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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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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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将意味着,不但来自东边的危胁消除了,而且广西广东连为一体后,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将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永历帝带领着他的班子,由广西南宁起程,向广东进发!

在路上,他下诏封李成栋为广昌侯,佟养甲为襄平伯,升耿献忠为兵部尚书。

在桂林时,大学士瞿式耜等向永历帝提醒:“若朝廷迁至广州,势必为反正官员操纵,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一句话吓醒梦中人,想想在武冈刘承胤那里,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日子,心有季悸的永历帝,马上改变了到大城市广州,谋求发展的念头。

他以“还于故都,居中指挥”的名义,“英明果断”地将此行的终点,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庆。

虽然隐隐约约感到了怀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报国决心的李成栋,还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驾”。

1648年8月1日,永历帝带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终于回到了故都肇庆。

李成栋率广东的“反正高干”及社会贤达,于郊外迎候并朝见天子。

粗中有细的李成栋,考虑到永历帝远道而来,囊中羞涩,便在宫中预先淮备了一万两白银,以备皇帝赏赐之用。

看到白银的永历帝,想起了武冈被“索饷”的经历,心中陡然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

第二十五章 昙花一现

“病变”的政权

李成栋在广东反正后,南明永历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由广西一隅,迅速扩张到广东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几百万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灿烂的阳光下,过上了“穿我汉家衣,复我汉家发”,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

但这种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南明的百姓就发现,在永历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幸福指数,实在是降低降低了!

为啥?

因为在南明的社会生活中,令人恼火的“三多”现象,正一点点侵蚀着百姓的利益,剥夺着百姓的幸福。

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历帝回驾肇庆,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各种“作官势力”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

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或自夸有“组织地下抗清运动”的功劳,或自称有在敌人面前有“忠贞不二”的气节,或自表有“反正救国”的贡献,请永历政府在对他们在表彰奖励的同时,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为扩大“选民”的基础,永历政府对这些人才闯开大门,来者不拒。

结果,弘光朝“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丑剧,又一次在永历朝上演。

二是“为国奉献”的机会多。

南明百姓发现,自从“大明旗帜高高飘扬”在身边的那一刻起,他们“为国奉献”的机会,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机会多了。

因为“反正三巨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都是外来户,本身都没带多少兵来。

尤其是李成栋,他征服广东主要依靠的,仅是自已的四千“秦军”,和郑芝龙的降兵。

自从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郑芝龙降兵,在施福、施琅带领下,跟他连声“bey—bey”都没说,就跑到福建投郑成功去了!

没办法,为了完成“中兴大明”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这“三巨头”只能实行本土大征兵。

在大征兵运动中,金王两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万兵,李成栋则分两次征了近四十万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尔名”,赣粤的父老乡亲,忽然有了一个“拿起武器,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

征了兵,还得提供后勤保障呀!

这“三巨头”只能继续开动国家机器,又从民间,先后征发“民夫”二百多万人次。

汉族人不够征了,就征少数民族的,反正“爱国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从老百姓的家里,无偿地征收了弓刀、铳炮、火药、盔甲、骡马等大量作战物资。

官多兵亦多,必然会催生下“第三个多”——税多。

养活大小“干部”需要钱、打仗需要钱。

另外,对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啬了,多少也应给点皇室经费吧(每年六万两白银,确实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钱的结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家家纳税,户户捐输。

南明“群众”的日子,过得很苦,南明“干部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因为他们,不久就无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躯体上,三个严重的“病变组织”,正在快速地长大、扩展。

第一个“病变组织”——“各自为政”。

永历王朝不算大的地盘,实际被八个强人分割着。

李成栋管着广东(含海南岛)及广西梧州,金声桓、王得仁拥有江西大部,何腾蛟占着湘中湘南,堵胤锡据着湘西。

瞿式耜名义上统揽广西军政,但行政范围却仅局促于桂林,广西的其余部分,则被陈邦彦霸着。

郑成功,则是孤悬在福建同安、厦门的两块“飞地”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只奉朔,不奉诏。

这些“独立自主”小政权的存在,使永历“全国一盘棋,打败多尔衮”的口号,就只能停留在书面计划上,直到最后被“全国另一盘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个“病变组织”——“君权旁落”。

“君权旁落”这个问题,是一个需“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

如果君权,旁落到了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手里,那对国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头,继续掰脚指头数吧!

永历帝的君权,恰恰就旁落到一个类似严嵩的人——“小阴谋家”马吉翔的手上。

跟随永历帝一路逃难的马吉翔,本来是一个有过犯罪纪录的小官。

但因该同志具有极强的协调联络能力,天生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历帝的青睐和信任。

永历帝以“护驾有功”,封马吉翔为文安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使,使其逐渐成为南明国内,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动的“第一人”。

对于这一点,连现在南明的“第一强人”李成栋,也“身”有感触。

李在隆庆朝见永历帝时,为显示自已“尊君爱君”的诚意,专门将广东全省及广西梧州的官员名单,造册一份,交于皇帝。

他想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治下各级官员的任用、更换,完全将由永历帝“乾纲独断”。

但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能够“乾纲独断”的,并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边,那个掌握着签字“一枝笔”的马吉翔。

一日上朝,马吉翔对他说:“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将领反正有功,准备予以封赏,请把名单拿来,我来操作。”

李成栋郑重其事地开出了名单,呈递给马吉翔。

马吉翔为显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当着李的面,挥毫泼墨,“缮写奏疏封进”。

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永历朝的党争,主要两党之争。

一党由“东来的反正功臣”组成,该党外有军人李成栋撑腰,内有虎头袁彭年、虎皮刘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时魁、虎爪蒙正发充当打手,一时间兵强马壮,锐不可挡。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楚党”。

另一党为“西归的扈驾元勋”组成,外有霸占广西的陈邦彦、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为援,内有宠臣马吉翔、“技术太监”庞天寿(善长造火炮那位)、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掌权,力量虽逊,却个个身处中枢机关,实力也不可小觑。

因其中吴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吴党”。

瞿式耜、何腾蛟本来是两个“无党派”人士,但因长期受陈邦傅、堵胤锡挤压,只得投到楚党的门下,寻求庇护。

在“道德层面”上,楚党认为吴党是小人当政、搅乱朝纲、祸国殃民;而吴党则认为楚党曾剃发降清,属朝秦暮楚、为臣不忠、为人不贞的狡猾之徒。

前期两党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兵马、钱粮及地盘。

后期两党相争的核心,是如何开展与农民军(大顺、大西军)的合作上,楚党主张“纯洁阶级队伍”,宣扬与农民军“合作无用论”;吴党则主张不择手段,一定要把“农民兄弟们”拉到抗清的这条船上来,用“农民兄弟”的胸膛来挡住清军的马刀。

就其是非对错而言,前期的楚党,对多于错,后期的吴党,公大于私。

就其斗争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党得势,盛气凌人;后期是吴党崛起,反攻倒算。

争来斗去,结果仍还是对应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多尔衮终于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起大清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最后将吴楚两党“一网打尽”!

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人,寿命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那么,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政权呢?

四星殒落

一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病变”,必然会带来军事上的“溃烂”,最终导致这个政权丧失“生机”。

永历朝军事上的“溃烂”,在金声桓于1648年3月,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就略显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后,王得仁率的北伐军,二月底就占领了九江地区。若顺江而下,就可朝发夕至,直攻南京。

但让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内,还有一头“笼中之虎”——赣州,没有消灭,其随时都有可能出来伤人。

是先东征南京,还是南取赣州,成为这次军事会议,亟需解决的难题。

大多数与会人士,都主张先取南京、尔后号召东南。

至于小小的赣州,现在正在首鼠两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东南一定,赣州自然不战而下。

惟有刚被封为“五省总督”(总督川、陕、鲁、晋、豫五省)的黄人龙同志提出异议。

黄人龙同志说:“当年宁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为忽视了南边的赣州,结果就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背后捅了一刀,功败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的金声桓。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声桓亲自统率二十万“新建赣军”,水陆并进,直扑赣州。

刚平静了半年的赣州,一下子又被战争搅得热闹起来。

在赣州的决策层中,坚决不投降,愿意与金声桓大军死磕到底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一把手”——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另一个是“二把手”——清赣州守将高进库。

其余的“高层人士”,则都在“边观察、边思考”,想等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

刘武元不降,是因为他是辽东人,来赣州纯属“裸身做官”,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了。

高进库不降,是因为他和金声桓曾经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过,知道对方是几斤几两的角色,所以坚决不打算上金声桓的“造反船”。

但金声桓这次,可是打着“光复大明”的旗号来赣州的,这一点,对赣州的汉族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战争说到底,就是让这边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

如果赣州的老百姓,不愿去打金声桓带来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俩的,除了审判台,就只有断头台了。

得想办法激起这边的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的愿望。

刘武元、高进库很快就有了“着眼点”,他们把半年前金声桓军队攻打赣州时,烧杀抢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后,派人迅速写成了一张张“大字报”,在赣州满大街地张贴。

赣州百姓那一块块还没有愈合的伤疤,在一张张“大字报”面前,很快就裂开了。恐怖与仇恨的“病毒”,在民众中大规模传染开来。

赣州百姓决定在刘、高两位长官的领导下,不讲明与清,只论善和恶,坚决不能让金声桓这帮无恶不做的“害人精”,再次踏进赣州城半步。

“种善得善,播恶得恶”,金声桓没想到,半年前的“作恶纪录”,会招来今日赣州百姓,无比凶狠的刀剑和无比强烈的炮火!

赣州是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老百姓的拼死抵抗,结果是赣州攻坚战打了一个半月,金声桓一无所获。

金声桓认为,他打不下赣州的原因,是军中江西兵庇护赣州老乡兵的缘故。

于是他下令在九江作战的王得仁,带“老部队”到赣州前来增援。

闰四月初一,王得仁带着“十万军队”赶到,同金声桓一起,对赣州发起新一轮的“狂攻乱打”。

但这种“群殴战术”并没有取得多少明显的效果,赣州城仍是“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不动,反而在闰四月二十二日深夜,赣州守军主动出城,发动了一次忽袭。

在这次忽袭中,王得仁意外地中炮受伤,攻城大军的士气,更加低落。

金王两人,只得再次改变战术,对赣州采取长期围困,准备用“饥饿疗法”,让赣州屈服。

在水泄不通的围困下,赣州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涨到四十两白银一石。

守军也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开始杀马充饥。

当七月到来的时候,饥饿的赣州,已变得气息奄奄。

赣州的抵抗,为清军顺利南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月1日,南下清军在谭泰的指挥下,占领了守备空虚的九江。

7月初,清军逼进省会南昌。

见“老巢”有失,金声桓、王得仁只得下令停攻赣州,全军撤退。

被摁住打了四个月的赣州,终于有了“出气解恨”的机会,全军出城,对金、王的后卫部队猛追猛打。

待金王两人率军返回南昌时,江西的战场形势,已发生全面逆转。

清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明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御。

王得仁在南昌近郊的七里街,与清军展开激烈地会战,被打败后,悻悻地退回南昌。

7月10日,清兵包围了南昌,先分兵四出,扫清外围,切断该城与附近州县的联系。

然后,清军进行了猛烈地攻城,但都被守军顽强地击退。

尝到了“坚城铁拳”的清军,也“抄袭”起了金王两人曾在赣州使用过的战术——围城,准备用饥饿做“利器”,来拖跨南昌。

南明历史上最残烈的围城战——南昌围困战上演了。

最先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是南昌郊外的汉族平民。

这些汉族平民在满人统帅谭泰眼中,完全可以视同为敌国之民,无需怜悯,无需保护!

炎炎烈日之下,这些无辜的平民被集体抓来,不分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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