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第39部分

虽然给了这支满八旗重大的杀伤，但最终焦琏还是被打败，无可奈何地退守桂林。

打败了焦琏，这支满八旗又在勒克德浑的带领下，跑到道州又找另一支南明政府军——曹志建部“切磋武艺”。

曹志建部比焦琏部差得更远，交战不到五日，道州便告失守。

济尔哈朗在湖南、广西打了一阵后，发现自已的对手中，单单少了一个曾在全州、桂林，给了清兵重大杀伤的郝永忠。

郝永忠同志到那里去了呢？

郝永忠同志打陈友龙的“秋风”去了。

在奉何督师之令揍陈友龙部过程中，永忠同志发现陈部不仅“人软好打”。

而且还发现，该部存在私设“小金库”，且库中的资金特别充裕的“腐败现象”。

这对穷得叮当乱响的郝部，非常地具有吸引力！

他于是乐此不疲着追着陈永龙乱跑，从湖南追到广西，再从广西追到贵州。

先将陈友龙的不法钱财抢光分净后，又把该同志杀人灭口。

正在分金分银正忙的时候，闻到钱味儿的阿哈尼堪，率着一支满八旗忽然“登营造访”。

措手不及的郝永忠部，被打得落荒而逃，新到手的“不义之财”，也丢了大半。

逃回广西庆远的郝永忠，这才知道，欣赏他的恩公——何腾蛟，已经黯然辞世，他转眼成为永历朝堂上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瞿式耜以其擅杀陈友龙，挑起内战为由，上疏公开指责郝永忠为“大明叛逆”，不允许地方政府为其部提供任何物资供应。

郝永忠发现自已在永历帝的统治范围内，已无容身之地，只得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部队离开广西。

其后，郝部一路飘泊，辗转西进，最后终于在夔州地区与“大顺老兄弟”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成为著名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半年的时间里，济尔哈朗统领的这支满洲军队，打败了南明朝所有能打的将领，再一次把永历王朝逼上绝路。用自己“战无不胜”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他们不愧是17世纪“最优秀的骑兵部队”。

但就是这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1649年七月的仲夏季节里，却像潮水般地向北一路退去。

不但济尔哈朗退去了，在这之前的五六月间里，占领江西的谭泰、何洛会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区”里，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武装”。

这是在“四星殒落”后，一愁未展的永历朝，接到的最大喜讯了。

南明将领中，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将领，焦琏、曹志建、马进忠、王进才、赵印选、胡一青，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无需动员、无需命令，这些将领，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地收复了全州、永州、武冈、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复到1648年十月前的态势。

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三晋烽烟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

在接下来讯问中，已撕破脸皮的冯铨，对“行贿人”姜瓖的态度，比满人主子刚林还要恶劣。

等刚林、冯铨二人的“双簧”戏，己经把姜瓖整得磕头认罪时，觉得火候已到的多尔衮，就开始塞给他一个甜枣，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仍可往事不究，还镇大同。

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赏”的多尔衮，以为通过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让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错了，从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畏惧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为曾经懦弱的人，就永远没有反抗；不要以为曾经无耻的人，就永远没有尊严。

被蔑视、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浆”，已一点一滴在心底累积！

时间指向了1648年，这一年，在遥远的南国，同为汉人将军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抗之火，已把满洲贵族烧得焦头烂额。

11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又来给大清添堵，率兵犯边。

对“少数民族兄弟”的骚扰，多尔衮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他立即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等近支亲贵，领兵镇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但这件事，却冲跨了姜瓖“遵纪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蒙古的某个小部落生活困难了，来内地抢点东西“过渡过渡”，这事搁在明末，实在是一个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清军这次却“大动了干戈”。

对这一举动，姜瓖的解读是：多尔衮已察觉了他的“犯罪企图”，要抢先对他下手了。

大同地区的清朝行政官员，也以支援这次军事行动为借口，对境内的百姓，急如星火地征集粮草，让民众是怨声载道。

这种愤怒的情绪，又通过军属同志们的热情宣传，很快就传导到大同的军营里，让军队上下，也弥散着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

起事的时机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总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连姜瓖也没想到，他这一挑头，会激起全山西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冲天巨浪”。

由于土地贫瘠、生活苦寒，自明朝中叶起，就不断有山西人，或走西口，或闯关东，去蒙古和满洲换取一份生活的保障，由此和满洲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原的冶铁、晒盐等“高科技”，也由山西人传播到了白山黑水之间。

清军入关后，山西商人还承揽了大清的政府采购、军粮运输、皇庄经营等一笔笔“大宗业务”，与政府及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但少数商人的“获利感恩”的思想，并不能取代山西广大民众“失利反抗”的态度。

因对南方和陕西的频繁用兵，军费开支成倍增长，清朝中央政府的“减税”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文。

“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惠，黄纸骗人才。”挨近北京的山西，权利没有享受多少，义务却要大量地承担。这让本来就在明末战争中大量失血的山西，更加痛苦不堪，难以忍受。

同时，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山西人纤弱的身躯里，依然沉淀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在这块黄土地上，即使莽撞无知的村夫，他也能感到“剃发易服”的痛楚；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在仰慕“忠义千秋”的关圣；即使白发苍苍的老翁，他也能讲述杨家将血染疆场的故事；即使是不满三尺的幼童，他也能理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文化的力量，看似柔弱，却很刚强；

信仰的决心，看似无形，却很长久。

在大同反正后，同为晋北的朔州、浑源等地率先响应。

接着，晋西北的明朝退伍军官万练在偏关，刘迁在代州也发动起义，分别带领义军攻克了宁武、岢岚、保德、繁峙、五台等太原以北的县城。

12月底，阿济格在给多尔衮的秘密报告中，不无悲哀地称：“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在接到姜瓖“反叛”的消息后，多尔衮一是震惊，二是傻眼。

震惊是他没料到，他压根没有高看过一眼的姜瓖，竟然也还会挑头扛起“反抗大清”的大旗；

傻眼是大同与北京仅距300多公里，叛军的骑兵完全可以朝发夕至，直扑北京，而偌大的京城，现在几乎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手头基本上是无兵可用了！

没办法，一向趾高气傲的多尔衮，只得放下身段，派出特使，向姜瓖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切都是“误会”惹的祸，只要姜瓖卸甲来归，大清将既往不究，照旧恩养。

但姜瓖此时己经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的矛盾，决非他一人和清廷的矛盾，而是千千万万山西人和清廷的矛盾，根本不是他与多尔衮两人订一个“个人协议”，就能够解决了的。

因此，他这一次，挺直了腰杆，断然拒绝了多尔衮的解释和引诱，决心做一次历史的“排头兵”，用鲜血和生命，来找回做人的自尊。

靠舌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靠拳头来解决了！

多尔衮只得主动沉下身子，从全国各地，挖空心思地去“找兵”平叛。

他先从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拼凑起一支队伍，让敬谨亲王尼谌领着，会同阿济格一起，在晋北先建立一堵“防火墙”，阻止姜瓖向外圹展。

但大同的“多骨诺”效应，仍山西在延续。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多尔衮，只得在1649年2月，带了一支队伍，“一征”大同。

但他的这次亲自出马，并没有带来“马到成功”的效果，山西人民并不畏惧这位名震天下的摄政王，全省各地的起义浪潮，依然是——“后浪推前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多尔衮在大同城下毫无进展之时，忽然接到一个令他伤心欲绝的消息——他的同母弟弟多铎，己染上可怕的天花，即将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另一个就是这个弟弟多铎。

比起另一个同母哥哥——头脑简单、桀骛不驯的阿济格来，心思缜密、言听计从的弟弟多铎，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倚重。

方寸大乱的多尔衮，已无心恋战，准备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去和这位可爱的弟弟，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亲自来到大同城下，隔着城墙与姜瓖对话，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和诚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与大清再续前缘。

面对“情深深、话绵绵”的多尔衮，姜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在降清以来，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让战场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自己的“劝降会”，变成了敌人的“控诉会”，这显然不是多尔衮同志所期待的结果。

尴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给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谈判的大门就此关上。

在多尔衮因私废公返回北京后，山西民众自发自愿的起义，一日千里，在晋中、晋南、吕梁等地区，不断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晋”，在民众大起义中，郑名标攻占汾阳、胡国鼎啸聚潞安，陈杜、张斗光克复泽州、牛光天进兵平顺。

连在崇祯朝“饱受唾骂”的大学士李建泰，也在家乡曲沃，出资建军，共襄义举。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会太原、晋南重镇临汾和盂县、崞县等少数县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义军的手中。

更让汉族人民欣喜，满洲贵族沮丧的是，起义已“走出山西，迈向全国”，正源源不断地向临近的陕西、河南等省份“输出革命”。

虽然与永历王朝相隔千山万水，各地的义军政权，都承认永历帝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姜瓖是他们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文＇形势的发展，使多尔衮只能暂时忘掉“丧弟”之痛，投入到紧张的“反革命”工作中来。

＇人＇他紧令在江西战场“春风得意”的谭泰、何洛会停止向广东进军，迅速回师，守卫京城。

＇书＇他速令佟养量，接替“玩忽职守”的耿焞，出任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