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第51部分

既是“做假造假”，就要严惩造假者。

很快，吴贞毓、张福禄等二十多名“矫诏（伪造圣旨）”嫌疑犯，被“集体双规”。

对这些嫌疑杞犯，郑王两法官毫不客气，老虎凳、辣椒水、大夹棍统统拿来，轮番使用。

见事已至此，吴贞毓、张福禄等人倒也铁骨铮铮，威武不屈！

他们都众口一词地供述了自已“矫诏”的行为，完全是自发行为，与永历帝无任何干系。

取得供词后，孙可望马上以永历帝的名义，做出如下判决。

吴贞毓、张福禄等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行为成立，犯罪后果严重，故必须加以严惩。故首犯吴贞毓，赐自尽（照顾其首席大学士的官面，从轻发落）；从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以剐刑；胁从犯蒋乾昌、徐极、杨钟等处以斩刑，立即执行！

此案，共有十八名永历朝官员（含太监）被处死，历史上便称之为“十八先生案”。

定国入卫

随着十八先生头颅的颗颗落地，永历帝与孙可望的权力斗争，不是尘埃落地，而是尘土飞扬。

他一面下旨安慰孙可望那颗“受伤”的心灵，一面锲而不舍地再次派出密使，请求李定国同志，无论如何，排除万难，赶来救自已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密使赶快定国军中时，已是鸿雁南飞的金秋十月了。

虽气候早己由热转凉，但李定国的内心，却仍是夏日炎炎。

自去年底新会兵败以来，他带着自已百战余生的部队，转入南宁地区。边休整疗伤，练兵训马；边联络广东义师，准备三下广东。

但永历帝悲怆的呼救声，把他忧郁的目光，由东边引到西边。

如果永历帝被孙可望“无情迫害致死”，那么，反清复明大业，将失去源泉和动力。

事己至此，赴安龙护驾，便成为李定国最紧迫的任务。

但他也深知，此去安龙，必将和可望兄兵戈相向。

此时的可望，拥军二十万，兵强马壮；而他的士兵，仅存三万，伤痕累累。

若想在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取得护驾工作的胜利，关键的一个字——快！

他下令从全军抽调精锐，组成一支快连应急部队，由自已亲自统领，以24小时不间断的急行军速度，向安龙进发。

三天后，这支部队即赶到田州（今广西田阳）。

田州横亘在广西到贵州之间，有－支孙可望派来拦截李定国的重要军队。

但出定国意外的是，这支军队，竟成为可望兄送来的第一份“大礼”。

两军阵前，不愿打内战的孙可望士兵，站如松柏，静如处子，就是不开弓放箭。

见状，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刘镇国、关有才，只得一逃了之！

李定国下令不得追击两将，并见“好”就收地为这支军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下发二万两白银，作为“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田州事件”让孙可望异常震惊，震惊之余，他马上派出他最看好的大将白文选，赴安龙将永历帝“迎驾（硬架）”到贵阳。

但人与人的看好是双向的，对孙可望肆无忌惮、妄自尊大行为并不看好的白文选，一到安龙，便华丽转身，由“反皇派”变为“保皇派”。

他以安龙地处偏僻，召募民夫不易为名，拖着“迎驾（硬架）”工作就是不办，而专门静候李定国军队的到来。

孙可望在贵阳等的菊花谢了梅花开，就是不见永历帝来“莅临指导工作”。

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他，赶紧派出亲信小将叶应祯，前往安龙，督办此事。

叶小将和白大将的区别，就是他在“反皇保皇”这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维，完全以孙可望的命令，作为自已行动的惟一指针。

因此，叶小将一到安龙，就拿出不可一世的架式，一次次气势汹汹地逼迫永历帝“上路”。

但一次次逼迫，都被白大将“不愠不火”地挡了回去。

1656年1月16日，叶小将听说李定国军已旌旗在望，急得马上带兵入宫，做最后的“逼宫”。

但白大将又在关键时刻显身，再一次率兵赶到，用“文武并举”的手段，制止了叶小将的“狂热行动”。

22日晨，雾霭蒙蒙、天地混沌，忽有十几名骑兵直扺安龙城下，绕城高呼“西府大兵至矣”！

小小的安龙城顿时欢声雷动，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全城！

只有叶小将吓得只身外逃，跑去向孙可望报告这“不幸的消息”。

迎着穿云破雾的朝阳，跋山涉水、坎坷而至的李定国，一身轻松地率军进入了安龙城。

与李定国的相见，是永历帝这一生最激动万分、最真情流露的时刻！

这一刻，聚集了他太多的渴望，太多的思念。一时间，己三十多岁的永历帝，竟对着李定国的面，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因为从这一刻起，他将永远告别风刀霜剑、提心吊胆的日子，获得眼前这个人真诚的帮助和保护。

也许，作为“稀有品种”的君臣情义，只有在这一刻，才能闪现，才能体现。

当哭声停止，永历帝动情地对李定国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

农家子弟出身的李定国，见“天潢贵胄”的永历帝，对自己竟如此诚恳和器重，感动之余，顿生自责。

他双眼含泪，充满深情地回答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本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但却中途而废，辜负陛下期望，就是万死也不能自赎其罪。”

互诉衷肠后，双方的激情开始沉淀，头脑开始冷静。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马上摆在君臣面前，他们将向何处去？

安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呆下去了，这里不但穷乡僻壤，大军居大不易，而且离孙可望的“巢穴”太近，恼羞成怒的孙可望一旦发兵而至，内战将不可避免。

与白文选等人紧急商议后，大多数人的意见，赞成返回云南大后方。

遵从大家的意见，三天后，李定国偕永历帝向云南昆眀进发。

2月11日，大军到达云南曲靖，定国请永历帝在此“驻跸”，自己则先率一支军队赶往昆明“探路采点”。

由于孙可望把大多数军队都调到贵州湖南去了，昆明及其附近的守兵并不多，满打满算也就两万来人。

且统率这些军队的王自奇、贺九义等，谁也无胆量和这位“两蹶名王”的李定国来对阵叫板。

情急之下，有病乱求医的王自奇急忙找刘文秀、沐天波这两位“治世良医”，为他把脉号诊。

刘沐两位给其开出的药方就是——迎接天子入城。

但王自奇仍心念孙“国主”的旧威旧恩，不愿叛之。

就在他犹犹豫豫之时，李定国己兵至城下，并以天子名义下令打开了城门。

事已至此，王自奇只得被刘沐等人裹胁着，被动地出城迎接。

在李定国军队入城几天后，3月26日，永历帝的圣驾，来到昆明。

自云南成为大明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以来，山高水远的昆明，从末有寻常百姓，见过皇帝。

因此，一听圣驾亲临，昆明城万人空巷，无一不想目睹这位真龙天子的“特别风采”。

与弘光帝的肥头大耳，鲁监国的其貌不扬，隆武帝愁容满面，绍武帝的大腹便便相比，永历帝“出落得”仪表堂堂、朱唇皓齿、面如朗月、长髯垂胸，一副标淮的皇帝“胚子”。

姿态万方的永历帝，不但引得昆明各界群众啧啧赞叹，更让大家对“中兴大明”，萌生出无限的向往。

可见呀！一个漂亮的容颜，对任何面试者而言，绝对是一个天然的“通行证”。

对群众的“看好”，饱经忧患的永历帝也很通“人情”，他专门掀起轿帘，任凭百姓“免费观赏”。

并且，他还当即下了一道口谕：“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

在他“开明政策”的引导下，整整一天，昆明城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安居下来的永历帝，立即任命扶纲、雷跃龙为内阁大学士，张佐宸为吏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另外，兵部、刑部、大理寺、詹事府等重要的行政机构全部建立，官员全部敲定。

此举，标志着永历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了，朱由榔同志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皇帝了。

新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刻推出了两项“引人注目”的政策。

一项政策是“弃怨报恩”。

这位被历史上无数人称之为“胆小懦弱”的皇帝，对曾给过他无数个白眼和迫害的王尚礼、贺九义、张虎等人，非但没有以牙还牙，反而以德报怨。

他将王尚礼由固原侯加封为保国公，对仅有军职、没有爵位的王自奇、贺九义、张虎分别封为了夔国公、保康侯、淳化伯。

即使曾经“卖帝求荣”旳马吉翔、庞天义，他也仅仅判了个“隔离审查”（后心理严重脆弱的庞天义服毒自杀，而耐摔耐打的马吉翔则在做出深刻“思想检讨”后，再度起用并加入内阁）。

以德报怨之后，则是得恩报恩。

他一步到位地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使这两位异姓继孙可望的秦王之后，成为明代的另两位一字异姓王（后还加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

接着，封白文选为巩国公。

对那位有献城之功的“老亲戚”沐天波，永历帝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他让老沐同志执掌禁卫军，并给予其有紧急事情可以随时入奏的特权，这等于把自己一半的身家性命，交到他的手上。

另一项政策，就是缓和与孙可望同志的矛盾。

在来昆明的路上，永历帝就从“路边社”听到这样的短讯：“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并看到了一卷卷国俗民丰的画面，这让他对曾经恨之入骨的孙可望同志，有了新的认识。

他渴望能与孙可望同志再续前缘，使其重新回归到他的旗帜下，成为大眀复兴事业的栋梁。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孙可望脆弱的君臣关系。

自进城伊始，他己知道昆明最好的房屋，莫过于孙可望同志为已建造的“豪宅”了，但永历帝并未将其“拿来”使用，而仅拿空闲己久的定北将军艾能奇旧宅，作为皇宫。

对大臣们一份份上表攻击孙可望同志的奏硫，他一律留中不发，对该同志曾有过的不臣之心，也未加任何指责！

对该同志留在昆明的“余孽”，永历帝也不加岐视地“量才使用”。

在他“缓和政策”的引导下，整个云南的政权内部的过度，风雨不兴、波澜不惊！

接下来，就是展开与孙可望同志的直接“对话”了。

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作为自已的特使，携带玺书前住贵阳，希望孙可望同志能以大局为重，摒弃偏见、消除隔阂、重归于好。诚若如此，则承诺其个人政治地位，仍在晋蜀二王之上。

临行前，本己穷得没有多少身外之物的永历帝，还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金篦一枚拿出来，让二位特使转交孙可望同志，以作信物。

两位特使一见孙可望同志，就得到该同志不同的“奖赏”。

张虎，忠心不二，一番亲切的表扬。

白文选，三心二意，一顿猛烈的鞭笞。

善于自保的白文选，在领受鞭笞后，马上表示了“驯服”，并再次赢得了孙可望同志的信任。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造一把反，他却很是胆怯。

毕竟于公而言，人家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他老人家为敌，不啻在自己脸上写下“乱臣贼子”四个大字。

于私而言，他自已的一大家子人，都居住在昆明，一旦造反，全家升天。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吴三桂同志看齐的勇气。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半年后，永历帝派人把他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来了。

这让他很是感激不尽，一度打算与朱由榔陛下“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可望起兵

恰在这时，王自奇同志来了。

王自奇同志这次来贵阳，身份仍为永历帝更高级别的特使。工作职责仅有一项，还是传达永历帝“和解”的善良旨意。

王自奇同志在“消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积极”地完成了一项非本职工作。

他别有用心地对孙可望同志说，现在的李定国、刘文秀，正在有滋有味地上演着“挟天子令诸侯”的续集。

阿Q同志的做事风格是“和尚能摸的，我也摸的”，孙可望同志的做事风格却是“我能摸的，和尚摸不得”。

因此，他对李刘两位兄弟，步自已的后尘，也搞出一个“山寨版挟天子令诸侯”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愤怒。

他可以和永历帝和解，但却不能和这两个异姓兄弟和解。

诛李灭刘的怒火，在他心中开始熊熊燃烧。

但一想到这样一搞，很有可能把自已辛辛苦苦在云南搞出来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他的怒火又暂时平息了。

欲反不能，欲和不甘，在这样反反复复、朝朝暮暮中，五个多月又一晃而过。

昆明这边，见孙可望快一年了，无动于衷，估计其不会犯“神经”起兵了。

于是乎，他们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川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一些地区。

刘文秀调兵出川后，云南昆明的兵力部署，再度空虚。

王自奇马上给孙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之“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作内应。

王自奇的密信，彻底地把孙可望同志，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在昆明中央政府己成立了一年多，人民群众普遍认可这一既成事实时，孙可望同志，却“不合时宜”地起兵造反了。

当然，起兵造反毕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在付诸实施前，孙可望同志，也从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组织上，他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跟着他干“革命”的同志，皆有封赏。

舆论上，他援引大明基本法（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将“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军事上，他抽调湘黔一切可调动的军队，组成了征逆招讨军，由自己任统帅，白文选任大将军，马进忠、张虎、马惟兴、马宝为将领。统率十四万军队，于1657年8月1日誓师出征，向云南杀来。

望着这支足可“投鞭断流”的威武之师，孙可望同志的感觉，异常良好！

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李定国的军队，仅有三万，还不及他的一个零头，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况且，他还有王尚礼、王自奇等人组成的“第五纵队”，在云南准备“里应内合，中心突破”。

这样看来，无论怎样推理，他都是稳操胜券。

以致于志得意满的他，未雨绸缪，专门让人在贵阳打制了三百副铁枷，准备在胜利之日，赠给定国文秀等人“无偿使用”！

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已渡过九年多和平岁月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的刀锋下颤栗。

内战在即，被迫应战的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为防王尚礼在昆明“添堵”，出兵前，李定国即将其所属部队，划拔到自己帐下听用。

做了“光杆司令”的王尚礼，疑事有变，将对孙可望的承诺，拋之脑后，自管自地跑到永昌府躲了起来。

9月15日，双方军队在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并分别驻扎下来。

孙可望的兵，扎营36座；李刘的兵，扎营3座。

即使力量如此悬殊，知道自已军事天赋不及李定国的孙可望，还准备玩一手阴的。

他派出张胜、马宝、武大定，带领一支轻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