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解放前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美编。也是上海滩上有一定名气的金石艺术家、画家。他故土难离，再说也舍不得自己的一批收藏，在报社迁址香港时没有离沪。1957年终于在劫难逃，母亲与其离婚，后自杀。母亲因为吃够了嫁知识分子的苦头，再嫁时选择了上海华通开关厂工人。母亲为保护自己可谓机关算尽：她让我改了姓——一则继父没有孩子，可拉近关系；二则与前夫撇清。这样一个现工人家庭，我想应该不会再有变故了吧？我一遍遍地安慰自己，可心呀，为什么还老是跳个不停？
预感往往是准确的。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上课，抬头突然瞥见校党支书来到教室门口。上课的老师见状，忙走过去。我心一沉——知道我班的哪个“黑崽子”家里又出事了。因为“负重”，我害怕极了。冷汗直冒，手脚冰凉。当老师向我走来要我出去时，我只觉耳朵嗡的一响，然后有一种从山顶往下坠落的感觉。
党支书将我带到办公室，说你家被抄了，红卫兵让你回家参加革命。这要看你的表现了，是做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是与家庭划清界线，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回到宿舍，我假装整理东西，一边紧张地思考：我身上的东西怎么办？带回家？很危险。留这里，我想起母亲托付时的凝重脸色郑重神情，脑海里蓦地涌现读过的古书里那些人在城在、人在物在的壮士悲歌，心里涌起一种从没有过的悲壮，叮嘱自己必须不负所托。我的目光一遍遍在这四十多平方米的宿舍里巡视，从床铺的枕头、被褥到脸盆架子，再从宿舍窗口凝望校中的花坛，眺望远处的小河，想为它找一个可靠的藏身之地。那天下雨，大雨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在花坛的松泥上扎下一个个小坑。我的思绪在密集的雨帘中奔突——到河边挖个洞埋着？不，不仅不安全而且容易丢。再说哪来的工具？即使有，被人看到这种反常举动，对方立刻明白你的反革命行径了。而在那平坦的河边，从学校的任何一幢教学楼与宿舍楼的窗口眺望都是一目了然的。
“叮铃铃……”下课铃声将我猛地从纷杂紧张的思考中惊醒。容不得半点迟疑，我立即拔腿疾步走——我不能让老师同学知道我还没走，引起怀疑，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我想一头牵到屠宰场的牛一定像我一样，不过，它是用四蹄顶地赖着拖延，而我呢，是自觉飞快地奔向“屠宰场”。
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我只得带着它上了公共汽车。我心里很明白：为了它的安全，也为了我不成为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是决不能将它带回家的。我表面虽然镇静，心里却像一只被围困的猎物在寻找突围的缝隙，在脑海里检索一个个我熟悉的朋友。一个慈和的面容及一双同情怜惜的目光在我的脑海里定格——继父的朋友叶叔叔。
在北站下了车，我走几步瞥一眼身后，确定后面没人跟着，就上了41路公共汽车，到恒丰路桥下了车。拐进长安路他家幽闭的弄堂，我飞快的脚步却停滞了，变得艰难与沉重。我知道他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自己年轻轻也步人军界。继父最佩服他的为人，说他能逃过每次政治运动与他做人的谦恭忠厚有关。可这次“文革”，他能逃得了吗？我在这里谋划，他那里出了问题都有可能！而且，我这样向一个自身难保的家庭求救，是否太自私了？那么我是否可以干脆不回家，带着它亡命天涯？不，不行！既然刚才红卫兵已经通知我回家，那就是在等着我，而且时间有限。如果我在一定的时间不回去，那么他们会毫无疑问地认为我身边藏有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母亲与家庭更要遭殃。我想起了可怜的母亲——她命运多舛，1963年12月与继父结婚三个月后发现怀上了孩子却同时查出患了子宫颈癌，她在上海肿瘤医院进行镭疗才两年时间。我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蓦地涌起一种要保护她的决心与悲壮。可是我又没有古燕赵壮士慷慨赴死亡命天涯不顾一切的气概……我打了个寒噤。
雨越下越大，我思绪纷杂地呆立着。雨水击打着伞面发出清晰的声响，一部分从伞顶与伞柄的那圈细破缝沿杆直下，洇湿了我的肩膀与前襟。
时间一分分过去。弄口静寂的街道偶然几个路人经过，朝我好奇地看了几眼。我突然猛醒：我必须当机立断，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快步走向顶里的对开的我熟悉的大黑门，似乎慢一点我的所有勇气都会消失殆尽。我屏住呼吸，将眼睛贴在门缝朝里看了看；再竖起耳朵捕捉周围的声响。没有声音，只有雨水击打地面与沿着屋檐格漏顺着下水管道流向阴沟的哗哗声……那是安全的信号。我鼓足勇气大着胆子敲了敲门。门内没有任何动静，我只听到自己的心嘭嘭撞击着胸腔。我迟疑着：要不要再敲一次？……时间仿佛凝固了，头上冒出了汗。正在我举手欲敲未敲时，门开了一道缝，出现在门缝里的是叶叔叔的一双眼睛。见到是我，他的眼中有一种释然，但一刹那，他的眼睛又透露出紧张。他伸手一下将我拉进门，随即将门关上。
我闻到一股焚烧什么的味道。
“出事了？”他问。我点头。
他看着我，等着我说什么。
血涨上了我的脸，我张了张嘴，就是说不出什么。
“需要我帮助什么吗？你说吧……”
我知道他已经猜到了什么，脸更加火烧火燎起来。“是这样的……我……”我一边说，一边揣摸着他的神情，“我身上有一只……金镯……我被勒令回家，我……当然如果你有困难，没关系，我能解决的……”我吞吞吐吐地终于艰难地说完。
他的妻子在旁，正要开口说什么，被他用眼光止住了。他向我伸出了手，“拿来。”
我赶忙到厕所拿出了东西，狠狠地扯着缝线。唉，外婆你怎么缝得这么牢？手中没有工具，我只得用牙齿咬断缝线，将金镯取出来。
走出他家后，我感到浑身一松。这时雨也停了。
刚到东宝兴路四川北路口，就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声。紧走几步，循声看到我家楼下的食堂门口的街上，母亲正站在人群中高高的批斗台上！两个红卫兵按着母亲，她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上纠结着一只玉色的蝴蝶结，那是她年轻时穿的长统丝袜；那细细的裤管被剪子捅成了两片随风飘荡的布片。她的颈上挂着一块木牌，“打倒右派家属资产阶级臭婆娘陈白珠！”
有什么东西堵上了我的心口，步履在我脚下显得那么沉重。
“我不是右派家属！”我听到母亲在抗辩。母亲在那一刻显示了她性格中永不屈服的强倔。她不时挣扎着抬起头，又不时被红卫兵狠狠往下按。我转过头，咬着牙，贴着墙壁穿过食堂低头疾速上楼。
家里一片狼藉：父亲视如命根子的古董花瓶成了碎片；玲珑剔透的红木花架成了条条块块；满地飘散着撕碎的字画……外婆筛糠似地抖，看到我脸色更苍白了，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我连忙过去，拉过她的手使劲握了一下。我想借助这个动作给她一点安慰与信息。
红卫兵看到了我便问：“你母亲的金银财宝放在哪？”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有什么金银财宝。”
他朝我龇了龇牙，说你划不清界线死路一条。正在这时一个红卫兵走过来，跟他耳语了几句。接着他上下打量我。那时我身上正晃荡着母亲的旧衣裳。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听邻居反映你妈待你并不好，结了婚将你往外赶。你是不是你妈生的？”
我当然知道我确实是母亲生的，尽管母亲没给我多少母爱。这时我脑子一转——是不是母亲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既然认为我不是我母亲生的，那我也不用硬往里套；当然我也不能违背事实。于是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真是个糊涂姑娘，连自己是不是她生的都不知道。说完就不再理会我。我找个角落问外婆，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她说昨天上午。
抄家持续着。家里的角落都翻遍了。热水瓶被剪开了铁皮壳，被子枕头被撕开，连墙壁都挖了个洞，书籍、父亲收藏的字画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红卫兵们调班吃饭，而我们呢，谁也不记得人还要吃饭，也没感到肚饥。
继父楼上楼下无望地转，最后蹲在屋角闷着头抽烟……红卫兵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带着几根金条、首饰、象牙、豹皮之类的走了。我连忙扶母亲上楼。
母亲上楼后木木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一个地方。我连忙告诉她，那只金镯我已经交给叶叔叔，现在抄过家了，明天我去拿回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则我应尽快地拿回来，不要让叶叔叔再承担风险；二则，母亲看到我保存好了她的宝贝，安慰中或许会冲淡受到的伤害。
第二天傍晚我出门了。为安全起见我先到一个初中同学、三代工人家庭虚晃一枪。说起来可笑，她是我的好同学，照理我应该信任她，但毕业后我与她两个学校，根本就没有什么见面机会。而一年多的时间，是很能改变一个人的，尤其在这特殊的年代，我这个黑崽子，她会怎样看我呢？细腻敏感的个性使我早早地为自己披上了一层坚硬的外壳。她家住三层阁，我上到二楼就下来了。——我这样做实在是怕有人跟踪，实在怕给叶叔叔惹事。确定没人跟踪，我才迂回着到了叶叔叔家。
叶叔叔关切地问了我一些情况，我一一如实告知后说东西我拿回去。
他点点头，叫来了小女，嘱咐着让她去将姐姐找来。
我等了很长时间。心里直纳罕：找？难道丢了？看出我的不安，叶叔叔解释说，你知道现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抄家时连马桶里都伸进铁条搅几搅。东西不是我的，受人之托我更负有责任。你别急……他越讲我越糊涂，一直到妹妹把姐姐找回来，他将长女从贴身衣服里拿出的带着体温的金镯接过再交给我，我才明白：他为了安全与责任，让长女将金镯带在身上整天在外面游荡。就这样长女带着它在街上逛了两天！我的泪水雨般滴落在这只金灿灿的镯子上。从此叶叔叔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师长、父辈。
可母亲并没有好转，见到金镯，她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惊喜，反而惶恐不安说她不要了。我只得将它交给外婆收藏。我要离家回校，母亲惊恐地一把拉住我，说她害怕，让我在家陪着她。看她失神无助的样子，我就滞留在家了。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张通知，让我回校参加革命。家里这个样子，从我的思想深处来说，我也害怕回校。我害怕那种疯狂、歧视与一种不可测的莫明的东西。后来听说学校停课了，我更有理由赖在家里了。
家里无所事事。所有的书都没有了。其实即使有书，我也没这个心思——母亲要么哭泣，要么呆坐，从批斗结束起不再出门。我呢，买菜帮外婆做家务之余，便看满街的大字报。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传单，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抄家是走资派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我顿时眼睛一亮，感到我妈有救了。当时我真的什么也不懂——只感到风云莫测世事难料，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必须救母亲！那么现在不是个机会吗？如果我能让我家平反，那不是万事大吉了？我的父亲早已成为历史，而且我家现在是工人家庭！
于是我书写了告状申诉信。为了安全保险起见，我又一次趁着昏暗的夜晚来到叶叔叔家。记得那是炎炎酷暑，天热得一点风也没有。叶叔叔将我引到亭子间，将窗帘拉拢，门关上，将台灯压得低低的伏案看信。我看到汗水从他的脊背一颗颗沁出来、聚集、不堪承载时又连成一线向下直淌。我替他扇风……
看毕，他回过脸，我在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沉重的忧虑与担心。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让母亲自己出面写？“她反正是个家庭妇女，最坏也坏不到哪里。而你青春年少，生命才刚刚开始。现在的形势谁也估摸不准。万一弄不好，你不是成了替反动家庭翻案的孝子贤孙？这辈子你还怎么做人？你再考虑一下，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抬起头，带着那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不用考虑了。母亲卧病在床，怎能以她的名义？再说，我以一个女儿、一个小姑娘的身份更容易将信写得动人。至于后果，我已经想过了：大不了死。真的，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
他讶异地注视着我，想说什么最终又什么也没说。接着，他替我改起来。一边改一边自嘲：我也只是做点文字游戏而已，到时如果出了事可以辩解。只是到那时，任何辩解都是无济于事的。
那天我将抄好的信揣在口袋里，怀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走出家门。
那个工人造反组织的地址是早就打听好了的，在巨鹿路。但对于一个穿梭于学校、家庭两点一直线的闭塞女孩，仿佛远在天边。又适逢什么人静坐示威，公交车不开，我只得一路走一路问过去。我记得从东到西，几乎穿越大半个上海，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
我走上台阶，跨进门厅，见左右是红漆门。右边的屋子里人声嘈杂。我在房门口站住了，头倚在门框边朝里张望。红漆地板上盖着杂乱的脚印，但那种昔日的华贵仍顽强地从粗乱的尘垢中隐隐地显露出来。沿墙的壁炉架台上搁着一溜毛主席像。里面的工作人员三个一伙五个一堆正激动地议论什么，还有两个伏案在书写什么。
我将头缩了回来，感到心跳得厉害。叶叔叔的叮咛又一次响在我耳边：你要慎重！那不是闹着玩的，关系你一生……害怕了？我问自己。一刹那，母亲的病态闪现在我脑际，我突然变得镇定与坚决。
我再朝里望了一眼。我不能这么不识相打扰他们的争论。那么能找的就是那两个伏案的人。迅速比较了一下，感到近门的那个似乎更和蔼一点。
我进门向他走去。“救救我妈妈！”我一开头这样说，而且声泪俱下。真的，这并不是我事先设想好的台词。我也不知道那个刹那，是什么使我完成了一个柔弱的女孩向成人的飞跃。英雄情结？还是情之所致？反正他听得专注，还让我不要哭。接着问我要书面材料。我呈上了我的信。也许我的文笔不赖，也许我的事例有其特殊性，也许一个小姑娘孤苦无依的眼泪能打动人，反正，他看得有点动情。我感到有了一丝希望。他将信收起告诉我让我放心，说他会想办法帮我解决的。我将信将疑。几天后，我家果然平反了。
平反的红榜没有改变母亲的病态。母亲仍在她臆想的惶恐中生活。幻听使她整天怀疑别人害她。她会偷偷躲在墙边听邻居家壁脚，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上了黑名单；会杯弓蛇影地怀疑楼下刚买来的收音机是发报机对她盯踪；还认为电是黑帮用来毁她打击她的工具，因此在房间里用床单后来甚至是绝缘的橡皮胶布密密围挂；她会半夜起床跳着脚跟臆想中的黑帮对着骂……当继父与我劝她上医院看病，她便骂我们头脑简单，她从不承认有病当然拒绝看病。
我的“胜利”也为我找来了无尽的烦恼。母亲看出了我的“才华”，逼迫我写那永远写不完的告状信。我千篇一律地写，写得手酸手麻，还得拿着信到处跑。我无法跟她讲清楚，只得拿着告状信在街上转悠，转到中午才回家，如果是下午，则到傍晚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