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砸进榫槽里,但作业的场地是个半人高的圆筒,大锤抡不开,小榔头又力量不够,而且铁楔必须一次到位,否则就报废了。这下可难坏了造船厂,没法子就向我们矿机厂求援。矿机厂就找老师傅们开会,问谁会打“腰锤”?老师傅说,现在什么都靠机械靠设备,这种手艺早就失传多年了。二十四磅的大榔头抡起来不能超过头顶,而且砸下去要准确够劲,谁都没把握。厂长说,这么个小问题咱都解决不了呀?咱矿机厂的脸叫你们丢尽了。还八级工呢,狗屎!
其实这问题并不小,人猫着腰,还得使那么大的榔头抡圆了砸,今天谁有这本事?这时小舅跑进来说,他愿意试试,他说他在乡下打过“腰锤”。老师傅们全都不信,说你小狗日的老鼠舔猫?菖呀,你知道虾子从哪头放屁呀?小舅不服,嘴巴又讲不清,只能犟着脑袋小声嘀咕:试试呗,不信就试试呗,连试都不叫试呀?这样就答应叫他试试,不试不知道虾子从哪头放屁。
厂里模拟了一个半人高的现场,新领了一把二十四磅大锤,砸核桃。要求是,核桃扔到哪榔头砸到哪,一锤下去核桃拍死,只准流油不准见碎壳。玩过榔头的人都知道,榔头不过顶就意味着重力不垂直,而榔头围着腰甩出弧线又不能见碎壳就必须做到正面落下,既准又狠一锤到位。这不光要技巧,更要一把好力气。那天的结果一些老师傅至今不忘,说是眼珠子都掉下地了:十几颗核桃砸完,居然四周找不到一粒碎渣。
厂长大喜,连夜就拉小舅坐上吉普车,送到芜城。在芜城,小舅更是风光无限,那个大胡子德国佬一再搂着小舅要亲吻,拉小舅照相。他说小舅要是在德国一定能当上议员,他承认自己是成心为难江南厂的,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样好的技术工人。报纸电台也来猛吹,说小舅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苦练硬功什么的。
那年也是凑巧,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个老师带学生到江南来写生,听说了这件事,就要求小舅光膀子打铁给他们看,看过了个个都叫美。真美,美极了。有个女学生摸着小舅的后背激动得浑身发抖。然后他们集体创作了一幅油画,名字就叫《脊梁》,这幅画今天还在省博物馆收藏着。
八十年代的审美趣味我说不上来,反正那种画搁今天白送人还嫌占地方。我们市百货大楼门口天天表演内衣秀都没人看。不过小舅打铁的样子我是见过的。他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榔头在火光中舞动的时候那些肌肉全都会说话,好像全都欢快起来聒噪起来,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浑身乱窜。那时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头像是敲在编钟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整个身心都飞升出去。根本不像现在,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额头赛过皮带轮子。
那一年底,小舅评上了省劳模。
照说,那时的小舅稍微会来事一点就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可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所有的灵气都表现在手艺上。他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嘴巴一张就伤人。所以他即使当了领导也是不讨好的。但是不提拔他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同时期进厂的也都当了干部,何况他还是个劳动模范。
小舅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要不当这个鸡巴干部就好了,我有手艺我上哪混不上饭吃啊?这个问题好像是个宿命,一直在折磨着他。我说,那你现在也可以走啊?听说上海那边就缺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挣好几千,你干吗不走?他把眼瞪圆了想半天说,我要是走了这边怎么办?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洞穿出去,似乎看到很远想到很多,很深刻很全面,其实那里头很空洞,什么内容也没有。所以他的悲剧不是当不当干部,也不是有没有手艺,而是他心中有个疙瘩始终解不开。他太认死理了,只有一根筋。
小舅二十八岁才正式谈恋爱,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以他当时的条件,漂亮女工随手抓,可就是搞不成。这期间光我妈给他介绍的就不下四五个,没有哪个能处得下去。原因就一条,他不爱说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问他什么都哼哼,哪个女的也受不了这个。
小舅到二十五六岁还爱找我来玩,一到星期天就来了。我妈总骂他:你就不能约个谁出去逛逛?跟个小屁孩玩个什么?没出息成这样!可他就愿意跟我玩,一点办法没有,钓鱼扳虾,上树掏蛋,逮什么玩什么。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这是我少年时代特有的骄傲。小时候我特别胆小,而且我对外界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为小舅没准儿就躲在哪个路口拐角,冷丁冲出来把我的裤衩往下一拽,让我捂着小鸡满街乱跳。我急了也会骂他:看老子不告外婆收拾你狗日的!他把大拇哥一跷:你告啊,老子要怕你告老子就认你做老子!一直到他结婚,月月出生,小舅和我的友谊才算告一段落。
那时能跟他聊天逗笑的女人就一个,就是他十七岁的徒弟杜月梅。原因是他根本没把杜月梅当女人看,该说的说,该骂的骂,有时候还在屁股上拍一巴掌。小舅有个习惯,就是嘴巴表达不清的时候,喜欢用手,捅你一下或者打你一巴掌。但那时的杜月梅对他实际上是有意思的,很愿意挨他打被他骂。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一件是小舅不爱吃蔬菜,但特别爱吃杜月梅腌的咸菜。那时上班就有保健票,两毛钱的保健票能打一个荤素炒菜,但小舅就怕吃这个,筷子翻翻眉头就皱起来了,什么鸡巴菜!这时杜月梅就跟变魔术似的拿出一缸子咸菜,高梗白腌得黄黄的脆脆的,淋上香麻油,小舅立马咧嘴笑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杜月梅替他买饭,打一个红烧肉或者米粉肉,就她的咸菜。吃完了也是杜月梅去涮饭盒。还有一件事是调工作。按规定干部是没有义务带徒弟的,但小舅坐不惯办公室,所以就带了一个钳工徒弟。可有一次厂长找他找不着,大光其火。后来发现小舅在帮杜月梅磨钩针(那时流行编织,钩针的精巧程度也是女孩的人气指标),就下死命令要杜月梅跟别的师傅做。小舅居然没敢反对,大概是觉得自己理亏。这件事杜月梅嘴上不说,可心里难受,据说眼睛都哭肿了。
那时候的杜月梅还是车间团支书,活泼、快乐,天天还唱着歌——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来相会,天也美,地也美,春风惹人醉……咱们二十年后再相会!
可惜这段日子并不长,如果长一点也许情况就会不同,两个人也许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可惜那时家里人太急,我妈还问过他,是不是对那个小徒弟有点意思,小舅张嘴就是:放屁!家里人只好算了。同时也认为杜月梅太小了,要等她能结婚小舅该三十多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其实现在看来两个人心里不是没有,只是不敢承认。小舅对女人太紧张了,紧张到了无话可说,已经分不清喜欢和需要,以至于该正视的时候他也不敢面对。而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
那一年,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原因是工人开玩笑。
据我看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免不了男女关系方面的精神生活,谈不上谁高谁低,只不过工人更直接一点,更有创造性。矿机厂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平时嘴巴很油、爱占女人便宜的师傅中午睡觉,被女工解开裤带,裆下糊了一大捧黄油。当然他们全是结过婚的,玩了乐了也就忘了,并不当回事。那天也是这样,午休时小舅睡着了,这时来了个库工找他签字。有人就说,朱师傅啊?睡了,你能亲他一口立马就醒!又有人说,咱们朱师傅什么都行就是那玩意不行,就缺你这一口了!人们嘻嘻哈哈说着这些,库工并不恼,一个人拿着领料单往里去。可到了小舅身边她愣住了。工人睡觉简单,找一张晒图纸或者旧报纸随便一垫就能睡着。夏天,都穿着单衣,小舅那一身肌肉就显得特别动人,让她有点发呆。
这种表情很奇特,触了电抽了疯一样。这表情立刻被几个女工捕捉到了,几个人一嘀咕,一二三就把库工给拎起来放到小舅身上了。放上了还不能算完,还摁着胯子来回搓上礅下。小舅就在这种哇哇大叫的集体快慰中坚挺起来。有人喊,硬了,他硬了,谁说他不行的?他硬了!工人们拍着巴掌笑啊跳啊,肚筋都笑断了,认为这是最富创意最过瘾的一次恶作剧。
但事后,库工哭了,骂了流氓。小舅傻了,觉得抬不起头来。再后来,他就决定跟这个库工谈恋爱,再再后来他们就结婚了。这个库工就是我的小舅妈。
当时我妈是不同意的(也没有其他理由,主要是觉得她不太好看),一再跟小舅说,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小舅说,我都那样了,还怎么改?我妈说,哪样了?不就是开个玩笑吗?可小舅坚持说:我都那样了,我都那样了!
那个时代确实很奇特。在小舅看来,他都那样了就等于做出了承诺,他就不能不负责任,否则他就真是流氓了。
这件事我跟月月交流过看法,我认为人的命运确实不可捉摸。人这个东西,我说,真的很偶然,很虚无,很结构,很符号。如果不是那次恶作剧,可能你就不是现在的样子,假定小舅和杜月梅好上了,也许你就是个大美人,一切的一切都要重新改写。
但月月不以为然,她说,你是烧糊涂了吧?即使那样又能怎么样?如果我比现在漂亮,也许我就不开鞋店了,而是直接去当破鞋。那个来钱多快啊。
有一天深夜,十二点多了,小舅突然来了电话,说:我回来了。
我妈抓着电话,一个激灵就坐起来,憋了半天才哭出声,骂:你个死大头啊你死到哪去了啊?
小舅说:我去了趟省城。
我妈说:那怎么不招呼一声啊?你要把人急死啊?
小舅解释,主要是跟月月妈干仗,他懒得嗦。原来他是找老领导告状去了。一家人这才把心放回去。
三
小舅把一条烟放在我面前,又让月月给我沏了一杯好茶,然后一挥手就把月月撵出去,郑重其事地说:请你帮我搞一个材料。我搓着手说这么高的接待规格我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小舅说:应该的,应该的。月月在他身后一个劲地撇嘴,我也装着看不见。
搞材料就是写稿子的意思,工厂里把一切文字的东西统统称为材料。小舅知道我喜欢写小说而不是搞材料,但小说都能写了材料还不能写吗?我算是个还有点品位的人,也经常参加一些文学沙龙,只是暂时成就还不明显而已。但我们报社有个笔名叫西门庆的哥们,是专门写苦难的,已经很火了,他有一次到前街邮政所拿稿费,把柜台的现金都拿空了。这事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已经成为标志性美谈,我在家也吹过。我一直深信,有一天我也能这么爽一把。虽然我明白小舅这是因为看重这个材料,但小舅的庄重本身就说明了对我的承认。这也让我带上了一点神秘激动的想象。
他首先申明:你放心,出了问题一切由我承担。
小舅说,你是我们家的知识分子!
其实事情很简单,他就是要把矿机厂这几年的衰落给领导汇报汇报,把工人现在的处境跟领导反映反映,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给领导分析分析。其实照我看,这些破烂事你不说领导也未必不知道。现在我们那个地方哪家国营企业不是这样?哪个工人日子好过?男的蹬板爷女的搞破鞋领导不知道?那些早年离职下海的反倒好了,有了位置也有了积累。而那些听领导话要以厂为家的,现在满大街都是。分工越来越细,连掏耳朵挠痒痒的都有了。现在谁要能想出一个挣钱的点子,立马就有成百上千学样的,可谁来消费呢?领导不知道?
但小舅不这么看,他坚决要我给他写。他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厂落到这个地步是有原因的。别的厂我不了解情况,不好说,可我们厂我是一本清账,我是眼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把厂子整垮的。他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我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他目光如炬气势如虹,很正义。
他都这样讲了,我也就无话可说,只当陪小舅玩上一把。
小舅告诉我,这一趟去省城他把矿机厂的第一任厂长给找着了。他说这老头是延安时期搞兵工厂的,现在住在干休所。他费吃屎的劲才把他给找出来。然后这老头又领着他去见了国资办和总工会的人,现在这些人全都答应帮他告状。他说要是省里告不赢,他就去中央告,非把他们告下来。
说着小舅又拉我到厂里去,他说:眼睛看着我们厂,我才能说清楚。就这样,又陪他在厂区转了大半夜。
其实这个厂我从小玩到大,龙门吊,大行车,车铣刨镗,全都是我熟悉的。这里有我一半的童年欢乐。而今却人去厂空,无比荒凉。小舅就在这荒芜中讲述了他认为不该如此荒芜的历史。冬夜,风很冷,可小舅却讲得一头是汗,把毛衣解开,胸口呼呼冒着热气。这很让我怀疑自己的观察能力。他高大的身影像鬼一样在墙壁上扭动,使他的动机显得宏大而且飘渺。
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这样:矿机厂的前身是东北某军工企业,五十年代由国家投资,转战千里来到江南,属于当时国家大型骨干企业中的配套项目,是为周围几家矿山服务的特大机械设备厂。到了七十年代末已经发展成设备总吨位号称江南第一的大厂,拥有三千多工人和五百多工程技术干部。按小舅的说法,除了飞机不能造,他什么都能干。到了八十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时候,厂里要求分出一部分生产能力开发电冰箱(那时海尔小鸭美菱那些牌子连影子都还没有呢),可上级就是不批准,说是要坚持为矿山服务的方向。好,就为矿山服务。那时厂里每年都有电解铜计划,(当时市场上电解铜八千多一吨,而计划价才四千多一吨,谁能批到条子谁就能发财,当时倒腾铜的人比苍蝇都多。)厂里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自己拉铜杆拉铜线,这样每吨可以卖到两三万,可上级一看又不干了,愣下文件把厂里的拉线车间给砍掉了,眼睁睁看着那些倒爷在厂门口倒卖调拨单。拿到调拨单还不提货,转手又卖给别人。就是活抢啊!小舅说。可领导还要我们维护大局。好,就维护大局。到了九十年代,等人家把市场瓜分完了,原始积累差不多了,领导说你们该下海了,要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学会游泳了。也行,就自己学游泳。谁怕谁啊?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我们厂其实还是能生存的。虽然工人多一点效益差一点,可我们生产的收割机拖拉机还是不错的,农用机械还是有市场的,还是垮不了。好,他看你还不垮,他就给你换领导班子。非把你搞垮不可。他给你换上一帮贪污犯来当领导,看你垮不垮!
我笑起来,我说这也太邪乎了,领导还能是天生的坏蛋?非把你搞垮不可?小舅说:我看就是故意的。原来我也不明白,以为真是什么产业结构调整,什么阵痛,现在想想,就是故意的!我说,那领导图个什么呢?犯罪也要有个动机啊?小舅沉默了半天,说:捞钱呗。你想想,工厂是死的,设备是死的,怎么才能变成现钱?
我没有文化啊,是个猪脑子啊,我现在都后悔死了。小舅说。
我承认想不出这里的道道。但是我认为,这年头捞着了算你走运,捞不着也不用心里痒痒,对老实人而言吃亏是福乃绝对真理。现在出事的贪污犯没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