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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文化部的同志，两年前，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始批判文化部，毛主席说文化部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实际上已证明毛主席所讲的，文化部是修正主义的部，指的是陆定一、周扬、齐燕铭、夏衍等人所管的文化部。
六四年文艺改革，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表面敷衍实际反对，六五年整风，他们又蒙混过关，当时的领导不是好人，是在陆定一、周扬的领导下。另一方面，北京是彭真领导的，表面上和文化部不一致，实际上他们暗中合作，把文化部搞得乌烟瘴气。毛主席的许多指示不传达，他们的文件经刘、邓一批就下发。
改组文化部，也是毛主席的主张，我支持。当时考虑，文化部份由解放军来搞为好，现在看来文化部无存在必要，除了电影局和一些业务局外，其他的由政治机关领导就行了。当时改组，调解放军同志，陆定一通过中央组织部，向解放军要人，找到肖望东。这个人政治上不太强，担任文化部长，实际上不够条件，我问陈毅同志，他也说不太行，因为解放军支持，就调来了。
这里陆定一是否和安子文、罗瑞卿有什么默契那时不知道，现在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不是适当人选，他的几个助手也不行，如石西民，上海市委，华东来的，也不行。从华东第一任调夏衍，夏衍是三十年代人物，调他离开上海，打破他那一伙，始终让他担任党组书记（这句话没有听清楚）。后来调徐平羽，也不行，石西民也不行，在柯庆施领导下，他可干些工作，但到文化部不行，赵辛初是湖北省委书记，做农村工作有些见解，但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也不行，班子不强。调来一个一军的政委，后来当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颜金生，两年前搞机关革命，推荐他来的，他搞军队机关革命有些经验，但到文化部不适合。这个班子是陆定一组织的，不是强班子，当时正赶上陆定一把持中宣部，从未认真地搞文化部革命，领导班子不强，有若干问题。
故在去年春天，肖望东提出增强文化部，我们那时就想从解放军调人加强文化部，因为文化部有许多群众团体，十个协会，问题成堆需要一批人，当时中央讨论了的，要一千五百人来加强文化部各级机构和各单位。这一决定是中央决定的，也报告了主席，派干部加强文化部，至于到文化部干什么，那是中宣部、文化部的事，得到中央指示，总政很热心，从沈阳、南京军区、各军种、兵种、各总部调来了一批干部，调来时已经是六月份了，陶铸兼宣传部长，陶铸、肖望东直接负责这件事，目的是达到加强，改造文化部的各直属机构、直属单位。不是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调来的，但调来以后，正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了，好像和工作组有点联系了，但实际，目的、任务不同。
另一批是搞文化大革命的，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北京市委改组，北大改组，许多学校、机关、工厂要求派工作组，北京市彭真、刘仁领导十七年，北京市和各机关厂矿的领导，新市委无法搞清，革命造反者未起来，很难搞清，在北京市的各级领导中，彭、刘的党羽仍暗中活动，派工作组是一般的客观要求，我们到南方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讲，工作组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一看，刘邓未重视，陶铸也未重视，纷纷派是六月中下旬，从军队调了很多人，参加学校、工厂、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有的还直接带队，到处有工作组，这是受当时的空气的影响，未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和前途，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未把主席的指示认真对待，形成一条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你们两部份工作组客观上受影响，你们是奉命调来文化部的，虽然是解放军，但是来工作的。第二部份人是调来参加工作组的，不管是那一部份，你们都接受党的决定。马上就离开岗位。特别是后一部份，命令一下就上了前线，未得到应有的学习和提高。这两部份同志是忠实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主观上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好的，你们担负的任务是党的决定，尽管因错误路线影响犯了错误，但不能因此把这个忠实执行党的决定，这个组织纪律性抹杀。如各单位群众有怀疑，全军文革应出来负责解释。我站在中央负责岗位上，应给你们回答。第二类的文化革命工作组也担负工作任务的，因担负文化大革命，也类似工作组。本来是两个目的来的，时间性纠集在一起，当时刘邓制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一种受文化部的影响，因文化部也坚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受影响，由于个人政治修养、锻炼不同，都或多或少地执行了，直接作工作组的，和新市委、各部机关、厂矿一样，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
没有这样作的，没有执行错误路线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以前是吴冷西搞的，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既接受彭真又接受陆定一领导，他是彭、罗、陆、杨集团的走卒，主席对吴冷西多次批评过，他没有改变，过去是邓拓，邓拓影响未肃清，胡乔木同志也有许多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观点，影响了人民日报，主席经常批评人民日报写不出好东西，写不出马列主义的真货色，实际上人民日报也是重新改组的，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不仅在国内，国际上也出名，因为有许多反修文件是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名义写的，实际上绝大部分不是人民日报写的，是伯达同志写的，是康生同志和搞理论的同志写的，人民日报来个大改组，象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改组，把旧的推翻了，是两个报社的青年造反派把它推翻的。人民日报由伯达同志挂帅组织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五月卅日进去的，六月一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从那时以后就改观了，七个多月，变成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报纸，发表了很多好文章，有些是基本上好的，也有的有缺点，但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主席思想通过它来宣传，因为伯达同志挂帅，彻底改组，从解放军报调来一些编辑，一改组工作组的名义就撤销了，伯达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他到杭州听了主席的指示，主张一定时候就撤，这个工作组不能说是执行了反动路线，伯达同志六月下旬提出撤工作组的建议遭到刘邓的反对，陶铸也支持刘、邓。除这个工作组外，北京市的其他工作组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故工作组组员多少受到影响，因此，从解放军调来的同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一来就犯了这个错误，这个问题责任不应由你们来负，即使是工作组组长，也不由你们来负，你们和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同，地方同志的工作组，他们本来就熟悉情况，他应反映群众的情绪，对上面的错误应加以抵制。你们是新来的，不论是文化部的，各工作组的和工厂的，都是走马上任，面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发展很快，来势很猛，精神毫无准备，当时我两次不在北京，一次出国，一次到杭州，但总的情况是了解的，对你们是有点突然袭击，没有精神准备，没有物质准备，八个字应说：走马上任，毫无准备。因此，你们所犯的错误，是当时的中央决定的，如搞排队，反干扰，六一八事件，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最多的发生在六月中旬几乎没有一个学校没有事件，我曾了解几个学校，都有事件，清华有无解放军（答：无，但后来王任重派了联络员）。以后工作组撤退，一部分人留下叫联络员，是变相工作组，支持筹委会继续把错误搞下去，这是客观情况。主观上也不能说他们没有错误。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任何人均应在革命大风浪中千锤百炼，否则你们就会和军队未调出来的同志一样，没有七个月的经验平平谈谈。有的也可能未碰到，有的也可能碰到，如机关的。但军以下就碰不多了，这次碰到大风浪，多次起伏，六、七两个月，刘邓制造的，陶铸支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通过十一中全会，揭开了公布了十六条，毛主席的大字报。八、九两个月不少地方有改变，中央轰了以后，各地还很不理解，有的地方非常抵抗，各省市委、各部委，有些学校，厂矿继续抵抗的是多数，做的事不是支持左派。满足于多数派，也就是保守派愿支持错误领导赞成不彻底的自我批评过堂式的检查，浮皮潦草，不是站在少数派也就是革命派方面支持彻底的自我批评，因此影响了你们。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制定反动路线的司令部，打响了中央改组了。但主席担心各省市各部委是否经得起炮打呢？林彪同志在开幕会上也讲过，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觉悟。因为十一中全会的时间很短，而集中又是批判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二十多年了，有许多的错误。对邓小平没有多少批评，会后常委开了一些生活会，才揭得较深，但是少数同志参加的。
有些地方把群众斗群众也作为文斗，作为辩论，把文斗说成辩论，个别武斗的也说成辩论，当然是错误的，二十八个省市，包括中央各单位，均未认识，八、九月份红卫兵从地平线上出来了，主席接见了，从学校冲向社会，冲向全国，各级领导更被动了，更是毫无准备。八月初就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学校已提出，经过八、九月份还不认识。
故十月份又提出两条路线斗争，先后发表了红旗社论十三、十四、十五期阐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半节，各省市、各部委思想均未通，对自己错误不认识，我们参加小组会发现后指出，被动承认，我们不知道的没有指出，含糊过去。所以林彪同志强调要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回去后各地、各部委仍未很好转变，尽管林彪同志、伯达同志两个报告很尖锐，林彪同志的报告更加高瞻远瞩，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各部委，各地方还陷于被动，不仅学生，而且工厂、机关也起来了。机关是八、九月份开始搞起来的，影响农村企业，十二月中央主动发表两个文件，一个是城市厂矿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一个是十二月十五日农村的十条，两个十条发挥了十六条，继续发表一批相应的文件，文化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过去是以文化团体、学校、机关为重点，现在不是了，我们主观上想分期分批地搞。结果不行，原来想工厂步子慢一些，客观发展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已和工厂联系起来，应起来支持造反派。今年春天迎接文化革命新高潮，不仅城市而且农村也铺开了。但广大领导干部仍落后于群众。第一阶段执行了反动路线，八、九月份，运动向社会发展，十月、十一月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十二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各种形式进行新的反扑，斗争很激烈。全国就深入下去了。中央已准备了一个文件，但不如文汇报发表的十一个团体的告上海人民书好，因此人民日报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并加了重要按语，这个文件打中了要害，抓革命、促生产是关键性问题。
现在面临的客观形势不同了，所接待的人不一样，八、九、十、十一四个月接待了一千二百万人这是历史上国际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我们做到了。毛主席的倡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想也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接待一千二百万人。最后一次接见，北京同时住了外地三百多万人但接待很有秩序，因为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是有组织地来的，主要是见毛主席，串联看大字报，毛主席接见就回去了，没有别的要求。现在情况不同了，转入工人机关人员到北京就有问题，就是宣言上说的，许多人把矛盾上交了，本来革命是在本地，本单位进行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抓生产压革命，压制了革命左派，围攻，打击报复，这就是以后所说的要平反。到两条路线斗争深入以来，这些错误领导走到另一边，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而是跑革命，破坏生产。跑到北京，对矛盾上交来的本单位，回本地区去搞，要求解决经济问题，强调个人福利，地方上乱批条子。一种是留在本地方，过去抓生产压革命，现在不管生产，乱嚷革命（这段话没有听清楚）。什么都满足，要什么给什么，搞铺张，经济要求随便批。本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艰苦，不能要车给车，要纸给纸，铺张浪费，随便批条子。最近两个月，批额外支出的很多，如上海额外支出五千多万，黑龙江一、两千万，这就是经济主义。
经济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一种，另外一种，批条子，买车票，批请假条，往北京。如大庆是一面红旗，在困难时，生产石油，能自给了，五年功夫，石油问题就解决了。去年年底生产×千×百万吨石油，有很大成绩，故主席才号召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但这两年骄傲了。大庆包括石油部领导，对革命串联有反感，怕打乱生产秩序，实际上怕乱，工人起来革命，扣以压制，开始抓生产压革命，后来内外冲，压不住，领导上就躺下，×万多工人一下子批准一万多人离开大庆，到北京，名曰串联，实际上是批条子买车票形成经济主义，破坏生产，我们扭转了一下，开了个石油战线上的大会，要他们回去，铁道上也是这个问题，最近北京发生问题，六个列车乘务组不开了因为受了委屈，不开车停工。铁道部少数领导，破坏铁路运输，这是不能容许的。现在给铁道部少数领导以最后机会，让他们将功折罪。
吕正操过去和彭真、林枫一起的，过去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是两个显著的例子，例子不必多举。阶级斗争进入新阶段，斗争更尖锐，更激烈了，资产阶级反扑。你们面临这一形势，参加了政府机关学校的文化革命，参加了工作组，主观上毫无准备，不管在那个岗位。都或多或少犯了错误，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这是两个条件促成的，新的问题，十七年来和平条件，增加许多修正主义苗子，不仅思想上，而且经济基础，所有制也有问题，并不是那么巩固的公有制，还有个体的，还有变相的私有制。劳动关系，有许多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学校、企业、厂矿，毛主席思想是领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但过去十七年来许多上层建筑违反了毛主席思想。主席有预见，抓大方向，许多事实情况，在发展中掌握。领袖抓住地平线上的新事物就支持，如聂元梓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联和这次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宣言等等。我们要努力跟上主席思想，提高觉悟，一个同志，在主席领导下，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不断地改造也赶不上你们这些军队的同志，在这个运动中或多或少犯了错误，这是出乎意外，走马上任，毫无准备。从个人设想，总有所委屈。在坐的，有的领章，帽徽被摘掉了，我可以理解这个情绪。但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经得起这样的委屈，要经受锻炼。我们要面对新的事物，学新的东西。如果在原来的环境就满足了，就固步自封，就受不了批评，谁没有大字报？长期病号，不做工作，人家连你姓名都不知道，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