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实践中学来不少东西，这一次我同李先念副总理一道研究你们的问题，重视你们的问题，以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高潮。
还有一个建议：
建议铁路系统成立一个总的联络站，鼓励各方面的铁路系统成立革命的组织，根据十条说的，铁路系统应提倡把革命组织，铁道部里局、分局、站、段、组、工厂、学校都有革命组织，按铁路系统，设立联络站，把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国务院依靠这样的革命左派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就更有利了。
关于这个组织，在月初（一月三日）讲了个初步意见。 138） 周恩来接见“ 12 · 25 ”会议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11
〖地点：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
一、关于部院合并是不是阴谋的问题
总理：部院合并不能说是大阴谋，更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套上，你们现在说是阴谋的材料还不能使我同意。这个事我都知道，参加了三天大会，书记处讨论时邓小平主持，聂、贺参加了，还有彭真、罗瑞卿、薄一波、刘亚楼、王诤、王秉璋、赵尔陆、谷牧……及一些工业部的领导人，人很多，还可以查查。当时怀仁堂会议室坐了好大一片。大家都同意应该部院合并，只是在一个环节上有些问题，就是军委常委没有讨论过。而是在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定的。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罗瑞卿这么擅权，他利用这件事抓权是有的，但他是野心家，不利用这个，也会想其他办法抓权的。
二、罗瑞卿与工办问题（有代表提出罗的黑窝，要求改组国防工办）
总理：罗瑞卿与工办不能等同。（大意）举一个例，六四年十月我们准备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当时由于国庆十五周年外宾很多，且有不少军事代表团（如阿尔巴尼亚巴卢库，他明天又要来北京了），接待任务还很重，本来罗作为专委秘书长（我是专委主任，没有副主任）应抓这件事，但他偏不干，而在十月十三日，十四日，跟贺龙一块看海军大比武。说如果他不去，肖劲光有意见。后来问肖劲光根本没那回事。贺龙是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去了就行了嘛，他还要去。结果只好我找科委和工办研究主持这件事。科委和工办在这当中都作了许多工作，张爱萍作了总指挥，（现场指导）结果那次搞成了。
三、赵尔陆问题（七院代表说：根据我们揭发的材料和赵尔陆过去的表现，我们认为应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总理：我看了你们两条标语，说赵尔陆是彭、罗线上的人。（插话：是彭、黄分子）（这时总理大笑）你怎么这样乱连？我还以为是彭真呢！你们把彭、黄、罗、赵连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是在全党全军都通不过的。凡是了解党的历史（插话：聂、贺六一年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上是有严重问题的）六一年对赵尔陆的批判过头了，过火了。那时会上罗对赵的攻击最厉害，按他的办法干，赵就根本不能做工作。罗的方案都提上来了，在我的前厅吵得不行嘛，是林副主席考虑了几天之后，从外地打电报给主席留下来。你们提六一年这条对赵最有利，我劝你们把这两条收起来，不然你们要失败的。
四、科委与工办的问题
总理：科委与工办一向有矛盾，科委有几个人与工办中的几个人一碰就炸，好象你们 915 、 916 似的，你们说笑话不笑话。可是就是那样，倒不是聂总反对我（因工办是国务院领导的，也受军委领导，聂总是军委副主席，也可以领导工办，）而是他们中有些人。
五、 要求把工办搬出国防部大楼问题（并说科委有部分已经搬出）
总理：科委搬不搬还没定，这事要研究。 139）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关于接待和招待工作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11
同志们：
我很高兴地见到你们，我们这半年多，特别是从八月到现在，五个多月，同志们很辛苦，尤其是最近，一个多月又调来一些，从部队调来一些同志，集体地大批的接见，使大家更加辛苦了。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和党中央和国务院慰问你们，（鼓掌）因为你们做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待的工作，全国广大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们来到北京 1200 万人，集中在四个多月，最多的时候，曾集中在北京有 300 万。经过你们在座的同志们的接待，安置下来，经过解放军同志们的艰苦训练工作，然后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又使他们实现他们的愿望，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在北京进行了串连，也读大字报，交流了革命的经验。从第一个时期，成绩非常显著，大家的工作也很高兴。
我们曾经做过两次动员，一次在国庆节前，我们达到招待 100 万人以上，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我们要求，照毛主席的要求，我们准备接待二、三百万人，最后也实现了。所以大专学校大多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都能够满足他们的，亲自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愿望，所以我们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因为我们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大家认为感觉到很光荣，虽然很辛苦，但是很高兴，因为十一月以后我们暂时停止免费乘车坐船、坐汽车的这样的接待，等待今年春暖以后再进行这种接待，当时我们主观愿望，认为大家在今冬季时接待任务可能轻些，对于冬季的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没有足够的估计，就是精神准备不足，实际上冬季的形势来得更猛，总的形势是一个大好的形势，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六月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虽六个月了，由于大家属于接待第一个阶段，主要接待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他们一般是有组织来的，他们的目的比较集中，就是要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要进行革命串连，学习北京的四大经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来京以后进行大串连，学习这样的经验，五大经验。学到了，见到了，他们就很满意地回去了，一批一批的，有组织的，有秩序的来，有组织有秩序的回去，虽然中间由于招待也很拥挤，有的时候，停留在车站附近，先农坛附近，很多的无法接收，但是只要我们一调整，一动员，也就解决了。特别是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印象最深，从当时的情形，原因是招待的学生，而且北京大中革命师生都出去革命串连，学校是空出来了，当时缺欠的是学校的职工少了一点，做饭的少一点，我们动员地方上的和军队里去补充，也很容易。可是到了十二月以后，形势进入新阶段，到北京来串连而不是占主要部分，实际上是请愿的，来要求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情形占多数。这就是说，总的形势是从学校转到机关、社会、工厂、企业、事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
从城市，从大中城市转向中小城市，走向农村，本来这是一个发展的形势，因为首先是我们过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可是进入十二月以后，一个史无前例的蓬蓬勃勃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能停止在这个初期阶段了，还要向前，滚滚的革命洪流它要向前进，奔腾起伏而来，要向它所要去的地方流。这个时候，不能依照我们原来主观设想，主观的愿望就能限制了它的，或分期分批有步骤的进行。不可能依他由学校冲向工厂了嘛，冲向农村了嘛，那你能阻止得住？这是亿万人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的事情，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伟大群众运动，不但在世界上没有见过，而且中国过去历史上多少次的革命运动都比不上。对于这样一个更向前发展的群众运动，我们尽管有一点预见，譬如说，我们做了决定，十二月九日中央发表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决定（草案），十二月十五日，又发表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指示（草案），你不能说中央没有预见，但究竟这个规模发展起来有多大、多广、多深，速度是快还是慢，我们只有一个想象，不遇到实际，不会认识的，也就是主席常说的，任何事情，要从实际才能学到本事，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嘛！在大风浪中锻炼我们自己。
所以在这十二月新的浪涛奔腾前进的时候，我们准备不够，我们以为来了不会这么多，也可能象过去一样，来了就走，但实际不是这样，因为现在不是按照你所想象的计划实现的。譬如说：徒步串连，预计在冬季徒步串连会少的，我们作了规定，在冬天进行试点串连，短距离徒步串连，但是我们第一阶段已经把广大革命师生干劲鼓起来了，闯劲鼓起来了，他就要长途来锻炼，而且要向大家共同仰望的革命圣地去串连，首先是北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的地方，指挥的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次是要到延安。再次是要到井冈山，要到遵义，要到瑞金，要到韶山冲。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严寒的时候，他们是不管如何，就要向这些地方进军！首先表现在北京，徒步串连的人数超过了我们的预计，不是几万，而是一、二十万。在冬季见不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要等待明年春暖，而他们就不继续走了，它没有一定的期限，没有一件事情使他可以告一段落就回去，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多留一留，甚至有的徒步串连的同学们他还准备在这里过冬，到明年春暖以后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才回去，当然要劝他们。他有这个打算，你不能说他，不许他们有这个打算，你只能劝他，不要多留。因此不能按我们设想的计划去做，这是第一类。
第二，既然你这个免费乘车不许可了，但是可以继续徒步串连，好！那么北京郊区的和周围各县的，河北各县的，离北京很近的那里还有很多的中、小学生没有被接见的，还有小学教师，甚至高年级小学生更没有规定要接见，他借这个冬季他要来北京看看，如果有机会见毛主席当然那就更好，他就这么想，你告诉他冬季不会接见，他不信。现在北京城，每天遇到三五人，十来个人，一、二十个人背着背包从东南西北进来，都是离北京不远的，几十里呀，二、三百里呀，前前后后来，来了以后，只要有个地方可以住，他就可以住几天，见不到主席，看一看北京，也是他平生的愿望，属于这类人来的不少，数目很难统计，因为不进火车站没有办法可以统计，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就是原来就到北京请愿的，解决他的问题，有的到中央，国务院接待室，有的到中央文革小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他要等，我们大接见一次，可以走掉一些，但总有一些是不走的，他要等待问题解决，这是一类。对以上的，可以说，虽然出乎我们预料，但总还是合理的。当然除去找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找各部的各单位，也是找他解决问题，我们过去也没有想到这么多，而这些人都是各部，各单位的，他就住下来了，你不能招待他，他就在那，各部的首先是它的招待所，既然是宿舍，办公室都住下来了，越来越多，这一部分的数目之多，也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会有这么多的，还有不按照规定实现的，就是在原来十二月九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草案）上说，一切的搞革命的都要在本地，特别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科研设计的机构，保安机关，应在本地搞革命，就地解决，首先本单位领导或前工作组，如果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还没有改的，要批判。错打了的，还没有平反的，要平反，材料没有解决的要解决，如果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那应该向上一级去说，向上一级，开始是市、省，还有大区，最后才是到中央来，到中央来只能派少数代表来解决，我们规定很清楚，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开始他就到中央来，如果这些请愿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是革命的左派，可以说通的，可以派代表来，但绝大多数不是这种情况，是由于地方上，不论是党政机关或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的单位领导还没有深刻检讨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有时甚至还在那里抵抗，这样的情况，常常把矛盾上交，一月九日，我们在北京发表了上海十一个工人学生的革命的联合组织的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个上面说的很清楚。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象六月二日我们发表的聂元梓同志等七人大字报一样，是新的大字报，是新的问题，是目前关键问题，因为过去在执行刘、邓所制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时候，许多级的领导，还是强调生产，反对革命，压革命，说穿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迫革命群众，压倒不同意见，斗争呀！围攻呀！排队呀！错打成“右”派呀！“反动分子”呀！“反革命”呀！，等等，犯了那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呢？两个月当中，主席贴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以后，在中央的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批判了，可是地方的各级领导并没有把这个教训引到自己身上来看看，就是引到各级党政领导的身上，开始那个地方跟中央各部门一样，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说在八、九两个月，对这个问题认识很差，甚至不承认有错误，但是广大革命师生冲破了这个，广大红卫兵还要冲破各地，冲向各单位，还要炮打两个领导，司令部来看一看，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或者是更严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还是更严重的黑帮，这样各级领导，各部门领导更抵触，总想回到原来旧的统治秩序，他们不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都要破掉，而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他就抗拒，形成抵触，这样八九两个月展开的局面，群众运动是起来了，轰轰烈烈，可是领导机关处于被动，守势之中，到了十月，林彪同志在国庆节讲话中，号召坚决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就是说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彻底批判刘、邓所制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展开这个斗争，这样使各部门、各单位，地方各级领导更感到处于被动了。如果说，第一个时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怕群众，是压群众，第二个时期就是八、九两个月，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宣布以后（此句听不清从略），革命的群众运动向它冲击，躲避不了！不承认呀！这么一个情绪，等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就发现新的情况了，就是躲避不了，抵抗不了就瘫下来了，就什么都承认，不讲原则，如果说起初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而到这个全会以后，就反过来了，借口革命或空喊革命革命！就放弃生产，破坏生产，放弃工作，有这么个现象，这就是上海这个“告全市人民书”上所讲的。
所以前一个时期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生产也没搞得好，这个时期对生产也放弃了，借口革命放弃生产向另一方面发展，就是经济主义，把矛盾上交，这两个特点。本来是应该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抓的好，业务生产就应当搞得更好。现在不是，有很多地方，不少部门，他就放弃了这个领导，空喊革命，实际上是拿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破坏生产，群众要求有的是合理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