,关爱备至!

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在顺治帝的过问下,孙可望的住房问题、薪资问题、待遇问题,都“优质高效”地得到了解决!

考虑到孙可望远道而来、人地比较生疏,内心比较孤独,生活比较困难,顺治帝特别为其举办了三次高级别的“接风酒会”,并先后赐银一万二千两,锦衣多件、美食多种。

见孙可望转眼成了顺治帝的红人,大清的当朝官员,也争先恐后加入“捧孙团”,促使这位“大清义王”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

吃过了、喝过了、住过了、红过了,这一切之后,就该孙可望“加大工作力度,体现自身价值,积极回报组织”的时候了。

这一点,“义王殿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清军业己开始的进军大西南行动中,他就上窜下跳,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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