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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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 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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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做假造假”,就要严惩造假者。

很快,吴贞毓、张福禄等二十多名“矫诏(伪造圣旨)”嫌疑犯,被“集体双规”。

对这些嫌疑杞犯,郑王两法官毫不客气,老虎凳、辣椒水、大夹棍统统拿来,轮番使用。

见事已至此,吴贞毓、张福禄等人倒也铁骨铮铮,威武不屈!

他们都众口一词地供述了自已“矫诏”的行为,完全是自发行为,与永历帝无任何干系。

取得供词后,孙可望马上以永历帝的名义,做出如下判决。

吴贞毓、张福禄等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行为成立,犯罪后果严重,故必须加以严惩。故首犯吴贞毓,赐自尽(照顾其首席大学士的官面,从轻发落);从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以剐刑;胁从犯蒋乾昌、徐极、杨钟等处以斩刑,立即执行!

此案,共有十八名永历朝官员(含太监)被处死,历史上便称之为“十八先生案”。

定国入卫

随着十八先生头颅的颗颗落地,永历帝与孙可望的权力斗争,不是尘埃落地,而是尘土飞扬。

他一面下旨安慰孙可望那颗“受伤”的心灵,一面锲而不舍地再次派出密使,请求李定国同志,无论如何,排除万难,赶来救自已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密使赶快定国军中时,已是鸿雁南飞的金秋十月了。

虽气候早己由热转凉,但李定国的内心,却仍是夏日炎炎。

自去年底新会兵败以来,他带着自已百战余生的部队,转入南宁地区。边休整疗伤,练兵训马;边联络广东义师,准备三下广东。

但永历帝悲怆的呼救声,把他忧郁的目光,由东边引到西边。

如果永历帝被孙可望“无情迫害致死”,那么,反清复明大业,将失去源泉和动力。

事己至此,赴安龙护驾,便成为李定国最紧迫的任务。

但他也深知,此去安龙,必将和可望兄兵戈相向。

此时的可望,拥军二十万,兵强马壮;而他的士兵,仅存三万,伤痕累累。

若想在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取得护驾工作的胜利,关键的一个字——快!

他下令从全军抽调精锐,组成一支快连应急部队,由自已亲自统领,以24小时不间断的急行军速度,向安龙进发。

三天后,这支部队即赶到田州(今广西田阳)。

田州横亘在广西到贵州之间,有-支孙可望派来拦截李定国的重要军队。

但出定国意外的是,这支军队,竟成为可望兄送来的第一份“大礼”。

两军阵前,不愿打内战的孙可望士兵,站如松柏,静如处子,就是不开弓放箭。

见状,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刘镇国、关有才,只得一逃了之!

李定国下令不得追击两将,并见“好”就收地为这支军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下发二万两白银,作为“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田州事件”让孙可望异常震惊,震惊之余,他马上派出他最看好的大将白文选,赴安龙将永历帝“迎驾(硬架)”到贵阳。

但人与人的看好是双向的,对孙可望肆无忌惮、妄自尊大行为并不看好的白文选,一到安龙,便华丽转身,由“反皇派”变为“保皇派”。

他以安龙地处偏僻,召募民夫不易为名,拖着“迎驾(硬架)”工作就是不办,而专门静候李定国军队的到来。

孙可望在贵阳等的菊花谢了梅花开,就是不见永历帝来“莅临指导工作”。

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他,赶紧派出亲信小将叶应祯,前往安龙,督办此事。

叶小将和白大将的区别,就是他在“反皇保皇”这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维,完全以孙可望的命令,作为自已行动的惟一指针。

因此,叶小将一到安龙,就拿出不可一世的架式,一次次气势汹汹地逼迫永历帝“上路”。

但一次次逼迫,都被白大将“不愠不火”地挡了回去。

1656年1月16日,叶小将听说李定国军已旌旗在望,急得马上带兵入宫,做最后的“逼宫”。

但白大将又在关键时刻显身,再一次率兵赶到,用“文武并举”的手段,制止了叶小将的“狂热行动”。

22日晨,雾霭蒙蒙、天地混沌,忽有十几名骑兵直扺安龙城下,绕城高呼“西府大兵至矣”!

小小的安龙城顿时欢声雷动,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全城!

只有叶小将吓得只身外逃,跑去向孙可望报告这“不幸的消息”。

迎着穿云破雾的朝阳,跋山涉水、坎坷而至的李定国,一身轻松地率军进入了安龙城。

与李定国的相见,是永历帝这一生最激动万分、最真情流露的时刻!

这一刻,聚集了他太多的渴望,太多的思念。一时间,己三十多岁的永历帝,竟对着李定国的面,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因为从这一刻起,他将永远告别风刀霜剑、提心吊胆的日子,获得眼前这个人真诚的帮助和保护。

也许,作为“稀有品种”的君臣情义,只有在这一刻,才能闪现,才能体现。

当哭声停止,永历帝动情地对李定国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

农家子弟出身的李定国,见“天潢贵胄”的永历帝,对自己竟如此诚恳和器重,感动之余,顿生自责。

他双眼含泪,充满深情地回答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本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但却中途而废,辜负陛下期望,就是万死也不能自赎其罪。”

互诉衷肠后,双方的激情开始沉淀,头脑开始冷静。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马上摆在君臣面前,他们将向何处去?

安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呆下去了,这里不但穷乡僻壤,大军居大不易,而且离孙可望的“巢穴”太近,恼羞成怒的孙可望一旦发兵而至,内战将不可避免。

与白文选等人紧急商议后,大多数人的意见,赞成返回云南大后方。

遵从大家的意见,三天后,李定国偕永历帝向云南昆眀进发。

2月11日,大军到达云南曲靖,定国请永历帝在此“驻跸”,自己则先率一支军队赶往昆明“探路采点”。

由于孙可望把大多数军队都调到贵州湖南去了,昆明及其附近的守兵并不多,满打满算也就两万来人。

且统率这些军队的王自奇、贺九义等,谁也无胆量和这位“两蹶名王”的李定国来对阵叫板。

情急之下,有病乱求医的王自奇急忙找刘文秀、沐天波这两位“治世良医”,为他把脉号诊。

刘沐两位给其开出的药方就是——迎接天子入城。

但王自奇仍心念孙“国主”的旧威旧恩,不愿叛之。

就在他犹犹豫豫之时,李定国己兵至城下,并以天子名义下令打开了城门。

事已至此,王自奇只得被刘沐等人裹胁着,被动地出城迎接。

在李定国军队入城几天后,3月26日,永历帝的圣驾,来到昆明。

自云南成为大明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以来,山高水远的昆明,从末有寻常百姓,见过皇帝。

因此,一听圣驾亲临,昆明城万人空巷,无一不想目睹这位真龙天子的“特别风采”。

与弘光帝的肥头大耳,鲁监国的其貌不扬,隆武帝愁容满面,绍武帝的大腹便便相比,永历帝“出落得”仪表堂堂、朱唇皓齿、面如朗月、长髯垂胸,一副标淮的皇帝“胚子”。

姿态万方的永历帝,不但引得昆明各界群众啧啧赞叹,更让大家对“中兴大明”,萌生出无限的向往。

可见呀!一个漂亮的容颜,对任何面试者而言,绝对是一个天然的“通行证”。

对群众的“看好”,饱经忧患的永历帝也很通“人情”,他专门掀起轿帘,任凭百姓“免费观赏”。

并且,他还当即下了一道口谕:“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

在他“开明政策”的引导下,整整一天,昆明城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安居下来的永历帝,立即任命扶纲、雷跃龙为内阁大学士,张佐宸为吏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另外,兵部、刑部、大理寺、詹事府等重要的行政机构全部建立,官员全部敲定。

此举,标志着永历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了,朱由榔同志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皇帝了。

新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刻推出了两项“引人注目”的政策。

一项政策是“弃怨报恩”。

这位被历史上无数人称之为“胆小懦弱”的皇帝,对曾给过他无数个白眼和迫害的王尚礼、贺九义、张虎等人,非但没有以牙还牙,反而以德报怨。

他将王尚礼由固原侯加封为保国公,对仅有军职、没有爵位的王自奇、贺九义、张虎分别封为了夔国公、保康侯、淳化伯。

即使曾经“卖帝求荣”旳马吉翔、庞天义,他也仅仅判了个“隔离审查”(后心理严重脆弱的庞天义服毒自杀,而耐摔耐打的马吉翔则在做出深刻“思想检讨”后,再度起用并加入内阁)。

以德报怨之后,则是得恩报恩。

他一步到位地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使这两位异姓继孙可望的秦王之后,成为明代的另两位一字异姓王(后还加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

接着,封白文选为巩国公。

对那位有献城之功的“老亲戚”沐天波,永历帝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他让老沐同志执掌禁卫军,并给予其有紧急事情可以随时入奏的特权,这等于把自己一半的身家性命,交到他的手上。

另一项政策,就是缓和与孙可望同志的矛盾。

在来昆明的路上,永历帝就从“路边社”听到这样的短讯:“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并看到了一卷卷国俗民丰的画面,这让他对曾经恨之入骨的孙可望同志,有了新的认识。

他渴望能与孙可望同志再续前缘,使其重新回归到他的旗帜下,成为大眀复兴事业的栋梁。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孙可望脆弱的君臣关系。

自进城伊始,他己知道昆明最好的房屋,莫过于孙可望同志为已建造的“豪宅”了,但永历帝并未将其“拿来”使用,而仅拿空闲己久的定北将军艾能奇旧宅,作为皇宫。

对大臣们一份份上表攻击孙可望同志的奏硫,他一律留中不发,对该同志曾有过的不臣之心,也未加任何指责!

对该同志留在昆明的“余孽”,永历帝也不加岐视地“量才使用”。

在他“缓和政策”的引导下,整个云南的政权内部的过度,风雨不兴、波澜不惊!

接下来,就是展开与孙可望同志的直接“对话”了。

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作为自已的特使,携带玺书前住贵阳,希望孙可望同志能以大局为重,摒弃偏见、消除隔阂、重归于好。诚若如此,则承诺其个人政治地位,仍在晋蜀二王之上。

临行前,本己穷得没有多少身外之物的永历帝,还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金篦一枚拿出来,让二位特使转交孙可望同志,以作信物。

两位特使一见孙可望同志,就得到该同志不同的“奖赏”。

张虎,忠心不二,一番亲切的表扬。

白文选,三心二意,一顿猛烈的鞭笞。

善于自保的白文选,在领受鞭笞后,马上表示了“驯服”,并再次赢得了孙可望同志的信任。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造一把反,他却很是胆怯。

毕竟于公而言,人家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他老人家为敌,不啻在自己脸上写下“乱臣贼子”四个大字。

于私而言,他自已的一大家子人,都居住在昆明,一旦造反,全家升天。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吴三桂同志看齐的勇气。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半年后,永历帝派人把他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来了。

这让他很是感激不尽,一度打算与朱由榔陛下“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可望起兵

恰在这时,王自奇同志来了。

王自奇同志这次来贵阳,身份仍为永历帝更高级别的特使。工作职责仅有一项,还是传达永历帝“和解”的善良旨意。

王自奇同志在“消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积极”地完成了一项非本职工作。

他别有用心地对孙可望同志说,现在的李定国、刘文秀,正在有滋有味地上演着“挟天子令诸侯”的续集。

阿Q同志的做事风格是“和尚能摸的,我也摸的”,孙可望同志的做事风格却是“我能摸的,和尚摸不得”。

因此,他对李刘两位兄弟,步自已的后尘,也搞出一个“山寨版挟天子令诸侯”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愤怒。

他可以和永历帝和解,但却不能和这两个异姓兄弟和解。

诛李灭刘的怒火,在他心中开始熊熊燃烧。

但一想到这样一搞,很有可能把自已辛辛苦苦在云南搞出来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他的怒火又暂时平息了。

欲反不能,欲和不甘,在这样反反复复、朝朝暮暮中,五个多月又一晃而过。

昆明这边,见孙可望快一年了,无动于衷,估计其不会犯“神经”起兵了。

于是乎,他们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川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一些地区。

刘文秀调兵出川后,云南昆明的兵力部署,再度空虚。

王自奇马上给孙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之“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作内应。

王自奇的密信,彻底地把孙可望同志,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在昆明中央政府己成立了一年多,人民群众普遍认可这一既成事实时,孙可望同志,却“不合时宜”地起兵造反了。

当然,起兵造反毕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在付诸实施前,孙可望同志,也从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组织上,他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跟着他干“革命”的同志,皆有封赏。

舆论上,他援引大明基本法(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将“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军事上,他抽调湘黔一切可调动的军队,组成了征逆招讨军,由自己任统帅,白文选任大将军,马进忠、张虎、马惟兴、马宝为将领。统率十四万军队,于1657年8月1日誓师出征,向云南杀来。

望着这支足可“投鞭断流”的威武之师,孙可望同志的感觉,异常良好!

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李定国的军队,仅有三万,还不及他的一个零头,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况且,他还有王尚礼、王自奇等人组成的“第五纵队”,在云南准备“里应内合,中心突破”。

这样看来,无论怎样推理,他都是稳操胜券。

以致于志得意满的他,未雨绸缪,专门让人在贵阳打制了三百副铁枷,准备在胜利之日,赠给定国文秀等人“无偿使用”!

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已渡过九年多和平岁月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的刀锋下颤栗。

内战在即,被迫应战的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为防王尚礼在昆明“添堵”,出兵前,李定国即将其所属部队,划拔到自己帐下听用。

做了“光杆司令”的王尚礼,疑事有变,将对孙可望的承诺,拋之脑后,自管自地跑到永昌府躲了起来。

9月15日,双方军队在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并分别驻扎下来。

孙可望的兵,扎营36座;李刘的兵,扎营3座。

即使力量如此悬殊,知道自已军事天赋不及李定国的孙可望,还准备玩一手阴的。

他派出张胜、马宝、武大定,带领一支轻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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