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当然不好。”
总理：“这个方法不仅对左派不应该，而且对其他同学也很不好。”
总理：“你们说经常汇报思想这个方法好不好？”
同学：“我觉得不好。但以前谁汇报思想多谁就靠近组织。不仅要平时经常汇报思想，而且期终也得思想总结。”
总理（摇头）：“我看这个方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上一个不健康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这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更严重。所以，刚才谈到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感想，这是党内很坏的东西。”
同学：“这次文化革命中，很多党员保皇，我觉得与党内生活的这一坏现象很有关系。”
总理：“对，你说得很对。你叫什么名字？许多党员就因为缺乏独立思考，这不能怪党员，他们也以为自己忠于党。所以，当你们批评他们时，他们就感到很委屈。所以，你们要把眼光放大一些”不要只停留在刘新权身上，当然我并非包庇刘新权，就是我让他停职反省的。我们要把眼光放在大的方面。党内这种作风很不好，灌输奴隶主义，使党员变成谨小 慎微的 君子。我们党内一直没有肃清。这次非把它肃清不可！按这种恶劣的作风培养的所谓老实党员，都是盲从。我们说的忠诚，是胸怀坦白，眼光远大。”
“你们学校两派对立时间很长，有许多因素。‘多数派'做了一些工作使你们不满，加上一些党员不独立思考，对党的干部迷信，主要责任在领导。领导把责任承担起来，把同学解放出来，就会好些。”
当外院同学谈到陈毅讲话有问题时，总理说：“你们要看什么情况下讲的。比如，我今天讲是对你们，如果你们拿去转抄，我不负责。我是对你们具体情况讲的。只是关于党内作风，这是一种恶劣作风，这一点是对全国的。”
外院同学谈到陈毅一直“和稀泥。”
总理：“其实他也是好意，想让你们团结起来。他说话好走火，我还不了解他，跟他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是个老同志，确实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外院一个同学谈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总理：“当然，还远远没有结束。”
外院的同学汇报了展览会的内容之后，总理说：“你们也说了，这个展览……（漏五个字）就搁浅了。我倒不想搁浅，我想提高。光搞外交部我当然不同意，问题是如何让他起作用，现在大字报越来越多，太多了起不到作用，反正乱子多了也不痒……（没记下）你们经过考验是左派，但不能满足，要提高水平，成为坚定的左派。现在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太多了，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好比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样的标语就很响亮。但太多了，就很困难，就没人看了。那么说，我这话变成‘黑话'了？问题看怎么贴法。展览会这是个形式，用好了又是一个新事物，别人就要学习。所以不经过我这一关，我不能让你们就这样拿出去。”
“赫鲁晓夫下台，我们反对他是一个因素，但他自己也把他丑化了。他那一套思想，加上他的流氓行为，非下台不可。在反修中我们一直没有用漫画，大概有八个国家画了漫画，我们研究了几次，还是没用。”
外院同学谈到陈毅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总理说：陈毅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把陈毅‘黑话'搞出去，将来势必要做结论，这样党就不能同意。尤其在党内说话走火的事也是常有的。如果都拿来批判，就不行了。你们搞一个新的，搞好了我一定去看。但陈毅同志的事例外。”
“陈毅同志确实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国际事务我只花很少一点时间来管。陈毅同志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批评他，他从来没有抵触情绪。这个同志我了解他。这个人看起来年岁不少了，但还是感情容易流露，这一点我也经常提醒他。外事工作他都要请示我，我也要请示主席，主席说了算。所以外交上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上次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是受大家欢迎的，林付主席也很称赞。陈毅同志很坦率，有什么讲什么。”
“一外情况很复杂，就因为当时亚非作家要开会，对局势估计太严重了。刘新权把他的大字报拿到政治部，而把同学们写的血书扔到纸篓里，这完全没有阶级感情，我听了都有点生气。”
“展览会我同意提高，拿出去做为民主新形式来推广。你们自己要求提高，我当然很高兴。任何民主形式都要正面地运用，不要用乱了。大字报万岁！到共产主义社会也适用，我们要会用。当然一个时期乱用也没关系。”
“你们以后创外交部一定要人少，这是国家保护机关，把事情搞大了，势必要我出面，我出面就得劝你们回去，国际关系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大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没有毛主席能有大民主？我就没有作过这个梦，你们也许想得更伟大些。所以大民主这个形式要真正应用，当然我不是让他们不犯错误，但尽可能少犯些。”（完） 096） 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2。14
今晚讲四个问题。
一、对你们的组织承认的问题：
大家满腔热情地来到北京，看毛主席，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要求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例如“红照壁事件”，不管这个事件，那个事件，只要有人号召来北京看毛主席，大家都会来的。四川、西南，全国都有这个心愿的，大家都有这个心愿的。不仅你们有，人人都有。这个愿望从一个人来讲，来北京很容易；但把一个人的思想化为七亿人的思想，七亿人都来北京，怎么能实现呢？接见红卫兵小将，毛主席下了那么大的决心，三个月一千一百万人到北京，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是不容易的事。而一千一百万学生只占全国学生的四分之一，假使全国学生都要来，需要两年多的时间，那怎么得了。一千一百万，从全国人口来讲，只占七十分之一，全国人民都来北京，那怎么实现？因此，关于到北京来的问题，不能使人人称心如意。从一个人来讲是能满足的，是能满足愿望的，要放大到七亿人，是不能实现的。可是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接触毛主席伟大的精神面貌，直接接触不容易，但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我们也就在毛主席的身边了。对这个问题，思想上化私为公就想通了。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把来北京的机会让给别人，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对工人阶级来讲，都来北京更不容易，全国工人有三千多万，他们都有生产任务的负担，通过生产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每天都有八小时工作，而且大工业生产有联系性，一个生产环节脱节了，就会影响生产。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一定的劳动时间，也不能随便离开。就是临时工也有自己的生产任务，也不能随便离开。你们两千多人要离开生产岗位到北京来，我给你们打电报说不要来，你们反对我下的命令，叫我到绵阳去，叫我为你们两千多人服务。如果只为局部服务，那倒很轻松。但我不能借口为局部服务，不为七亿多人服务。七亿多人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我就未执行你们的命令，因为你们的命令不合理。你们硬要来，我坚持一条，一定要派代表来，我们抓这件事，其实是一件麻烦事情，从二十八日起我每隔一天都要接触这样的事，这当中有一个原则。如果我答应你们两千多人来，那么，就会有两万多人或二十多万的人来，我要想到后果，我要想到三千多万工人，想到农民，还有军队，工农兵都来就是一件大事。所以，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从七亿人民着想，这样就想得通了，只从个人着想就想不通。毛主席九年前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过，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是关心一个人、一个厂的事。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全国、全世界的大事。我们处理每一件事，都要认真，都要很好地想一想。
（讲到这里，对李大章签字买二十张票提出批评。）因此，对你们来北京，我一直坚持一条要派代表。对你们的愿望，表示支持，来了就热情招待。但是，我要坚持原则，这一次作个典型给你们看一看，算个细账。现在有的同志有两怕，即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怕群众，就压制群众；回来群众起来了，群众给予压力了，又是怕群众，随便答应签字，不坚持原则了，这就是两怕；有的人满足了少数派的要求，多数派不同意，怕多数派揪你，就成了三怕。因此，原则必须坚持。
当然，你们代表来了，还有一些没有按中央指示办，也来了。我接见还是接见你们一次，满足你们这方面的要求，但是要批评你们。这样工作是一个麻烦事，至少花了我几十个小时的时间。这个麻烦不能回避，要做个样子给你们看。你们不是提出口号要解放大西南吗？西南四旧的东西是很多的，不但有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东西，甚至还有农奴社会的东西，如大、小凉山。要解决实现这个任务，首先要思想革命化，思想要彻底解放。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必须一心为公，化私为公。工人阶级与学生不同，你们已进入生产岗位，变成工人阶级了，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今天接见你们，代表推选出来了，听说有的不愿意开名单，我就不赞成。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应该把名字告诉我们。大家对西南局、省市委要炮打，说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要分析一下，是不是人人犯了错误？犯错误是否还能改？因此，对西南局、省市委不能一概不信任。至于中央，我们是毛主席的中央，要是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没有解放军的保卫，怎么能进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开展无产阶级大民主？我今天的接见，是把你们当成工厂的代表来看，你们回厂后要把我前面讲的话向工人讲；同时，我把你们当成成都的代表，要向成都市的工人讲；我也把你们当成大西南的工人代表来看待的，你们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意告诉大家。希望西南地区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出现拦车、抢车，卧轨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全国已发生了十几次，我们一次也没有同意。有意见可以向当地省、市委提出嘛！革命要靠在本地办，有问题可到省市委、中央局解决，实在不行，可派少数代表来中央。全国交通运输不能马虎，西南运输关系很大，不能影响西南地区的建设，要把西南变为我国真正巩固的后方。你们做出了一件不好的事，但得出了一个好结果，你们负责人检讨了，说这样做不对，我说你们懂得了就行了。希望西南地区的工人从此得出一个教训，有事要找省市委、西南局商量，实在不行才派代表来中央解决。
二、有些问题不难解决，在本省就可以解决。你们一哄而起，一哄而来，二百多个单位来了人。杨仲述（代表团负责人之一）提的问题，我在电报上都解决了，他要我承认你们的组织，一句话就能解决嘛！只要承认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十条办事，领导、道路、纲领都承认，当然就都承认是革命组织。至于各组织有不同观点，可以讨论、辩论，不要受坏人利用。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既然是革命组织，都要承认，这是宪法给你们的权利。如果市委不承认，打一个电报就解决了。“红照壁事件”回成都后要调查，假若你们的说法有根据的话，调查清楚，自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人家保守派组织开一个会，你们反对，可以和他们辩论。硬把人家的会搞散，这就不一定妥当，你们要考虑。希望你们讨论，这样做妥当不妥当？你们说受到围攻，有的受伤了，听说还有人被打死。我们要调查，即使真有这些事件，也要在当地解决。你们团部被抄，也在当地解决。派代表只派五、六个人就行了，何必派两千多人呢？来了这么多单位！
另外，有人提出不扣工资，不变工作岗位，家属不受歧视等问题，我在电报上已解决了。还有，工作组和类似工作组对你们打击报复的问题，电报上都提到了，好解决。你们派代表五、六人就可以了。人少也同样能解决问题，人多才能解决问题吗？中央决不因为人多势众就怕。如果是这样，那还是什么党中央、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服从真理，按原则办事。二百多个单位带来了很多问题，每个单位的问题都要在北京解决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的中央是最讲真理的，最讲原则的，只要真理在你们手里，中央就支持你们，而问题是真理是否在你们手里？以后再发生这类问题，派代表五、六人就行了。你们可以留上三个人在北京联络，留两个人，两派就不好决定问题，三个人就好解决。保守派也可以留三个人，人多了不要说接待，连接洽也不容易。
三、你们的口号上说，决心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符合十六条、十条的。但要进行这场伟大斗争，要很好地组织起来。现在你们的组织不严密。这次究竟为什么来北京，很多人不明白。你们的热情可嘉，但是组织性不强，所以行动无力。你们请愿可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遇到与美帝打仗，与苏修打仗，你们这样的力量是不能打仗的，不是一条心。这说明你们的组织是雏期状态，回去以后，要好好组织一下。一个厂即使人少也要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战斗组织，即使人少也有力量。真正的左派，经常处于少数状态，因为他们敏感，发现问题快，走在前面。而多数人的认识一下跟不上，所以是少数。但必须争取多数，争取由少数到多数。你们现在汇报的人数说有十一万人，把一万人组织好，组织也是巩固的，十万人组织不好，不巩固，也没有力量。你们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要有战斗力，要争取多数。真正的革命左派，要以少数带动多数。不要害怕居于少数，但要懂得争取多数。不但要懂得政策，而且要懂得策略，对于那些处于保守状态的人，要善于说服工作，不应仇视，更不能动手。因为这种方法不能争取多数，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办工会的办法。无产阶级是光明磊落的，不搞这些。你们说要把成都市、四川省委、西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批垮，这个要求是对的。问题不在于批判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要对犯错误的人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欢迎人家改正错误。要善于区分两类矛盾，不能把所有犯错误的省市委、西南局统统一棍子打死。如果这样，大西南还怎么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中央的领导就断线了，这不可理解。整个组织都坏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红线怎么贯穿下去呢？如果这些组织都搞垮了，由谁来代替？今天看来，你们还不能代替。你们能在运动中锻炼出一些好干部，但今天还不能代替。所以，还是要西南局、省市委把中央精神贯彻下去。对这些组织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当然，对彭真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是另外一回事。
工人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西南局作结论没有？
总理答：没有作结论。中央要他们在大风大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