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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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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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作 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问:说某人是革命的,是不是就是“保皇派”? 
答:我只能抽象地讲,你们说这个人是革命的,事实说明这个人不是革命的,改了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是革命的,怕这个干什么?对不对?这下给你们开了窍。如果文化大革命前有人问我彭真、罗瑞卿是不是革命的?我就会说是,谁要说他是反革命,我还会为他辩护。因为那时还没有揭发嘛!还不认识。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当总理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总理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一是武装,人民解放军;二是法律机关、公安、检察、法院;三是宣传机器,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点我们要紧紧掌握,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搞。到政法部门可以去串联,但跟其它部门应该有所不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么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你们大了才会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受了伤,一九二四年就离开了我们。斯大林本来在他的后期可以发动这样的革命,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斯大林同志尽管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最高限度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法院、公安、监狱不要随便进去,串联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定限度。杨秀峰是不是和彭真一伙?高教部属中宣部领导,陆定一是他顶头上司,杨秀峰不怎么听他的话,好多东西都是中宣部搞的,不能怪杨秀峰。杨秀峰到高院后,彭真管政法,杨和彭有一般的工作关系,一般的工作关系和反党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杨秀峰是不是黑帮,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他和彭真反党集团没有关系,不是一伙。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那还象什么话?如果材料属实,中央早就把他撤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群众中呢?我们发现,北京前公安局局长有问题,就让公安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接替了他。只要你们大方向对,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又有人问江青同志那件事。)总理说:今天怎么会是那样呢?主席的路线还在起作用嘛!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字报?你们怎么会进来呢?当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干扰和破坏的作用,压制了少数派,你们应当同情他们。“八·八”决定公布后,还未来得及贯彻,全国不少党政干部还没有思想准备,红卫兵就起来了。接着搞大串联,炮轰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是青年,要经得起考验,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好好的锻炼。今天是不是就说到这里?(大家答:好。) 046) 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0。22 
各位同学: 
与你们见见面,这件事情搞得我很被动,答应了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组织好,有一次约好了又改期了。我对半工半读不甚了解,过去管得少,特别这两年没抓这个问题,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还抓了几次,还清楚些,去年还给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我接触了一些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了解了一些问题。这么多人座谈比较困难,今天只能够简单的谈一谈我的看法,不代表中央,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回去还是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来解决。至于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情况,以后还可以约会,也是座谈,也可摸索点规律,摸索点办法。 
今天到会的,全国各地都有了,性质也很复杂,有的是正式半工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半农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工厂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有的象技工学校,但又不是,实际上是变相的以劳动为主的,不是以学为主的。你们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放假不放假的问题,工业部门,他们就怕放假,劳动计划不能实现,你们到处串联,当然不放假就不行,这就是矛盾。但这矛盾是一部分,性质也很复杂,你们问题很多,有的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几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应该说,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当然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仅见诸于《毛主席语录》中,并且早在毛主席青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赞助过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以后,有些人提倡勤工俭学,当然提倡的不一定都是青年人,有一派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家”,他们以教育为名,为了升官发财,才提倡“勤工俭学”的。河北省的李石曾,他本来是国民党,又是无政府主义的双料人物,是大封建官僚出身的,就是河北省高阳出土布的地方。他提倡的“勤工俭学”,就是利用留学的机会组织一批人到外国去,又留学又劳动,用勤工俭学,来提高他们的名声,实际上是沽名钓誉,升官发财。因为当时国家拨经费,他们从中可以中饱。收买、影响一批学生,收买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服务的青年们,就帮助他们升学,做他们的党羽,那一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中国的确有一部分贫苦的青年,念不到书,又想升学,尤其想到外国去求点新知识。那时“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正在变动的时候。有的当然直接去到莫斯科了,有的要到欧洲去看一看。那时欧洲大战刚完,革命运动在那个地方正在发展,所以的确有一批青年有这样的思想,毛主席就是这批有这样思想的青年代表,他虽然没有出国,不过他是提倡的。提倡勤工俭学,主张帮助穷苦青年出国,一部分直接到莫斯科,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去学习;另一部分去法国,但这仅仅是理想,实际上到了法国,贫苦青年如果真正劳动,他就不可能念书,劳动以后,业余时间念点法文,看点革命书籍就了不起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严重,劳动累得很。当时在主席勤工俭学号召的影响下,都去了,我当时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就收买了一些他们认为好的,符合资产阶级胃口的,能为他们服务的青年去学习,有革命思想的,他们是不接受的。一九二一年搞了一个大风潮,就把一批留学生送回来了。这里面有我们一位革命烈士蔡和森同志和现在的陈毅同志,就是那回送回来的。当时,蔡和森同志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那些官僚怕这些学生,就赶回来了。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又劳动又学习很困难,仅仅是个理想,所以毛主席当时所提倡的也仅仅是个理想,的确去劳动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学习了。当然尽管如此,还同时传播了一些革命的思想,他们不少人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参加了革命运动。这个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到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应该提倡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就是我们新社会怎么教育青年的方针问题,把青年教育成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语录上都有的。你们看一看一四二页第一段:“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把一切受教育的人,教育成为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即以政治为首,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得一清二楚了,这是一九五七年讲的,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训练出脱离劳动、阶级觉悟很低的知识分子,变成一批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那不是将来要造我们的反,造革命的反吗?要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吗?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吗?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啊!我们的教育方针,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当时被反党分子陆定一只说成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句话当然没有错,但光这两句还不够,因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也可以把学生训练成知识分子,他不过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了,他也可以仍然在思想上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且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这是陆定一的教育思想,他说:我们青年时代,文化要从封建文化学起,先学封建文化,再学资产阶级文化,后学无产阶级文化;也就是把封建文化底子打好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底子打好了,再学无产阶级文化,再学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就变成表面的了。那当然是反动的思想,现在清楚了。过去我们不晓得,现在揭发出来了。所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仍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社会主义觉悟。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话也不错。但你结合可以是在学校里的,仍然是学习、上课,不是半工,不是半农,就是一年,又能订多少日子去劳动呢?只是在教育改革初期,可以使用这个办法。尤其在儿童时代,当然了,劳动更要少,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还不完全清楚,这是劳动锻炼,短期的劳动锻炼。然后出了学校门,依然是不熟悉他那个本行的生产劳动。刚才我看你们表里,好象没有石油部门所属的半工半读学校,没有吧?比如拿石油学院这个例子来说,是最清楚不过了。石油学院大概也是六年毕业吧?照我们的规定,大学生每年要有多长时间劳动啊?(教育部长答: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今年毕业的石油学院学生,他们每年也搞一个月的劳动,如参加农忙、秋播、秋收,或到哪个工地参加劳动一个月。可是毕业以后到大庆仍要到现场去劳动一年到一年半,那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能劳动的技术人员。因为,大庆它是全行,它什么都要搞的,要能劳动,又要能管技术,又要能农业劳动,又要能帮助家属搞农业劳动,到农业战线上去。因此说,上了六年大学,尽管与生产劳动结合了,但是结合得不好,毕业以后还要去学习,耽误了青年这么长时间!这是工科,如果是理科,特别是文科,那你把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学得满脑子,最后学一点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不能那么少嘛!过去又不上,底子又不强,又不象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搞,那个影响就很少。没有进大学学文科,他还可能会主义觉悟高一点,进了大学,读文科,读了多少年古典文学以后,学了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学以后,我看更笨了。这是毛主席常说的,脑子更呆板了,框框更多了,对我们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更看不惯了。你说,他也许每年有一个多月的劳动,但是作用很小,不如他在课堂里装进那么多古典文学,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单这两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按主席这个方针办事,不仅仅是不完全,常常会走样子的。可是这两句话呢,我们提过多次,陆定一他都反对,他总给你摆在不主要的地位,甚至于不听不信。这个可以找过去的教育部的文件。这个当然不能是单单地责怪教育部,给教育部贴了不少大字报,其实根子在陆定一身上。他对教育部抓得可紧了,我这个总理是管不了他这个教育部的事情。虽然教育部也归我管,但中宣部他直接抓,我管不了。所以这些事情,到今年揭发以后才发现的,根子在中宣部,在陆定一身上。本来主席这句话是天经地义嘛!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应该这样,主席总结了多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修正主义就是把青年从小学读到大学知识分子化了,更加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了,脱离生产劳动了,脑子里也就更容易装进修正主义思想,滋长修正主义思想。所以,主席在五七年讲的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他,那么一直到这一次,把陆定一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揭穿了以后,我们才清楚。我们教育出来的大学生,中学生,首先是做一个劳动分子,要改变过去的观念。过去凡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技工学校毕业的,那时候还是劳动的。象中等专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国家都包下来了,都是分配或到工厂里做技术工作,或到学校做教职员,或到机关里做工作人员,中等专业或大学毕业的,直接做生产劳动者的,几乎没有,是不是?可能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有的当生产工人、生产劳动者,大学生就没有。所以从六三年起,规定毕业以后,凡是理科、文科的甚至工科的去劳动一年。那么这个劳动,有的工科与本行有联系,象石油学院毕业以后到大庆去,那是跟本行有联系,其它,有些联系的比较少了。不是工科的、理科呀,文科呀,时间花得更多,但是培养出来不是体脑结合的劳动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只是用脑力劳动,很少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很容易生长出修正主义思想来。但陆定一的教育思想,他的根子是反动的,因为他出身于封建家庭,进的是资产阶级学校,“封建”、“资产”阶级都有。现在揭发他的东西是很多的,使主席的教育方针受到很大的干扰。那么是不是因此这个方针就没有地方实现呢?那也有。 
比如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讲了这段话,五八年就开始在江西办了共产党主义劳动大学,那时候江西的省委和省人委就办了。开始,这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半农半读的一种典型,主要是农业的,农业里包括有林业、畜牧业、渔业罗。开始国家要投资,但是逐步的做到了有些地方生产自给,学生解决本身的食用问题,至于学校里的教职员的工资或者仪器,还有一些工具,那就需要国家供给(给大家介绍谭震林同志)。从五八年办到五九年,就有了成绩。那时主席和我们正在芦山开会,主席就写了一封信,庆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因为这封信后来主席想改一改,压下来没发,但是那个学校里是知道的。主席提倡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学校,因为范围比较大,江西不是那么一个学校,还有很多分校,刚才所说的奉新是一个分校。现在大概有三万多人了吧!五万了!当然这个典型也还要逐步改进,基本上是半农半读,中等和高等结合在一起,时间短,学了以后,就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同时也可以在农村中担任各种职务,尽量不脱离生产,因为他可以参加农业劳动或林业、畜牧业、渔业劳动嘛!这是毛主席思想,青年的理想,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才开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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