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瀚：新疆军区副政委。〗
如果没有人讲话，就要结束这个会了。这个会议主要是军委常委叶剑英同志主持的，我就是头尾参加了一下，知道一些情况，现在要结束这个会，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个会议是开得好的，这个会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解决了生产兵团的关键性问题，这是一场夺权斗争，这场夺权斗争不只是表现在这个会议上，几个月来表现在生产兵团的各个方面，表现在许多事件上，一直反映到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相当激烈尖锐，我们经过这次会议，关键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会议之所以能解决，不仅仅是由于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反映了生产建设兵团各个方面的阶级斗争，真正的解决是在现场，以后解决还是在现场。生产建设兵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逐步深入揭发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问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若不把他们揪出来，在广大群众还受蒙蔽的时候，这样必然要出事件。运动实践证明，反映到中央的事件，刚才剑英同志说的，第一个事件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绝食事件，这个事件使问题本质开始暴露，但是仅仅这个事件暴露还不够，还要继续发展。绝食事件发生后，我看到了征候，请来一些绝食代表到北京来会谈，在代表们填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绝食代表中有几个不绝食的，一问是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干部、是政法部、卫生部、组织部、干部部、都是干部，兵团的学生绝了食，支援生产建设兵团绝食斗争的地方学生也绝食，绝食的时候，有的多，有的少，四个干部没有绝食不能理解。我问他们没有绝食怎么能代表绝食的人呢？他们说他们是支援绝食的，是做奔走工作的，是兵团机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与这次绝食大概有关系，我当时说你们既然赞成绝食又不绝食，我就不能理解了。
我是反对绝食的，我要是参加群众运动就要分三个步骤。这是我接触很多绝食代表得来的经验，第一步是劝他们，毛主席提倡要革命，吃饱饭、睡好觉闹革命，为什么要绝食呢？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解放军的保护下闹革命，这样好的条件下为什么要采取绝食的办法，把身体削弱，搞成生命危险的闹革命呢？我一定要说这段话。如果群众不同意这段话，因此绝食了，我要跟他们一道绝食，我快七十多岁的人了，大概可以绝食二至三天，到第三天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群众可能就劝我了，你这么大年纪还绝食。我就劝说群众不要绝食，同我一道复食。这些绝食代表听了就笑了，我这样一说，生产兵团的四个干部很难看，当时就站起来承认错误。他们是什么错误，当时还没有了解得这样深，但已经感觉到后头有人操纵。
在绝食发生的第三天，我找军区通过自治区党委都没有找到绝食代表，自治区党委要负责任，没有出面，当然他们说话人家也不听，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张仲瀚，找到医院叫他到绝食群众当中去，把头头找出来，他回答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了，住在医院里，说话群众也不听了，我说不要你自己去，你代表我把绝食头头找到，我给他通电话，他没法拒绝，果然把头头找到了，接通了电话。这个电话是一条热线，当然不是美苏热线。我们找到他们的头子，群众代表，是张仲瀚给接通的，我觉得非他不能接通。我找他还是找对了，这样才把绝食代表找来，代表们上北京发生了分化。第一个接通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叫王兵，他接到了电话，根本不顾支援他们本地的学生和工人，他就开了个小会，决定人数，派人到北京来，马上本地的学生和工人都很气愤，人家支援兵团绝食了，被他们抛弃了，这些支援绝食的人要求见生产兵团和自治区的人，他们不管，这些代表到北京来就分化了，一直等到今天。这件事办得慢些，有缺点，但是我也有意识地让他们暴露一下，所以后来生产兵团发生石河子事件。汽车二团革命群众起来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对的。正是因为夺权行动可能早了一点，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发生了在这一小撮当权派和三反分子的操纵下造成的事件，正如剑英同志说的，石河子反革命事件形成，是大暴露。从一系列的事件中暴露，从一个绝食事件引导这一事件的暴露，到现在不到三个月，看起来这个夺权斗争在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里同样很激烈。尽管如此，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还是保证能够解决的。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引起一系列的文件。一月二十三日那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的八项命令，二月十一日七项规定，然后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四项规定，最后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二条规定，这五个文件一拿出去，新疆的问题就决定性的改变了，不管是冲军区，冲生产建设兵团的受蒙蔽的群众还是闹事的，马上都觉醒过来了。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威望，军委的命令，党的影响在生产建设兵团，在各族人民中是得到无限信任的。
当时主要领导人除赛福鼎外都在北京，王恩茂同志、郭鹏同志、张希钦同志、熊晃同志，自治区还有林渤民同志在北京，生产建设兵团裴周玉、丁盛同志也在北京，赛福鼎同志势孤，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不过你还沉着。军区也在动摇，生产兵团就闹起来了，就这样子，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但广大群众还是沉得住气，马上响应，这不能不使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今天还有些同志没有认识自己本质的错误，不管你怎么做，总是教育了新疆的广大干部，也教育了其它的干部。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毛主席教育，毛主席领导的，离开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新疆是最复杂的地方，三面有敌人，南边有印度反动派，西北有苏修，东面有蒙修，三面受敌，内部又那么复杂，有××多万反革命分子，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也有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这么复杂，我们在北京隔这么远，只要毛主席的声音，林彪同志的威望，党的号召一到，问题就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乌鲁木齐近万华里之外，一个在长城之东，一个在长城之西。这个问题的解决增强我们的信心，只要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你就站不住，只是一诉诸群众就解决了。
当然，群众中也包含各级干部，我刚才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广大人民就不用说了，广大的干部也还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所以正如毛主席说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都是革命的，愿意革命的，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我相信今后新疆的工作还是能够做得更好的。但是一定要说清楚，尽管有这样的胜利，会议开得这么好，但这仅仅是揭露问题的开始，揭开盖子。刚才剑英同志说得对，是刚揭开生产建设兵团阶级斗争的盖子，绝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满足这次的收获，大方向抓对了，即使是我们身上的毒瘤开了刀，还不等于我们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还遗留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在这里特别号召自治区的，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同志，要看到这样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因为跟着一小撮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受蒙蔽的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说服过来的，绝对不要歧视他们、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即使有严重的错误也要改造他们嘛！何况群众呢？何况一般干部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向着健康方面发展，才能使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发展。这个问题对生产建设兵团要一分为二，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十七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成绩还是主要的，伟大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毛主席的号召。部队一解放新疆，毛主席指示部队又要作战斗队，又要作工作队，要作很多宣传工作，参加建党建政的工作，又要作生产队，生产自给，这样的任务生产兵团基本上实现了。
刚才剑英同志把生产的成就说了，这方面是由于毛主席的号召和领导，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部队开始转业，入新疆后，转业的到现在还有×万多干部。但是起义部队也响应这个号召，到现在也还有×万多人，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万多人的基础上，现在发展到××××多万人，包括家属、儿童，有很大的成绩。当然过去的基础人数还不止×万，大概×，×万人。就是这样也是二十倍地增加，这是十五、六年的事了。这种成绩的确是伟大的，广大群众响应号召，干部也有很大成绩，要靠两头，主席的号召、关怀、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广大群众响应号召，许多复员军人、许多支边青年，盲流人员那么多，也愿意在那里安家，甚至劳改犯也在那里安家，造成现在这样大的部队。建成现在这样大的队伍，干部是做了艰苦的工作的，主要成绩归于两头，干部的努力也不能忽视，不这样估计就不全面。更全面地估计还有军区、自治区党委、兄弟部队的支援、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支援，虽然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不是没有缺点，生产建设兵团的缺点还不少，且不说一小撮人已经在位的要把持这个权，扩大职权，还要造成独立王国，这是大家揭发的。在毛泽东思想挂帅，艰苦朴素方面，东西对比，我是觉得有很大的差别。我到过大庆油田，又到生产兵团，在兵团到的地方很少，时间也很短，觉得到处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跟大庆油田一比，是差的。就拿生产投资来说，单是一九五六年归农垦部管以后，就投资××亿，归农垦部管以前，就很难算了。要算这笔帐，这几年还了过去的帐，有的还没有还清，而大庆油田，从一九六○年就开始，到去年，只七年功夫投资××亿多，交的利润有××亿，折旧×亿，当然工业与农业不同，农业吃饭的人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还是有工业的，这两个单位不能完全相比，我只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方面和艰苦朴素方面对比，兵团不如大庆，我是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到大庆去看的，一九六五年到生产建设兵团看的，当时我对张仲瀚说，你带着人到大庆去参观参观，你们的领导干部王震、王恩茂、余秋里这些同志都是过去一同战斗的，实际上他六五年去了，的确那里是两论起家，艰苦奋斗，口服心服，心悦诚服，我当时觉得大概有点认识了，后来证明并没有认真传达和学习，固然六五年的大庆已经有点变化，有点骄傲，大庆那边的同志只要一骄傲，两年就受了损失，骄傲在这两年，出事也在这两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摔了一跤，当然红旗不至于倒了，我们还应该扶持，这是一面好的红旗，他们稍有点铺张，但比起新疆来说，还是艰苦的。
生产建设兵团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这是丁盛同志在京讲的，很激昂慷慨，有根有据。大庆是两论起家，学习毛著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出不政治挂帅，不艰苦朴素，又不是解放军的传统，没有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把这两个作个对照，大庆确实是好的，有点骄傲，摔了个跤，不是大跤，可是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现在就出了乱子，出这个乱子也好，不然，人家心里不服，你说生产建设兵团成绩确实很大，如人员发展到×××多万，生产粮食××亿斤，棉花××多万担，还有其它工业、加工，但是，只出了这个乱子，只要把一个事一对照，×××、×××稍微骄傲了一点，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摔了跤，拿张仲瀚来看一看，不只是骄傲而已，怎么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刚才说的大庆的积累不止××亿，而是××亿，投资不到××亿，就不能不说是苦干，就是这样子一骄傲就摔跤。
你们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由丁盛同志揭发的，那样子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铺张浪费，有胜于此，组织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回暴露就是毒瘤，非开刀不可，因为有人会不服，觉得王震同志一走就是张仲瀚在那里搞，王恩茂同志也只能兼管一下。刚才王恩茂同志也自我批评，有些事对他管理得不严，检查督促不严，军区也不好插手，因此一九五六年就归农垦部了，钩是挂在王震身上了嘛，也有点解释的，难道一点事也没做，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但是问题不在此，你做了点事，功劳有点份，但是你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你就把那个盖过去了。高、饶也好，彭、黄也好，彭、罗、陆、杨也好，刘邓路线也好，难道这些人对党没有功？没有做过事吗？不能这样说，但是你过大于功，罪大于功，非低头认罪不可，有许多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常常犯了错误，总是不服，象主席说的背了包袱，卸不下来，何况犯罪。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你愿意改造，我们党是不拒绝革命的，不应该不允许革命，这是主席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罪，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这次算是严重的教训，如果还想改，就还有改的机会，还有宽大的机会，希望现在还没有低头认罪的同志们，应该深刻想一想，不要不服气。所以，我做这样的分析，多说了几句。
第三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多万人要加以分析，在成份上不那么健康。第一，劳改犯就有×万人，当然，不是说劳动改造不好人，重新作人的不少，还有发明创造的，但是基础总是差些。第二，盲流××万，当然不能说都不好，有的是内地有困难，听说那里有好处，亲戚朋友都去了，要一分为二，大部分是好的，但总有一部分是不好的。第三，支边的青年××万，上海占×万，家庭出身，有许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能说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改造，但长期革命是可以改造的。我在石河子鼓励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叫他们改造，但是那篇报道不是一分为二的写法，没有经我看就发表了。当时，为了鼓励他们，没有去干涉，支边青年家庭出身不好的，改造是难一些，有的绝食要回上海。第四，起义人员，他们起义已经十七年了，按道理，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由于领导工作没有作好，叶剑英同志已经说了，大家已经批判了。张仲瀚没有把四个方面的工作都去作，团结，教育使用，改造要结合起来，偏于一边，只团结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结果就使他们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旧习气，反动思想，没有改造，甚至是在许多地方还有滋长。如汽二团领导中这样的人多，一夺了大权就暴露出来了，心怀不满，造成流血事件，甚至军区的同志还同他们站到一边，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说，我们承认山头，然后消灭山头，这是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