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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国内外形势是大有利于人民的，而不利于敌人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牢牢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落实政策，奋勇前进，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436） 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
周恩来
1969。05。14
同志们：
传达“九大”会议，我们总结了在北京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传达“九大”的经验，采取了一个较短会议的方式，另外九大文件，本身三次经主席审阅的新闻公报，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和新的名单，全部登报了。现在登在《红旗》第五期上，大家每位可一读、再读、三读，再来念它就浪费了你们的时间了，你们也不见得好好地听，因为你们晓得本本么，这一次我们就免了这四个新闻公报，就是九届一中全会的新闻公报，那是发表了。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特别是选举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副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副主席在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4 月 14 日讲话，林副主席怎样谦虚，更是值得我们热爱、支持、拥护。
关于“九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次讲话，两次是 4 月 1 日开幕词， 4 月 28 日一中全会讲话，刚才宣读了两次，文本已经每个单位印发了，在这听了外，又可回机关各单位分组念给你们听，原准备读两次，每读一次时间就半小时，这次也免了，也是当机立断的节约。
还有一次是谢副总理念的。 4 月 14 日在孙玉国讲话后讲的一段话，就是公报中谈到的“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许多同志问，“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讲的什么？谢富治同志宣读了两次，加上他的讲解，可以说是满足你们的要求了，还有在 4 月 14 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九个同志的发言，谢富治同志提到我的发言，另外八位同志的发言，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黄永胜同志、王洪文同志、陈永贵同志、孙玉国同志、尉凤英同志，纪登奎同志，都印发给各机关了，又可以节约一部分时间。
现在我也宣读，是公报上没有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九大开会期间邀集部分同志，主席团秘书处十二位同志，就是公报前一列的，还有各大组负责同志。九大开会是每个单位一个小组，政府机关一万人，代表二十九人，加一起是四十五个单位，今天有五位出差，抓革命，促生产，其余今天都到了。我们这是一个小组，九大共有四十五个单位，各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单位，共二十九个单位，北京市一个单位，北京市的代表协商是很充分的，政府机关也学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另外军队方面有十个单位，十一个大军区选出自己的代表。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 80 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交流彼此经验，总经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原文此处有“军区”二字，似为衍文，故删去。编者）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六个大组，毛主席让每个大组推出两个人，从中央老同志中象董老找出两位，共十四位同志，加上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同志谈过两次，又谈过一次选举问题，我把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内容很多，合成一个内容，当时没有录音，没有速记，个人记个人的，对起来也困难，从北京取得经验，各单位传达不全一样，加以整理，今天传达的比较好一点，你们说政府机关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还是念，加一点解释。
就是秘书处几位同志加另外几位同志，即 4 月 11 日、 13 日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召见会议，是个人笔记，未经毛主席审阅，记错了我负说错的责任。（以上为周总理讲话，下面开始传达。括号内为周总理和林彪的插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3 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 26 年， 27 年， 28 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 1927 年 12 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 1929 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 1927 年底到 28 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 1930 年 6 月到 8 月。三次是王明路线， 31 年到 35 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 50 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 AB 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 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 AB 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 28 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 28 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 28 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 一千多人，他们自称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