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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舅那一代人从前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一个月只有几十元。他们在那个时代被告知这叫低工资高福利，是由国家负责他的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我想这是为了平等，因为集中起来的财富办起了食堂、幼儿园、公费医疗、免费住房。这是低工资换来的，虽然不是很灵活的选择，但毕竟是不花钱的。据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资源。但接下来的事就很难解释，有人来说，为了更好的生活出现，我们必须改革，房子要卖给个人，医疗要自己交保险，幼儿园和食堂要交给专门的公司管理。一个工人，忍受了几十年的低收入，他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已经变成了他的住房、公费医疗和幼儿园，这些东西本来就属于他的。凭什么要他们用嘴巴里一点点抠出来的钱去买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又有人来说，已经考虑到你们的贡献，所以一间住房只要一两万块就可以买下来，你们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可是按照当年的承诺，他们本该一分钱不花的啊。但他们还是把钱掏出来了，他们相信这叫阵痛，是必须为将来的好日子付出的代价。而现在，他们期盼的好日子并没有出现，甚至连住房也要舍去了，他们要付出双倍的价钱，买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工厂，买回属于自己的劳动权力。
我认为小舅当时可能想到了这些，也可能想得不太清楚，他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拼了。我相信小舅当时两眼是冒着火的，它们被一把小花伞点燃了，放出了异样的光彩。小舅就是带着这样的光彩，拉开门冲了出去。
我妈一把没有拉住，然后腿一软就跌坐在地。
她捶着水泥地，喊到了嗓音破碎。大头啊，你是找死啊——
八
我不清楚小舅这一次是怎么发动成功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厂工人都活过来了，各家各户都在翻箱倒柜找那个小红本子。起码他们都在思考，要不要购买厂里的股权。也许这一次，大家都意识到了个人的危机。也许这一次，大家都觉着比上一次实在。也许股权二字，让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也许，在限定时间内，允许员工购股是政府的号召。也许是小舅拿着自己家的红本子做出了表率，也许大家觉得连杜月梅都舍得一搏，咱们还不敢搏？总之人人都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行动起来。
其实在工人心目中，真正的疑虑不是舍不得一搏，而是看不到前途。他们都算准了，上级领导是不会让小舅这样的人当厂长的。他说了不算，所以说什么也等于放屁。谁愿意冒着风险跟着说话放屁的人干呢？他们上当上得还少吗？而现在就不同了，股权二字就意味着权力，意味着他们自己也能说了算，他们想让谁当厂长就让谁当，他们看着谁不顺眼就把他撸下来。所以开大会的那天晚上，要不要以房产为抵押购买工厂的股权已经不成为问题，大部分人已开始有了信心，愿意跟着小舅搏一把。他们更关心的是，你朱卫国究竟有什么点子能让工厂起死回生？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那天我们报社去了十几个人，毕竟这是本市最震撼的新闻。在这样的时刻有人逆潮流而动，这比人咬狗还来劲。大会是在矿机厂的金砂库开的，密密麻麻站了好几千人。小舅他们几个站在行车上，在探照灯下，人看上去渺小得很。
小舅说，我没有什么点子，点子靠大家出。但是我知道咱们厂是怎么一天一天落到这一步的，知道了原因就不难想出办法。另外我还知道咱是工人，咱工人卖的是力气靠的是技术，只要有活干咱就能把日子打发的快快活活。
小舅说，上哪找活干？到市场上去找。我就不相信，咱们厂有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技术工人，在市场上找不到一口饭吃？搞不过一个街道工厂？搞不过一个乡镇企业？说到天边我都不相信。
小舅说，胡七你们知道吧？他是我徒弟，是个没出息的人。可就是这个没出息的人，开了一个小厂，生产铁葫芦，卖到美国去了。现在他还要生产家用割草机，成了一家大公司。这些破玩意儿咱们生产不出来？
小舅说，我还知道一个窍门：随便找一家外国公司，挂上外企的牌子，不要他真出钱，咱就可以免好多税。如果产品能出口，咱还能退税，缴多少退多少。你们知道为什么外企的员工工资高？那都是咱们缴税给他们开工资啊。他们拿了钱还不感谢咱，还笑咱没有竞争力，不会经营！这他妈？菖还讲理不讲？
我的小舅，从来不是个能言善辩之士，我也从来没听他说过一段完整的囫囵意思。可这会儿他的清晰准确，他的生动犀利，有如神助。他足足讲了半个钟头，一个磕巴都不打。从公司的组织到生产经营，从股东的权力到办事的章程，他似乎早就想好了，他早就在等着这一天，等着这一刻。我甚至有点怀疑，本省又一颗企业家明星就这么升起来了？这样的结果绝对超出想象。
这是个真正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几乎没有多少异议，就通过了拿房产证抵押贷款的办法。惟一的疑惑是，这一切好像太容易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太容易的事，往往都隐含着危险。所以有人提出来，大家最好绑在一起共进退，如果出现意外不能控股的话谁都不要出一分钱。小舅说，那怎么可能呢？还给大家解释，这次改制是市政府下的文件，对矿机厂资产评估是财政局下的文件，要求员工在有效期内自愿购股是厂里贴出的公告，而且时间这么紧，不可能说变就变的。接下来就是登记造册，回家去拿红本本，连夜干。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厂领导和准备入主的港龙公司，但在那样的气氛下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白纸黑字，覆水难收，他们说了也是白说。他们原先也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们认为工人再也拿不出钱了，即使有钱也不敢往外拿了。他们不相信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实事求是地说，这么大一个矿机厂估价三千万，确实等于白送。但从市政府的角度看，由于国有资本存量太大难以卖掉，就干脆采用“界定”的方式，把企业创建时的初始投资算作国有，而以后的投资和积累都被“界定”为法人资产。他们的想法是能捞回一个是一个。这种改革堪称界定式改革。只是这么一界定，庞大的企业资产便从国家账面上消失并转入内部人手中，再经优惠赎买，余下的国有资产就缩水成了三千万。原来人们心目中的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大笔一挥就这么界定掉了。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以矿机厂三千多职工计算，一个人只要拿出几千元就已经取得了绝对控股地位。这样的好事小舅他们也觉得不踏实，所以又连夜派人请律师，后来是委托了省里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来代理所有的公证、贷款事项。这样到了第九天，差不多已经板上钉钉了，连贷款银行都已经来厂实地调查过了，但矿机厂职工集体购股却成了一个事件！
原来的头条新闻变成了绝对机密。
就在这天夜里，市里下发了２９号文件。文件提出了本市正在进行的企业改制进程中实行“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并且强调要确保核心经营者能持大股。文件对股权结构做出了规定：在股本设置时，要向经营层倾斜，鼓励企业经营层多持股、持大股，避免平均持股；鼓励企业法人代表多渠道筹资买断企业法人股，资金不足者，允许他们在三到五年内分期付清，亦可以以未来的红利冲抵；在以个人股本作抵押的前提下，也可将企业的银行短期贷款优先划转到企业经营层个人的名下，实行贷款转股本，引导贷款扩股向企业经营层集中。显然，这就是针对矿机厂来的。他们就是要把矿机厂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界定老板拿大头，看你能怎么样？
市里来传达文件的那个人，把文件念完后，还笑着对小舅说，朱卫国同志，根据文件精神，你最少能拿３％啊，你以后就是大老板啦。
小舅跳起来抓过那文件，抖抖地问：那以前说的都是放屁？
那人吓得身子往后一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小舅嗷地大叫了一声，然后人就一点一点矮了下去。他想抓住那人的胳膊没有抓住，然后就跪在了地上。然后他咚咚地给他们磕头，说我求求你们了，无论如何请你们发发慈悲，把工人的房产证退给他们，还给他们，那是他们最后一点东西了。说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
那人说，你是个省劳模，还是个领导干部，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你不能文明一点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他后来掸掸袖口放缓了语气：
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小舅号啕大哭。
写到这里，我浑身颤抖，无法打字。我只能用“一指禅”在键盘上乱敲。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要发疯。我也写不下去，再写下去我也要发疯。
矿机厂事件和２９号文件在报社内部传达以后，我们报社也疯了。他们说，这是有屎以来最臭的一泡屎，当今世界上哪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他们说，工人也太无知了，这帮人也太无耻了，究竟有没有长过牙（齿）啊？他们说，早知道这样，大家都应该到国营企业混，一觉睡过来就是个百万富翁。西门庆说得更绝，他说这就叫君要臣富，臣不得不富；父要子贫，子不得不贫。他托着腮撅着嘴，拇指恶狠狠地扣进下巴里庄严宣告：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我瞧着西门庆那颗硕大的脑袋，发觉那里面真的装满了智慧，就忽然像见到了救苦救难的菩萨。我说，求求你了西门大官人，你写了那么多苦难也给工人写一点吧，为什么不写写我小舅？我小舅真够你写的！西门庆怔着说，你真认为我应该写？我说当然，你是写苦难的高手啊。他说不对吧？我说怎么不对？他说写了你给我发表？我说你都成大作家了，我不就想借你的名气用一下吗？可是他身子一扭就进了厕所。我又跟进去求他，我说我给你磕个头行不行？
他甩着他的家伙笑起来，说你呀你呀你呀，你小子太现实主义了，太当下了。现在说的苦难都是没有历史内容的苦难，是抽象的人类苦难。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那还搞什么纯文学？再说你小舅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还有性能力吗？没有精彩的性狂欢，苦难怎么能被超越呢？不能超越的苦难还能叫苦难吗？
后来我说我听明白了，没事找抽，是挺苦也挺难的。你也能当主编了。
九
我离开报社半年以后的一个早晨，我正坐在工地的一堆钢筋上吸烟，冷丁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大口罩的妇女在路口卖早点。她喊着：珍珠奶茶，热的，珍珠奶茶，热的！
我心里一动，就走过去。杜月梅见是我，也把口罩摘了下来。我说杜姨你还干这个呀，说完了又有些尴尬。她说，不干这个我能干什么？不过她很快告诉我：那个事我不干了。于是我知道她们家小改已经出院了，失去了一条右腿。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就分开了，我还得去干活，也不能耽误她做生意。分手时她突然说：我信教了，现在心里平静得很。
我心里又一动，有点好奇，就问：能不能带我也去看看？她说行。这样就约好晚上见。这样，我又见到了另外一种生活。
杜月梅领着我去了一个居民点，那是教友聚会的一个点。杜月梅告诉我，矿机厂有不少人参加了教会。那天是大家为一个困难教友捐款，领头的一个老太太说，某某姊妹家里出了点事，大家想一想要不要帮她一把？大家说好的呀，要帮的呀。于是就有人把方桌抬到屋子中间，一个人把电灯关了，说，开始吧。然后就听见有人在掏钱。又有人问，好了没有？好了。然后灯又亮了，我看见桌上堆了一些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也有二十的五十的。
忽然就有些感动，我说我也捐一点吧。杜月梅赶紧把我拦住，说这样不好，在这儿帮人是用心帮，你这样做反而亵渎了主。然后就把桌子抬开，大家再也不提这件事。然后就唱歌：
为了我们的罪恶，他受伤
为了我们的正义，他挨打
因他受责罚，我们得健康
因他受鞭打，我们得医治
我们是一群迷途的羔羊
各走自己的路
但我们一切的罪过
上主都使他替我们承当
哈里路亚，哈里路亚！
我不知道杜月梅心里除了主以外还有没有小舅，而我听见这样的歌只能想起小舅。我的眼睛模糊了，眼前飘起了漫天雪花。我不知杜月梅怎么想，只知道自己并没有平静。
从我的住处望出去，巷口就有霓虹灯，灯下有一些女人在游击。我知道杜月梅是退出去了，可又有千百个杜月梅站出来。我记起耶稣在山上的一个故事：众人抓住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就把她抓去见耶稣，众人都喊着：砸死她，砸死她！耶稣低着头在地上写字，好半天终于抬起头来，说：你们中间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砸这妇人。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走了。
有时我也会思考，比如良知，比如正义，比如救赎什么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只是为当天的工钱操心。其实我也想不了什么，比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留在这座城市里。
月月说，你不就是想看看人间吗？这就是人间。月月说，富人的快乐都是相似的，穷人的痛苦各有各的不同，而且痛得稀奇古怪。月月不读托尔斯泰，却能说出这么经典的话来，让我很惭愧。
月月有时候也会来看我，来了就带一包卤菜，把我灌得烂醉。有一天她突然小声说，回家吧，我姑眼睛都快哭瞎了。说完就偷偷观察我的脸色。当时心里是刺了一下，可很快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我是下过决心要独立生活的，我顶多有时间回去看看他们。我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
我租的这间小阁楼很好，视野很开阔，只是有点漏，一到下雨就滴答，滴答，好像总在提醒我点什么。提醒我什么呢？
九月的一天，我给老板押车，车过矿机厂的时候，心跳忽然加速，颤个不停，我就跳下来了。我看见矿机厂的大铁门是关着的，门下长满了蒿草，只有港龙股份有限公司的铜牌牌还挂在门外。铜牌上不知让谁戽了一泡屎，是用那种小学生作业纸包着的，于是我就笑了。笑着笑着，我突然明白，我之所以不走，其实就是在等待，我想等着最后一个结果。可是这个结果始终不来。
现在这个港龙公司的牌子虽然还挂着，可他们毕竟退出去了。那几个领导虽然还是领导，可卖厂毕竟不那么容易。因为据说现在上边已经有了明确说法，禁止这种自己定价自己买的内部人交易。也因为小舅虽然不在了，但他的幽灵还在厂里游荡，矿机厂还有三千多双眼睛。也许那些人并没有死心，他们也在等待，等着下一个机会。本市的企业改制依然成绩很大很大，问题很小很小。２９号文件再也没有人提起，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僵着。我也这样等着。我相信矿机厂三千多职工也是这样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