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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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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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468) 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469) 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470) 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
471) 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
472) 周恩来就传达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
473) 周恩来给张春桥的信001) 周恩来关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决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做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注: 1965 年春以後,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阴谋在亚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针对这种情况, 1965 年 4 月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国的政策。 1966 年 4 月 10 日他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谈话时,重申了这个政策,并说明这几句话是不能割裂的整体。同年 5 月 10 日在《人民日报》公布。 002)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6。05。21 
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一、主要讲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庆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 1 )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 2 )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 
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削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的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名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查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不去,力争越剥越少。 
二、领导与群众。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吴晗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剑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 1962 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 1963 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 1965 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三、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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