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惊天裂变终于开始了！
江西反正
参与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军区司令（正副提督）金声桓、王得仁。
金声桓，辽东人，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一个部将，在明亡时，已做到了总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梦庚向阿济格降清时，金声桓也一同投降。
多尔衮对明朝投降过来的武装集团，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囚主而用仆”的方针政策。
于是，降清后，左梦庚被带回北京，“恩养”起来。
而金声桓，则带领手下来到江西战场，充当炮灰。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外号“王杂毛”，年少时候，为混一口饭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为大顺朝的“做大做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自成同志牺牲后，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济格，并也被派到了江西，成为金声桓的副手。
一条东北汉子，一条西北汉子；一个曾经“保政府的”，一个曾经“反政府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传奇人生。
在江西，这两个“最佳搭档”，不费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后攻抚州、吉安、广昌、袁州、赣州等十一府，擒杀了永宁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消灭及整编了大批南明军队。
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后，这两人觉得有资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了。
他俩联合上书，要求大清中央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出发，授与他们“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目睹南明“枪指挥党”怪异现象的多尔衮，自然不会把江西的行政权、用人权拱手相让，让这块地方在这两人手中，蜕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的小王国”。
他三下五除二地驳回了两人的“无理要求”。
当然，为了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心，他还是把这两位的官职，由镇守江西的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的总兵官，算是由“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
但同时，多尔衮也做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所有事关剿抚等重大事项，必须与该省的巡抚、巡按会商后方可执行；会商意见不一致的，要报告给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同志，做最后的裁定！”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到这个意外结果的金王两人，大失所望，可劲地痛骂多尔衮“刻薄寡恩”。
怒火，正静悄悄在金王两人心中积压、酝酿，就差一个爆发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与清军三年多的并肩作战中，俩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满人的实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神，只不过象一头贵州驴子————技止此耳罢了！全州大捷就很好证明了这点。
二是各地汉人“反清之意未灭，复明之心不死”，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风起云动、天下响应！
俩人相信，时势造英雄，自已完全可以，做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引导汉族人民，去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新政府”。
就在这时，江西巡抚、巡按这两个可恶的上司，又很不识相地给他们添了一把火。
金王两位在收取江西时，凭借暴力抢夺，在战争中，迅速积累了巨额的“灰色财富”。
“见人发财，分外眼红”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不时胁迫这两位司令向他们“行贿买平安”。
在私欲得不到满足时，章董就偷偷整点这两位的黑材料，时不时向多尔衮打份小报告。
这回，章董又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他们，要求两位出点血——捐银三十万两，作为军费。
这不是要他们出一点血，而是要他们流一大摊血。
这个无理要求，气得王得仁副司令“声如嘶吼，目睛皆出”。
大官逼小官，小官不得反，反他娘的。
1648年1月27日，金王两位司令先发制人，在南昌宣布江西改旗易帜，反清复明。
同时他们使用暴力专政手段，迅速逮捕了大清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多名高官。
对于这些捕获的高官，两位司令是这样处理的。
“首恶犯”章于天，有制炮专业特长，免死，升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为新政府制造新式火炮；
“协从犯”董学成、迟变龙等，只会当官，无专业、无特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正后，金声桓自封豫国公、王得仁自封建武侯，请出了在弘光朝被“下岗”，回老家新建闲住的原大学士姜曰广，让其重新“上岗”，并主持新政府的全面工作。
南昌有一半多的政府在职官员，先后参加了这场“反正运动”。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江西的吉安、饶州、袁州等地的官员，纷纷响应，宣布脱离黑暗的清政府，回归光明的明政府。
清朝在江西的地盘，一下子只剩下了赣州和广昌两府。
金王两人派出代表，秘密联络广西的永历政府。
实现成功对接后，江西便奉永历正朔，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就是向何方进军，打败清军，收复河山，“多快好省”地建成大明永历帝国了。
经过会商，金王制定了“两步走”的进军计划。
第一步：北上拿下九江；
第二步：沿江东下，直取南京，迎永历帝还都，以政治上巨大的轰动效应，带动全国人民一起反正。
第一步计划，由于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各地官员的“蜂拥归附”，提前实现了。
到二月末，王得仁的军队已顺利接管九江、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区，成功控制了长江中段航道。
在这一区域的辐射作用下，邻近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人民，按捺不住“保家复国”的热情，纷纷扛起了大刀长矛，背起了土枪弓箭，加入到起义队伍的洪流中来。
清朝在这两省的统治，顿时冰消雪融，趋于瓦解。
武昌告急！江南告急！大清帝国告急！
面对遍地反抗的烽烟，来不及做过多反思的多尔衮，紧急调兵遣将，于1648年3月25日开始了艰难的“武叛平叛”。
他调动的兵马，共有三路。
第一路是驻京八旗，由征南大将军谭泰、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位均为满族）统领，赶往安徽的安庆，会同降将刘良佐部，由北向南进攻。
第二路是南京驻军，由江南总督马国柱率领，溯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会合。
第三路是湖南的平南军，由孔有德等三王率领，率主力由湖南回防武昌，镇压湖北各地的民众暴动，确保长江以北省份的平安。
孔有德接令后，立即从湖南撤军。
撤军时，见人心思乱，就干脆将降清的“刘铁棍”、傅上瑞等“投降人士”全部杀掉，让这些曾经“很识时务”的家伙，即使当了一回汉奸，也没有保住那颗可怜而可卑的“项上人头”。
孔有德的主力一撤，在湖南九溪卫蛰伏的堵胤锡率先行动，率马进忠部进攻湘北重镇常德，并顺利攻取之。
“刘铁棍”被杀后，他的部下归陈友龙统领。这位本不情愿降清的“爱国将领”，便利用这一难得大好形势，带领全军反正，并先后占领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
与此同时，在广西“蜗居”了半年的何腾蛟，也借第二次桂林大捷的余勇（第二次桂林大捷，是指1648年3月，何瞿等人再次在桂林，打败由湖南进犯的清军，此役歼敌人数超过从前的桂林、全州两次大捷），收复了一月份“不小心”丢失的全州，使永历王朝在广西的疆土，又再一次归于完整。
尔后，何腾蛟信心百倍地率领得胜之师，跨过湘桂边境，开始实施其梦寐以求的“全面复湘”计划。
江西、广西、湖南等省份的“量变”，又促使广东发生了“质变”。
那个曾经双手沾满江南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李成栋，也带领广东各界人士，宣布脱离清朝，反正归明！
广东反正
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与金、王两人相比，是“表相近、实相远”。
因为从表面看来，李成栋反正的原因，的确是多尔衮的赏罚不公。
在以往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在暴力镇压汉族反抗的战争中，随处可见李成栋“忙忙碌碌”的身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有他，“长汀弑君”“岭南血案”中也有他，在他的身边，汇聚着千千万万汉族人不屈的冤魂。
他曾仅率四千余众，就横扫东南沿海，克江苏、战福建、取广东、攻广西，射杀了隆武帝，活捉了昭武帝，逼得永历帝团团乱转，为大清王朝疆土的“开拓”，社会的“安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多尔衮看来，是一只走投无路、摇尾乞怜的“狗”，需尽的义务罢了。
虽然李成栋是一只有些能力、有些功劳的“狗”。但对于“它”的奖励，多尔衮认为：不必多，一根“骨头”而已！
因此，多尔衮在论功行赏时，就仅仅只给了李成栋一个“两广提督（两广军区司令）”的职务，而把那顶光彩照人的两广总督帽子，戴在了随军“政委”————佟养甲的头上。
要知道，在一路南下的浴血征战中，“佟政委”仅仅带了一百亲兵，在战争中担当的角色，不过是执行一下“特殊勤务”（监视李成栋）罢了！
当然，“佟政委”能得到这个职务，不仅仅是“特殊勤务”搞得好，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
佟养甲，辽东人，由于他的同族兄弟佟养正，早早就叛明降金，导致了一大家子，曾受到了大明政府“冷酷无情的迫害”，不是被杀，就是被囚。
佟养甲本人，就曾被关在山海关监狱服刑，后几经疏通，才得以戴罪释放。
重获自由后的他，隐姓埋名，浪迹江湖。
为了谋生，他投到左良玉的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需官。
清军入关后，他终于咸鱼翻身、时来运转，不但恢复了真名实姓，而且还光荣“入旗”，并很快成为大清帝国上层建筑中，一个亮光闪闪的“零部件”。
因为有过“早年深知世事艰”的痛苦经历，所以即使在当上了两广总督后，对李成栋这位能力实力“双优”的下属，佟养甲依然是礼敬有加，两人表面上的关系基本融洽。
所以，尽管对多尔衮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但当金王两人在江西反正的消息传来，李成栋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命人在粤赣边界上严防死守，阻止“祸水北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汉族社会各界，是不会忘记李成栋同志——这棵“伟岸大树”的。
金王两人首先一次次派出策反人员，对他进行耐心地说服工作。
同时，广州城中的何吾驺（原崇祯朝大学士、隆武朝首辅）与降清的广东布政使袁彭年，也秘密成立了“工作小组”，暗中不断活动，配合金王的策反人员，对李成栋进行反正的“心理疏导”。
想到清军入关后对同族人民的屠杀、奴役和掠夺，想到自已曾经的“助纣为虐”、恶行累累，李成栋胸膛中那颗“汉族之心”渐渐复舒，反正的念头正一点点在心中萌发。
但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无法向外人道来的顾虑。
这就是自已的母亲、幼儿等家人，以及辛苦半生抢来的万贯家财，都在千里亡外的松江府，且正处于清政府严密的“保护”之下。
如果自已一旦反正，那这一切都将玉石俱焚，化为乌无。
就在他“去留两徘徊”之际，两位亲人的苦谏，彻底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个亲人，是他的干儿子李元胤。
这个干儿子，是李成栋在河南时，收养的一个孤儿。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是很容易偎依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杀人如麻的李成栋也不例外。
对这个干儿子，他一直就有一种超越血缘的亲情。除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外，学习也没放松，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没耽误过对这个儿子的培养教育。
他曾请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对这个孩子施以严格的家教。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李承胤读过的书，无非就是那一册又一册的儒家典籍。
但就这让人诅咒了上千年的四书五经，承胤同学，却从中读出了其真正的内涵。
这内涵就是——丈夫处世、仁义为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因为教育有引导内心方向的力量，李元胤对于父亲的降清，曾经是那么地耿耿于怀，闷闷不乐。
在“九州生气放风雷、万马齐奔势可喜”的非常时刻，他大义凛然地对着父亲慷慨陈词：
“我华夏从少康至今，三千余年，虽时有衰微，但终能屡仆屡起，继而复兴；我大明深仁厚泽，远过唐宋；我先帝又为国捐躯，天下敬仰……”。
“现在，金声桓将军在江西揭竿而起，所向披靡，焦琏将军又血战收复两广七郡；天子虽居广西一隅，但将相拥戴，舍身相随……”
“这些都说明我大明不死、大汉不亡，父亲如果起兵响应，事成则封侯拜将，事败也忠义千秋！”
李元胤同学发自肺腑的一席话，竟说得李成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就在李无胤言犹在耳时，李成栋的另一个亲人——爱妾赵氏，则直接举行了“尸谏”，用生命的代价，为这次策反工作，划上了悲壮的句号。
赵氏，是从松江府，千里迢迢，赶来与李成栋鹊桥相会的。
在自北向南一路行途中，赵氏目睹的，是一幕幕鲜血沥沥的残像；耳闻的，是一声声人心思汉的呼声！
“家妇亦知亡国恨，愿效子归滴血花”，团聚之夜，赵氏在一五一十，讲述完路上的所见所闻后，便劝自己的丈夫，效法江西，担当起天下的兴亡。
李成栋说道：“一旦起兵，不但你生死难料，且松江的百口家人，立马化为冤魂，你让我如何是好！”
赵氏闻之漠然，夫妾一夜无眠。
次日，在李成栋外出之际，赵氏写下血书，拔剑自刎。
血书中，赵氏最后一次规劝丈夫——驱逐异族，光复汉疆！
闻讯而来的李成栋，伏尸大哭。
哭罢，他对前来吊唁的部下叹道：“难道我等七尺男儿，反不及一妇人乎？”
至此，他已身无退路，心无旁鹫！
1648年4月15日，几度犹豫、几度彷徨后的李成栋，终于在广东举起义旗，正式与满清政府一刀两断。
在他反正后的一个月内，他松江的百口家眷，全部被清政府杀害；巨额家产，也没收殆尽。
李成栋反正时，对自己的“欢喜冤家”——佟养甲，颇为关爱。
不但不杀，还把这次反正功劳的一部分，挂在了佟的名下，每次发布文告政令，都拉上这位“政委”一同署名。
李成栋的确是个能力实力“双佳”的特殊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广东是全境反正，没有出现像江西赣州那样的“钉子户”。
李成栋反正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广东地方政府与永历中央政府的关系。
他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投降后对清政府的态度如此，反正后对永历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他不但第一时间派出使者，向永历帝汇报广东反正情况，而且请皇帝陛下移跸广州，所需费用，一概由广东承担。
对于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永历帝先是“莫名惊诧”，然后就是“莫名狂喜”。
因为这将意味着，不但来自东边的危胁消除了，而且广西广东连为一体后，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将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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