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第37部分

因为这将意味着，不但来自东边的危胁消除了，而且广西广东连为一体后，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将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永历帝带领着他的班子，由广西南宁起程，向广东进发！

在路上，他下诏封李成栋为广昌侯，佟养甲为襄平伯，升耿献忠为兵部尚书。

在桂林时，大学士瞿式耜等向永历帝提醒：“若朝廷迁至广州，势必为反正官员操纵，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一句话吓醒梦中人，想想在武冈刘承胤那里，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日子，心有季悸的永历帝，马上改变了到大城市广州，谋求发展的念头。

他以“还于故都，居中指挥”的名义，“英明果断”地将此行的终点，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庆。

虽然隐隐约约感到了怀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报国决心的李成栋，还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驾”。

1648年8月1日，永历帝带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终于回到了故都肇庆。

李成栋率广东的“反正高干”及社会贤达，于郊外迎候并朝见天子。

粗中有细的李成栋，考虑到永历帝远道而来，囊中羞涩，便在宫中预先淮备了一万两白银，以备皇帝赏赐之用。

看到白银的永历帝，想起了武冈被“索饷”的经历，心中陡然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

第二十五章　昙花一现

“病变”的政权

李成栋在广东反正后，南明永历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由广西一隅，迅速扩张到广东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几百万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灿烂的阳光下，过上了“穿我汉家衣，复我汉家发”，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

但这种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南明的百姓就发现，在永历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幸福指数，实在是降低降低了！

为啥？

因为在南明的社会生活中，令人恼火的“三多”现象，正一点点侵蚀着百姓的利益，剥夺着百姓的幸福。

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历帝回驾肇庆，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各种“作官势力”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

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或自夸有“组织地下抗清运动”的功劳，或自称有在敌人面前有“忠贞不二”的气节，或自表有“反正救国”的贡献，请永历政府在对他们在表彰奖励的同时，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为扩大“选民”的基础，永历政府对这些人才闯开大门，来者不拒。

结果，弘光朝“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丑剧，又一次在永历朝上演。

二是“为国奉献”的机会多。

南明百姓发现，自从“大明旗帜高高飘扬”在身边的那一刻起，他们“为国奉献”的机会，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机会多了。

因为“反正三巨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都是外来户，本身都没带多少兵来。

尤其是李成栋，他征服广东主要依靠的，仅是自已的四千“秦军”，和郑芝龙的降兵。

自从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郑芝龙降兵，在施福、施琅带领下，跟他连声“bey—bey”都没说，就跑到福建投郑成功去了！

没办法，为了完成“中兴大明”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这“三巨头”只能实行本土大征兵。

在大征兵运动中，金王两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万兵，李成栋则分两次征了近四十万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尔名”，赣粤的父老乡亲，忽然有了一个“拿起武器，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

征了兵，还得提供后勤保障呀！

这“三巨头”只能继续开动国家机器，又从民间，先后征发“民夫”二百多万人次。

汉族人不够征了，就征少数民族的，反正“爱国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从老百姓的家里，无偿地征收了弓刀、铳炮、火药、盔甲、骡马等大量作战物资。

官多兵亦多，必然会催生下“第三个多”——税多。

养活大小“干部”需要钱、打仗需要钱。

另外，对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啬了，多少也应给点皇室经费吧（每年六万两白银，确实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钱的结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家家纳税，户户捐输。

南明“群众”的日子，过得很苦，南明“干部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因为他们，不久就无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躯体上，三个严重的“病变组织”，正在快速地长大、扩展。

第一个“病变组织”——“各自为政”。

永历王朝不算大的地盘，实际被八个强人分割着。

李成栋管着广东（含海南岛）及广西梧州，金声桓、王得仁拥有江西大部，何腾蛟占着湘中湘南，堵胤锡据着湘西。

瞿式耜名义上统揽广西军政，但行政范围却仅局促于桂林，广西的其余部分，则被陈邦彦霸着。

郑成功，则是孤悬在福建同安、厦门的两块“飞地”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只奉朔，不奉诏。

这些“独立自主”小政权的存在，使永历“全国一盘棋，打败多尔衮”的口号，就只能停留在书面计划上，直到最后被“全国另一盘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个“病变组织”——“君权旁落”。

“君权旁落”这个问题，是一个需“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

如果君权，旁落到了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手里，那对国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头，继续掰脚指头数吧！

永历帝的君权，恰恰就旁落到一个类似严嵩的人——“小阴谋家”马吉翔的手上。

跟随永历帝一路逃难的马吉翔，本来是一个有过犯罪纪录的小官。

但因该同志具有极强的协调联络能力，天生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历帝的青睐和信任。

永历帝以“护驾有功”，封马吉翔为文安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使，使其逐渐成为南明国内，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动的“第一人”。

对于这一点，连现在南明的“第一强人”李成栋，也“身”有感触。

李在隆庆朝见永历帝时，为显示自已“尊君爱君”的诚意，专门将广东全省及广西梧州的官员名单，造册一份，交于皇帝。

他想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治下各级官员的任用、更换，完全将由永历帝“乾纲独断”。

但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能够“乾纲独断”的，并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边，那个掌握着签字“一枝笔”的马吉翔。

一日上朝，马吉翔对他说：“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将领反正有功，准备予以封赏，请把名单拿来，我来操作。”

李成栋郑重其事地开出了名单，呈递给马吉翔。

马吉翔为显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当着李的面，挥毫泼墨，“缮写奏疏封进”。

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永历朝的党争，主要两党之争。

一党由“东来的反正功臣”组成，该党外有军人李成栋撑腰，内有虎头袁彭年、虎皮刘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时魁、虎爪蒙正发充当打手，一时间兵强马壮，锐不可挡。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楚党”。

另一党为“西归的扈驾元勋”组成，外有霸占广西的陈邦彦、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为援，内有宠臣马吉翔、“技术太监”庞天寿（善长造火炮那位）、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掌权，力量虽逊，却个个身处中枢机关，实力也不可小觑。

因其中吴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吴党”。

瞿式耜、何腾蛟本来是两个“无党派”人士，但因长期受陈邦傅、堵胤锡挤压，只得投到楚党的门下，寻求庇护。

在“道德层面”上，楚党认为吴党是小人当政、搅乱朝纲、祸国殃民；而吴党则认为楚党曾剃发降清，属朝秦暮楚、为臣不忠、为人不贞的狡猾之徒。

前期两党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兵马、钱粮及地盘。

后期两党相争的核心，是如何开展与农民军（大顺、大西军）的合作上，楚党主张“纯洁阶级队伍”，宣扬与农民军“合作无用论”；吴党则主张不择手段，一定要把“农民兄弟们”拉到抗清的这条船上来，用“农民兄弟”的胸膛来挡住清军的马刀。

就其是非对错而言，前期的楚党，对多于错，后期的吴党，公大于私。

就其斗争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党得势，盛气凌人；后期是吴党崛起，反攻倒算。

争来斗去，结果仍还是对应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多尔衮终于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起大清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最后将吴楚两党“一网打尽”！

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人，寿命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那么，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政权呢？

四星殒落

一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病变”，必然会带来军事上的“溃烂”，最终导致这个政权丧失“生机”。

永历朝军事上的“溃烂”，在金声桓于1648年3月，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就略显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后，王得仁率的北伐军，二月底就占领了九江地区。若顺江而下，就可朝发夕至，直攻南京。

但让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内，还有一头“笼中之虎”——赣州，没有消灭，其随时都有可能出来伤人。

是先东征南京，还是南取赣州，成为这次军事会议，亟需解决的难题。

大多数与会人士，都主张先取南京、尔后号召东南。

至于小小的赣州，现在正在首鼠两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东南一定，赣州自然不战而下。

惟有刚被封为“五省总督”（总督川、陕、鲁、晋、豫五省）的黄人龙同志提出异议。

黄人龙同志说：“当年宁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为忽视了南边的赣州，结果就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背后捅了一刀，功败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的金声桓。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声桓亲自统率二十万“新建赣军”，水陆并进，直扑赣州。

刚平静了半年的赣州，一下子又被战争搅得热闹起来。

在赣州的决策层中，坚决不投降，愿意与金声桓大军死磕到底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一把手”——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另一个是“二把手”——清赣州守将高进库。

其余的“高层人士”，则都在“边观察、边思考”，想等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

刘武元不降，是因为他是辽东人，来赣州纯属“裸身做官”，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了。

高进库不降，是因为他和金声桓曾经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过，知道对方是几斤几两的角色，所以坚决不打算上金声桓的“造反船”。

但金声桓这次，可是打着“光复大明”的旗号来赣州的，这一点，对赣州的汉族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战争说到底，就是让这边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

如果赣州的老百姓，不愿去打金声桓带来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俩的，除了审判台，就只有断头台了。

得想办法激起这边的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的愿望。

刘武元、高进库很快就有了“着眼点”，他们把半年前金声桓军队攻打赣州时，烧杀抢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后，派人迅速写成了一张张“大字报”，在赣州满大街地张贴。

赣州百姓那一块块还没有愈合的伤疤，在一张张“大字报”面前，很快就裂开了。恐怖与仇恨的“病毒”，在民众中大规模传染开来。

赣州百姓决定在刘、高两位长官的领导下，不讲明与清，只论善和恶，坚决不能让金声桓这帮无恶不做的“害人精”，再次踏进赣州城半步。

“种善得善，播恶得恶”，金声桓没想到，半年前的“作恶纪录”，会招来今日赣州百姓，无比凶狠的刀剑和无比强烈的炮火！

赣州是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老百姓的拼死抵抗，结果是赣州攻坚战打了一个半月，金声桓一无所获。

金声桓认为，他打不下赣州的原因，是军中江西兵庇护赣州老乡兵的缘故。

于是他下令在九江作战的王得仁，带“老部队”到赣州前来增援。

闰四月初一，王得仁带着“十万军队”赶到，同金声桓一起，对赣州发起新一轮的“狂攻乱打”。

但这种“群殴战术”并没有取得多少明显的效果，赣州城仍是“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不动，反而在闰四月二十二日深夜，赣州守军主动出城，发动了一次忽袭。

在这次忽袭中，王得仁意外地中炮受伤，攻城大军的士气，更加低落。

金王两人，只得再次改变战术，对赣州采取长期围困，准备用“饥饿疗法”，让赣州屈服。

在水泄不通的围困下，赣州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涨到四十两白银一石。

守军也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开始杀马充饥。

当七月到来的时候，饥饿的赣州，已变得气息奄奄。

赣州的抵抗，为清军顺利南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月1日，南下清军在谭泰的指挥下，占领了守备空虚的九江。

7月初，清军逼进省会南昌。

见“老巢”有失，金声桓、王得仁只得下令停攻赣州，全军撤退。

被摁住打了四个月的赣州，终于有了“出气解恨”的机会，全军出城，对金、王的后卫部队猛追猛打。

待金王两人率军返回南昌时，江西的战场形势，已发生全面逆转。

清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明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御。

王得仁在南昌近郊的七里街，与清军展开激烈地会战，被打败后，悻悻地退回南昌。

7月10日，清兵包围了南昌，先分兵四出，扫清外围，切断该城与附近州县的联系。

然后，清军进行了猛烈地攻城，但都被守军顽强地击退。

尝到了“坚城铁拳”的清军，也“抄袭”起了金王两人曾在赣州使用过的战术——围城，准备用饥饿做“利器”，来拖跨南昌。

南明历史上最残烈的围城战——南昌围困战上演了。

最先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是南昌郊外的汉族平民。

这些汉族平民在满人统帅谭泰眼中，完全可以视同为敌国之民，无需怜悯，无需保护！

炎炎烈日之下，这些无辜的平民被集体抓来，不分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