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看今朝,郑芝龙心中的怨恨,如腾腾烈火,足以把那个当年哄骗自己的博洛烧成一根木炭。
人生啊!就像一列只能向前行驶的列车,不慎于初,必悔于终。
可爱的郑芝龙同志,虽然反省错误的过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您老应该欣慰地看到。
在东南沿海,您那个最有出息的儿子——郑成功,在抗清的大舞台上,已经“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了。
郑成功抗清
博洛在“绑架”郑芝龙后,就开始拿着他的信四处招摇撞骗。
别说,郑老大的信还真管用,在这一页白纸黑字的召唤下,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全部降清。
但却有一个郑芝龙“至亲至爱”的人,撕破他的招降信,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清的道路。
这个人,就是郑芝龙混血的大儿子——郑成功。
郑成功,生于1624年(天启四年)7月14日,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七岁以前随母亲田川氏居住在日本。
教育学家说:童年,是人一生的开始,她会影响人一生的性格。
七年多日本童年的生活,给郑成功的一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让我借用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著作——《菊与刀》,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这个美国学者说,日本人象菊又象刀,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刚愎自用又从谏如流;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既固步自封而又敢于接受新鲜事物……
虽然仅仅是短暂的七年,但这些“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基因已深深植根于郑成功的血脉之中,直至影响他的一生一世。
在郑成功八岁时,已是大明海军司令之一的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郑森。
接郑成功回国,目的就是让他接受国内更先进的教育,以免在日本这块“文化荒漠”里虚掷年华。
在随后的岁月里,郑芝龙为这位长子,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
另外,作为靠海盗事业“发家致富”的成功人士,郑芝龙不但让郑成功要“文明其精神”,而且还要“野蛮其体魄”。
郑成功也很理解父亲的这份苦心,所以,除了文化课之外,舞剑驰射等“体育项目”,也无不精通。
22岁那年,郑成功进入大明南方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读书。
☆‘文‘☆;
☆‘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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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在国子监兼职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他写的文章就赞扬道————“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后来,钱谦益还主动收郑成功为自己的学生,并给其起了一个别字——大木。
大木者,国家之栋梁、社稷之伟器。
钱谦益的愿望没有落空,当弘光朝覆灭,隆武朝建立时,郑成功已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与隆帝帝“面对面”受到的那几句鼓励,对“说尽人间谎言无数”的皇帝大人来讲,或许这只是一次逢场作戏的演出。
但对于郑成功来说,却换来他一生至死不渝的回报。
以至他举起义旗,写信遣责降清的父亲时,曾这样写到: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
这封信,比起吴三桂那份“声嘶力竭”的告父书,更少了一份虚情,多了一份真意。
郑成功虽然举起了义旗,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却不少,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自己缺少统军挂帅的能力,二是缺少与他一同真心战斗的士兵。
在隆武朝,他虽然曾奉命与傅冠出分水关,收复江西,但真正与清兵刀枪相向的战斗经验,却少之又少。
这个时候,与郑成功秉持同一理想的叔叔郑鸿逵来到了他的身边,成为他坚定的引路人。
他们叔侄俩来到南澳,开始用丰厚的家资来召蓦士兵。
那些清朝的“持不同政见者”、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志士、天不收地不管的海盗,纷纷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之下。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郑成功已成功拥有数千名身经百战的士兵。
郑成功的“不安分行为”招致了清军野蛮的报复。
1646年11月,他们攻进了郑成功的家乡安平镇,在例行的烧杀抢掠后,还奸污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
这位刚烈的日本女性随之愤而自缢!
闻讯后的郑成功痛不欲生,他赶回了被清军劫掠一空的家乡,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并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母亲的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
在安葬完母亲后,他来到文庙,脱下所穿的儒服,焚之一炬。
对着圣德巍巍的孔子塑像,他慎重发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
因为他从此坚信:儒生的竹笔不能抵御武士的马刀,文教的力量难以抗衡野蛮的侵略。惟有和入侵者一样拿起刀枪,才能拥有生存的可能和尊严!
如果说他以前的举义只是为了“国恨”,那么,自今天这一刻起,他又增添了刻骨铭心的“家仇”!
为了能以牙还牙、以血洗血,他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647年7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8月,他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
1648年,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5月,再围泉州。
一连串的进攻进攻再进攻,使郑成功逐步崭露头脚,成为一颗抗清战线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的身边,东南沿海的抗清队伍正汇聚成一支让清廷胆战心寒的力量。
鲁监国抗清
在郑成功招兵买马、徐图自强时,在闽浙沿海,当年逃亡到海上的鲁监国,已重返大陆,并把“抗清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1646年6月,鲁监国在张名振这位“忠实粉丝”的保护下来到舟山群岛,请求“岛军区司令”黄斌卿予以接纳。
前面说过,这个黄司令的“行为做派”一如梁山前期的白衣秀士王伦,永远包藏着一颗“忌贤妒能、惟我独尊”的祸心,曾为了其一己之私,在背后黑了鲁监国手下的重臣王之仁。
但对张名振这一行人,黄司令虽然借口舟山是隆武朝的地盘,拒绝鲁监国入城,但却没有“再黑掉”,他在舟山主城外划出一块地盘,允许这些落难的人们暂时“借住”。
黄司令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他和张名振是一对“儿女亲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亲面。
唉,任何时候,有关系就是好办事啊!
鲁监国、张名振就这样在岛上居住了三个月,听潮起潮落,观日升日落,常等闲,白了青年头。
驻守金门、厦门,仍未降清的永胜伯郑彩慧眼识珠,从茫茫人海中发现了鲁监国独特的利用价值。于是在这年的九月派出定海将军周瑞率400艘兵船夹到舟山群岛,接处境困难的鲁监国由浙入闽。
但郑家的老大郑芝龙已决定降清,知道此事后,就派人通知郑彩小堂弟,请他把鲁监国“包装”一下,当作见面礼赠送给清军统帅博洛。
但郑彩对降清不感兴趣,为防止郑芝龙背后“捣乱”,他把“货真价实”的鲁监国藏了起来,另找个了长相相似的人作为“水货”,摆在那里等郑芝龙来“处理”。
由于博洛的鲁莽和短视,降清后的郑芝龙很快被“绑架”北上,鲁监国再次吉星高照,成功逃过一劫。
博洛在靠郑芝龙的一纸书信招降了其十多万人马后,认为福建己进入了“和平建设期”,不久就率南征军打道回京了。
南征军一撤,清军在东南沿海的兵力顿时捉襟见肘。
这时,鲁监国的“独特作用”开始显示。
因隆武帝已经“壮烈驾崩”,独苗一根的鲁监国一复出,就立刻成为了闽浙两省抗清联军共同尊奉的“精神领袖”(郑成功同志除外,他依然奉干爹隆武为正朔)。
而这时闽浙两省的广大民众,对清朝新政府的“暴虐统冶”已经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各处点燃了抗清的熊熊烈火。
清朝在这里的“暴虐统冶”统治主要有三个方面:
1、自然是那个旨在阉割汉族男人气节的“剃发令”。
2、各界民众翘首企盼“轻徭减赋”的美事并没有出现,相反为应付旷日持久的战争,新政府反而加大加重剥削的力度。
3、大批清兵借“清乡安民”之名,行“扰乡害民”之实,每次清军下乡之日,便是百姓受苦之时,烧杀抢奸等“恶性犯罪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些起义民众的配合下,鲁监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
1647年1月,鲁监国在福建长垣誓师,封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东阁大学士熊妆霖为太子太傅,提督杨耿、总兵郑联都率部加盟。
誓师后的当月,鲁监国的军队就收复了海南岛的海口。2月,又收复海澄。
7月,鲁监国御驾亲征,号召东南各省的大明子民发动武装起义,以迎王师。
一时间,闽浙大地“远近响应,义军飙发”!
7月4日,一支拥立鲁监国的义军攻克建宁,后又连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县。
8月,鲁监国亲率的军队又攻克连江,10月,又收复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
截止1648年3月,打着鲁监国旗号的福建各地义师,已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个县,对省城福州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架式。
为尽快攻克这个大城市,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鲁监国亲临城外的闽安镇,指挥攻城。
每当好戏上演到高潮时,总会有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从而把戏从高潮拉回低潮。
这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鲁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和高层人士的斗争两个问题上奏响。
基层政权的建设上,出现了各地义师自行建立政府,自主任命官吏,自由收取赋税,自发进行军事行动的局面。
这就导致鲁监国的国境内————“干红火、无效益”。
因为鲁监国的中央政府无法管理、控制这些基层政权,也就使鲁监国既无法集中财力办大事,也无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高层人士的斗争上,主要起因是鲁监国的“恩公”郑彩同志渐渐露出了“骄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想再次导演“郑芝龙操纵隆武帝”的续集————玩鲁监国于股掌之上。
“路见不平有人吼”,实在看不下去的大学士熊妆霖、义兴侯郑遵谦自愿加入到维护“皇权”的活动中去,与郑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这场条件不对等的斗争结果却是:熊大学士被暗杀,郑侯爷被“包了粽子”(五花大绑后投入大海)。
听此噩耗的鲁监国,发出一番“忠臣被杀,如断手足,生之何益”的哀嚎后,准备投海自尽,追随两位先烈的英魂而去。
郑彩一见自己精心储备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就要自爆,赶紧出面劝阻。
在一阵好言好语的抚慰下,鲁监国狂躁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
想到肩负的使然任重道远,他决定忍下这口气。
但最后的底线还是要保持的,这就是————严厉追查肇事者。
郑彩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就有十名“肇事者”被查获,并即刻被处以“磔刑”。
经此事后,鲁监国对郑彩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
远在北京的多尔衮,一看博洛同志这一走,闽浙大地又变成了“牛鬼蛇神舞翩跹”的世界,只好再次组成南征军。由礼部侍郎陈泰(满族,名字为音译)、董阿赖(满族,名字为音译)、李延龄等统领,于1647年11月出发赶往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进行“反攻倒算”。
而此时的福建,鲁监国和郑成功正把“不合作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双方是“鼓声相闻”,却“打死也不相往来”。
这就给南征清军的各个击破提供良好的“可乘之机”。
1648年3月下旬,南征的清军进攻建宁,城中兵寡粮稀,守将王祁向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成功请求援助,郑成功表示了承诺。
但结果是直到4月4日建宁城被攻破,王祁战死,郑成功是既没有派战斗队来“给力”,也没有派运瑜队来“送粮”。
得到建宁后的南征清军又朝第二个目标猛烈冲刺。
这个目标,就是南明大学士刘中藻领导的义军。
刘中藻同志是福建义军首领中佼佼者,他领导的军队收复了福建及浙江的福安、罗源、景宁等八县,建立起一块统冶区域相当可观的“解放区”。
但这块“解放区”在清军的猛冲猛打,以及其它义师“隔岸观火”的情况下,陆续沦陷。
悲观失望的刘中藻同志选择了自杀成仁!
完成两个目标后的清军又向第三个作战目标——解福州之围冲刺。
福州城下的攻防战此时己呈现“围城”状态,里面的清军打不出来,外面的明军打不进去。
南征清军的加入一下改变了这一状态,得到援助的清军跃跃欲试,准备对围城的明军实施反包围。
见摘不到桃子反而可能被暴揍的鲁监国,只得下达了对福州的撤围令,全军向东退却。
进入福州的清军以此地为中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很快收回了被义军“解放”的广大福建地区,把鲁监国由“一国之君”,逼到闽浙交界的沙埕地区,无奈地当起了“游击司令”。
真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
正当鲁监国连“游击司令”也快当不下去时,他的“忠实粉丝”张名振于1649年6月攻克了闽浙沿海的健跳所,并把鲁监国接来“团聚”。
在健跳所刚刚过了一段安定生活的鲁监国,忽然接到一封让他又好笑又好气的求援信。
信是“昔日恩公,今日仇敌”的郑彩同志写来的。
他向鲁监国哭诉郑成功在背后搞他,趁他在抗清前线浴血奋战之际,派兵袭击其弟郑联,占领自己的老巢厦门。
现在他请鲁监国伸张正义,和他联合起来,打败郑成功,收复厦门。
但鲁监国可没有“以德报怨”的高尚情怀,有的,只是“追打落水狗”的优秀品格。
他给郑彩玩了一招“笑里藏刀”,在表面答应派兵援助的同时,却暗地里发兵包围了郑彩的部队,并将其全部缴械收编。
失去枪杆子的郑彩同志立刻变成了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几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还是去亲戚郑成功那里混碗饭吃。
他知道,如果直接去找年轻气盛的郑成功办这件事,那么成功的几率接近于零。
他采用曲线迂回的办法,找到了郑成功的奶奶黄老太太,请他去为自已说情。
在黄奶奶的撮合下,郑成功同意郑彩这个老同志脱下军装,转业为民,到厦门来养老。
郑彩同志就这样窝窝囊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让他日后感到欣慰的是,郑家几个赫赫有名的兄弟中,就他混了个“自然死亡”。
鲁监国虽然趁人之危,无偿收购了郑彩的“剩余资产”,但日子过得也很不幸福。
这是因为,健跳所这地方实在太小太落后了!
在这块隶属于浙江临海县的小小卫所里,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吃穿基本靠抢,前途嘛,基本靠想。
想来想去,鲁监国手下的“二把手”张名振同志,又盯上了被“儿女亲家”黄斌卿霸占的舟山群岛。
1649年9月,他们浩浩荡荡开进了舟山群岛,宣布鲁监国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要求与这位仍打着隆武朝旗号的“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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