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那一天由于下的袋太多，押车员从车上往下撂袋时，有一只滚进了路旁的沟里。关学亮和吴建国也没留意，就把那包挂号袋丢在了路沟里。不想刚好赶上路边一户人家母猪要生猪仔儿，到处拉窝，因为漫地大雪，没什么可拉，见到掉在那里的挂号袋，便喜滋滋地当柴禾拉进了窝内。几天后，当它带着八九个猪崽儿走出猪窝时，主人才发现那只邮袋。因为没动铅封，内里的东西一点也没少。
只是，小镇上少了一个叫关学亮的人。
黑婆婆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见过黑婆婆。那时候她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发如墨团。而且梳得溜光，在后面绾了一个髻儿。那髻儿还用黑网子网了，中间扎了一个骨簪。由于她冬夏爱穿一身黑，人们便称她为黑婆婆。黑婆婆姓吴，听人说她年轻时个子高挑，现在虽然有点弓背，但仍能隐现出她当年的高度。黑婆婆很干净，打扮也利索，穿戴从不拖泥带水。因为她爱穿黑色，所以选料很讲究，冬穿呢子夏穿纱，衣衫做得得体又耐瞧，就显出大气和不俗。她的扎腿带子也讲究，是黑丝布的，乌黑乌黑，黑得莹莹闪蓝色。脚是小脚儿，虽称不上三寸金莲，但很耐瞧。也就是说，与她的身材很相衬。那鞋是玄色条绒布的，洋机子缝的帮儿，鞋口处还镶了皮革边儿，真可谓是无处不讲究。她住在十字街北侧，记得十字街处当时还有个白衣阁。全是大老砖垒的，很高，拱门，从里面可以爬上去。刚解放那几年，经常有公家人在上面用广播筒宣传各种新政策。那时候十字街处还都是麻石铺路，麻石是灰白色的那种，很粗糙。石与石之间的隔缝也宽窄不等，透出图案的混乱和不规。大街的两旁全是门面房，多是明清时期的北方小镇建筑风格，前高后低，道人帽式样，出厦，铺达子门。每到傍晚打烊时分，一片扣门声。黑婆婆住的也是门面房，只有一大间。她的生意很小，卖的是针、线、头绳和发卡。黑洋线白洋线蓝洋线扎花线松紧带什么的很齐全。洋纽扣儿洋发卡大针小针玻璃珠儿等零碎玩意儿全盛在一个长方形的扁盒子里。那扁木盒有一扇窗户般大小，两寸高，里边分成多个小格子，上面是玻璃镶制的盒盖，无论盖着或打开，内中货色都一览无余。
据知情人说，黑婆婆出身豪门，是大家闺秀。十八岁那年，她住的寨子被土匪攻破，土匪不但抢了她家钱财杀了她全家，也将她给轮奸了。她坏了下身，一躺半年，损了名声，不愿出嫁，一个人就住在坟院里。她恨透了土匪，每逢刑场上处决土匪，她必赶去再捅几刀，以解心头之恨。那些年里，四处赶杀场几乎成了她的职业。每每捅了土匪，她就带着血刀跪在父母坟前祈祷。后来有人见她胆大，就出钱请她挖人脑。因为此处流传一单方，说是用活人脑子能治羊羔风病。方法也简单，每逢刑场杀人，将活人脑挖出，装进一个刚杀的狗肚子里，熬熟了让病人吃下，能痊愈。黑婆婆虽然胆儿大，但她只挖土匪脑子，不沾别的罪犯。她说她只对土匪胆大，是恨给了她胆量。
打霸斗争的时候，这地方抓了不少土匪。那时候镇上民兵队里有一个叫吴大奎的人，枪法非常好。镇上枪毙地主坏蛋或大土匪，多由他执行。而且他有不少绝招儿，能让犯人保全尸，头颅上只钻一个小眼儿，也能让犯人头颅开大花，让死者有尸无首。他的绝招儿是将子弹先在发丛里篦一篦，就能将死者的天灵盖儿掀开。原因是沾上了头油，子弹头儿能炸开，他称这种篦过的子弹为炸子儿。所以，每逢毙人，总有人来求他。拎一瓶酒，或买几盒大炮台香烟，他就用炸子儿，好让求者得到活人脑。如此这般，就省了黑婆婆不少功夫。每逢毙土匪，吴大奎用炸子儿先掀开被毙者的天灵盖，黑婆婆就跑上去用小勺挖人脑。而且边挖边骂，直到挖净了，才递给那些等“药”的人，让他们速速回去配狗肉给患者治病。
一来二去，吴大奎就和黑婆婆相熟了。赶巧这吴大奎在外当过多年兵，至今未娶，光棍儿一条。黑婆婆那一年还不满四十岁，新政府为让她结束半人半鬼的生活，已不允许她住坟院。经人一说合，二人就成了家。土改过后，民兵队解散。吴大奎和黑婆婆分了二亩地和一间门面房。开初，吴大奎开油坊，专磨小磨香油。不料他命薄，油坊开张不到王年，就因病去世了。黑婆婆自叹命苦，埋了丈夫之后，她决心守寡。只是她嫌开油坊太脏，二个女人家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将磨油的家什全卖了，二亩地也雇了人，只在街上卖针线，以此顾生计。因为她孤寡一个，有了钱，她就常给自己烧阴纸。所谓阴纸，就是自己给自己烧纸钱，也叫存阴钱——就是提前把钱存进阴间银行里，以供自己死后花销。烧这种钱的时候，要请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火纸上，以便到阴家人账户。这多是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对自己的某种期望。他们用活人的心态来办阴间的事，虽然是某种安慰，但很凄惶的。
黑婆婆原本要很静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了一九六五年，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给她那悲惨的命运划上了句号。
那一年，县上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成了“三史”写作组。所谓“三史”，就是家史、村史、厂史。说白了就是忆苦思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当时城北关有一个叫翟梳的老太太，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由于其丈夫被地主恶霸勾结国民党官员无故残害致死，又抛尸郊外被群狗撕吃。她曾愤然扛着丈夫的人头到处喊冤告状，轰动豫东各县。现在被写作组挖了出来，整理成章，让老太太以“人头状”为题，到处忆苦，成了忆苦思甜的典型。镇里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想挖个典型。挑来选去，就有人推荐了黑婆婆。黑婆婆最典型的当然是挖土匪脑壳儿，而且为报仇住坟场十多年，最后又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值得一树。只是当时树典型很严格，要先将材料报到县委宣传部审查通过，宣传部认为黑婆婆虽然遭土匪轮奸，后为报家仇住坟场十多年，而且到处赶刑场挖土匪脑壳儿，但与“人头状”的那个典型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人头状”中的翟梳挝丈夫人头告状是向反动政府宣战，而黑婆婆面对的只是土匪，又加上她本人是地主小姐，树典型的意义不是太大。论说，县宣传部如此一说，作为下级的镇领导就该以此罢休。不料当时的镇书记是个老转，姓白，打过仗，立过功，文化水平虽不是太高，但政治水平却不低。他对县宣传部这个意见很不以为然。他说土匪是旧社会的产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土匪这个社会毒瘤儿！从这个意义上说，控诉土匪罪行就等于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黑婆婆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她十八岁后过的一直是人间最苦的日子。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敢只身一人住在坟院里，而到处赶刑场挖土匪脑壳儿，这不是反抗是什么？带着这种不服气心理，白书记就跑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县委书记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当下叫来宣传部长，让宣传部长亲自听白书记的汇报，最后三人达成一致，同意树黑婆婆为诉苦典型。
白书记胜利了，很高兴，回到镇里后立刻就组织笔杆子，成立了公社写作组，并要他们迅速整理材料，让黑婆婆熟记于心，先在镇里万人大会上诉苦，然后去县上参加“县忆苦思甜报告团”。
为整好材料，写作组首先要采访黑婆婆。那一天，黑婆婆刚开门不久，写作组的几个笔杆子就登门拜访，向黑婆婆说明来意要她积极配合。黑婆婆一听要她诉说土匪轮奸之苦，面目一下冷了下来，一句话不说。这样僵持了大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黑婆婆不配合采访，材料就无从下手。无奈，几个笔杆子只得向白书记汇报。那白书记一听很感意外，批评写作组的笔杆子们工作没做到，然后下命令说，让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们全力配合，一定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说完，又叫来妇联主任，要镇妇联直接参与，三天之内将黑婆婆思想打通，不能耽误下个礼拜在镇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诉苦。
这一下，黑婆婆的小屋内便热闹起来，小队干部、大队支书、妇联领导、写作组里的笔杆子们，你来我往，轮流劝说，但让人不解的是，尽管来游说的人说破了嘴皮，黑婆婆却始终一言不发，她只是双目直盯来人，而且那目光越来越冒凶光，最后吓得前去劝说的人皆不敢与她对视了。
大概就在那天夜里，黑婆婆悬梁自尽了。
消息传到镇里白书记那里，白书记很是吃惊，怔怔然，默默然，许久了才长叹一声说：“地主小姐毕竟是地主小姐呀！”
电影人的尴尬
田壮壮 彭小莲
彭小莲：我是受《收获》的委托来的，但是我觉得很难聊，因为我们已经做电影做得很多也很久了，对待电影的态度，要不是很熟的人，我们都是不愿意谈的。因为，电影已经变成非常个人的事情，当你在跟别人谈电影的时候，像在跟别人谈自己的隐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朋友谈谈还可以，突然要变成一篇文章，还要给那么多读者去看，会觉得很别扭。谈谈看电影的感受还可以，再往深里走，就不行了。就会觉得非常矫情。但是，拍电影，拍到现在，越拍越紧张，你到底是拍商业电影，还是有思想性的电影？投资环境都这样了，你到底要做什么，什么是你自己最有愿望和激情去做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我在家里看书，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看电视，看电视！”我说看什么呢？朋友说，电影院的观众在那里乱叫，让陈凯歌和陈红接吻呢。然后，陈凯歌说，别急，我们待会儿会接吻的。朋友说，就在电视上，快看吧。我说，我不看！挂了电话以后，我心里特别难过，我都想哭。不是陈凯歌和陈红的问题，我是在想，做导演做电影都要做到这个份上，这个地步，真的受不了！在我的理解里面，导演就是，或者永远就应该是站在摄影机后面的人，在美国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导演要跑到观众面前去表演，要让导演来做秀，做宣传。靠这种手段宣传电影，这也不是一个办法，也不是一个走市场的真正手段。你说是吗？
田壮壮：我实际上觉得，我们在这里聊啊聊的，聊的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已经回到学校……是2003年SARS那年回到学校，已经有近三年的时间了。以前就是在这个电影圈子里转，转了很多年，这中间有十年转出去了，觉得不好玩，然后又转回来。然后又觉得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慢慢地就感觉到一种年龄的变化，就感觉到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就是我说的，我们这些人渐渐地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小圈子，然后形成一个金字塔，你可能就是那个塔尖上的人，每个圈子之间也没有什么往来，互相也不再聊什么了。除非说是很好的朋友见面，大家在一起互相调侃调侃，调侃里面能带着一点真话就算不错的了。于是，感觉越来越不好，就想换一个环境，最后，我就回学校了。回学校以后，面对大量的学生，看着他们，就发现这些孩子完全是对电影充满热情地进来了，最后是灰头土脸的出去。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小莲，我真的有一种切身体会到的东西，就是对电影，可以用尴尬两个字来形容。你在学校很尴尬，你做电影也很尴尬。你看电影，包括你刚才说的，凯歌的这种首映，你都会觉得是一种尴尬。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在学校看见的凯歌，在我们了解和印象中的凯歌，他的那种清高和骄傲的性格，不可能去做这些宣传，现在，所有的综艺节目他都去参加。
彭小莲：他完全是为了票房。他必须委屈自己。
田壮壮：说的就是这个。不管你说是票房也好，封顶线也好。我觉得心里面还有一种更深的尴尬，是在于……
彭小莲：在于，电影对于我们已经没有神圣感了。
田壮壮：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度和界线了。大家把所有心里的东西都模糊掉了。就是说，你想坚持的也好，像你说的曾经在心里有过的一种神圣的东西也好，或者说你最投入的也好，已经在后来的阶段模糊了。我相信，像凯歌做《无极》，艺谋做《千里走单骑》，他们还是非常认真的，投入的；但是当做完了以后，那些东西文变得模糊了。反过来讲呢，咱们是导演专业的，我们是否做过一个统计；现在的导演系毕业出来的学生，每年都有一届，最后有多少人是在一线做导演的？那么电影学院出来的人，每个系出来的人，最后又有多少人在做电影专业的？在学校的时候，你就开始感觉到特别尴尬，十八九岁的孩子，每年真是数以万计地在学校门口苦苦地等着，现在又都是独生子女，加上父母；你想，是几万人拥在电影学院的门口，让学校在筛选。可是，筛选一个艺术人才有什么标准？一个艺术院校应该怎么去招生？谁都说不清楚。大家也都没有好好去想过，有些人就这么进来了。我们当初进学校的时候，也都是热血青年，“文革”结束了，有这么一个机会，咱们想那就去试一试。也许，现在这些孩子，比我们当初的意识要单纯得多，那就是我要考一所学校，我要搞艺术，要搞电影。可是，在学校待了四年，也许最后他还是没有搞明白电影是什么，他又走掉了。如果你现在看到电影的时候，看到网上，那些八卦的东西，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挺伤感的，会难过。为什么现在这些人会这么津津乐道地去谈这些八卦，谈这些不着边际的话题……
彭小莲：谈的都是电影以外的东西，和电影本质没有关系的事情。
田壮壮：对，跟影片完全没有关系。谈的时候，就好像你非要把一个人扒光了，你算高兴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和圈子，我曾经很认真地在想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让电影人变得如此的尴尬。很多电影呢就像押宝那样在赌博。扔了一笔钱，可能垮掉一个资本家，活了一个导演；或者呢，资本家和导演一块儿垮；或者是下了赌注，票房做到几千万，一个亿，等等，我就觉得，这个现象挺不正常，挺尴尬的。因为我们在谈产业，谁又认认真真地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这么百、几十年的电影产业的文化、文明、历史、发展，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从一战、二战，以及他们国内自己的党派和一些政治运动，怎么发展到今天，怎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保护和维护他们的电影？包括韩国这几年电影的新兴，等等。你会觉得想不通，也想不明白。我自己呢，我到学校有一个自己的感觉。比如，对母校说点不恭的话，你去了电影学院以后，一个导演系的学生，在四年毕业的时候，有可能连一尺胶片都没有碰过，这在学校都完全可能。
彭小莲：听说，他们比我们当初要好多了。
田壮壮：那是很好，但那都是DV机器，都是Beta，真正接触到胶片的时候，要等到第四年的时候，可能有四个小短片可以拍摄，但是必须要竞争，因为这种竞争就变得更加奇怪。文学系的孩子本子可能比导演系的好，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嘛。现在是谁的剧本好，谁当导演。那我说，干脆开一个文学系就可以了，不要什么导演系了。以前，我们说编导，编导编导，那么课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