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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内阁首辅）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崇祯很器重的守城太监，后开门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祯尸体被李闯军队发现后，停灵数天，《烈皇小识》载这些已投降的旧臣对先帝尸体的表现，“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斜着眼睛瞟一眼就过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两个和尚自愿前来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两大重要部属宋献策和李岩经过此地。岩对宋说：“何以戴纱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纱帽原是陋品，并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员强。”李岩再问：“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为什么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因此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新进者心想，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于事无补。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
这段对话，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士人对明朝情感之冷薄。科举是表面上的原因，本来明室仅仅把八股制艺作为笼络也是控制读书人的手段，读书人也只把它作为敲门砖。所谓忠义之说，远不能遮掩利益驱动的本质。所谓明朝养士三百年的“养”，和用草料养牛马差不多，多数士人哪会给它尽忠？
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的谥号为“庄烈帝”，帝王死于宫外者为“庄”，而自杀很符合“烈”字。崇祯皇帝既不像汉献帝那样懦弱，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残暴，也不像南唐李后主、宋徽宗那样醉心于诗词书画而荒了国政，而是很敬业、颇思进取、一直想匡正爷爷万历、哥哥熹宗执政时的过失。因此崇祯的死更具有悲剧意义，比其他亡国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养士三百年，最后大敌当前，这些食朝廷俸禄的人很多都这个样子，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无耻、软弱。可他们天生就这样无耻吗？同样是读书人，宋末士大夫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足让明朝士人汗颜。同样读孔孟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宋、明两代养士的差别。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歼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蹈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与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知道少帝已死后，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以复社文人做领导，他们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闲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识分子，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桢，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清兵下江南后，跟随唐王抗清，最后被清廷杖死。《研堂见闻杂录》感慨：“忠臣烈士，不出于缙绅，而出于一青衿弟子，不出于食禄大臣，而出于偏藩几日之薄官，其为明朝结三百年之报，惟公一人矣。”而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小老婆柳如是劝他投河以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清朝，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末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众多，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是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出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灭族是当权者在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来对待士人。经过仁宗、宣宗等相对仁厚的皇帝执政，士人的正气也渐渐地又被培植起来，打屁股不再是耻辱，因为直谏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荣誉。孟森先生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明史讲义》）
真正对士气产生根本性摧残的事情是明中叶以后两件大事：嘉靖朝严嵩当权杀直谏大臣，天启朝魏忠贤当权杀东林党人。此后虽有复社上接东林、匡正士风的努力，但一切来得太晚，真正能显达的总是那些无耻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严重的逆淘汰生态。
先说严嵩杀谏臣。严嵩父子当权时，杨继盛上书劾严嵩“十大罪”，被定为死罪，行刑的那天，围观民众皆流泪为之送行。高阳为此评论道：“明朝杀谏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荡，致使言路趋于偏激，由意气而戾气，国亡始息。说严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为过。然而此养奸纯出于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国之君，乃有亡国之臣，于此又得一明证。”
魏忠贤诛杀东林党人是明史上对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围剿，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报私仇的文臣也不少，东林党人在政治斗争的技术层面几乎是不合格的，纯粹靠一股浩然正气支撑，而阉党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随便把人处死的东厂和锦衣卫。东林党诸君子被拷掠的惨状，可说是空前绝后。东林党被灭后，士大夫正气几乎荡然无存。死在北镇抚司狱的东林党人之一黄尊素，他的儿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君权提出质疑，对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复有父辈的愚忠，他们对异族入侵、文化毁灭感到痛心，但对朱家皇朝的完蛋并不痛惜。这不能说没有父辈遭遇带给他的教训。
这样有计划既“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没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则是相当尊重文人的。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设法来打击文人的气节，而赵匡胤则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具有宪法权威性的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来杀文人。宋代养士三百多年，尽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撑危局。
再说崇祯皇帝的个人原因。
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王朝，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是绝症的“病人”，首先是应该慢慢地调养，先维持生命，再如抽丝般一点点减轻病情，或许大明帝国还能延续几年，可感觉到时不我待的崇祯，想用霹雳手段救帝国于沉疴之中，反而欲速不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祯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颇相似，勤于政事而人不够通达，对臣下过于苛刻。如果崇祯和雍正一样，继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样留下来的全盛帝国，他未必不是一个有为之君。一个人身体健壮抵抗力强时，对体内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药也无妨，而对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谨慎。崇祯面临的不是雍正那样没有根本危机的帝国，但也采取和后来雍正一样的刚猛之法，是他执政的失误。
一位号锁绿山人的明朝遗民在《明亡述略》中评价崇祯，“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这番话很有道理。崇祯刚即位能清除阉党，很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样子，天下人对他寄予中兴大明的厚望。可到后来觉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监，如开门投敌的曹化淳。经过他父亲、哥哥的那些年折腾，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为他的刚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职，袁崇焕被冤杀，卢象昇孤立无援战死疆场，重用的都是温体仁、杨嗣昌这类治国御敌没本事、搞权争却手段高明的大臣。远因和近因交杂在一起，明亡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崇祯帝自杀时身旁没有陆秀夫，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让文人变成奴才的报应。——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还是姓李甚至姓爱新觉罗有什么区别呢？
普天之下并非王土
当明朝灭亡后，黄宗羲隐居乡间著书，拒不出仕。但仍然有人苛求他为什么不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还要活在大清的治下。黄宗羲辩解道：“田出于王以授民，故谓之王土。若后世之田，为民所买，是民土而非王土。”
苛求黄宗羲的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土地制度是会变的，在周朝时，由于技术、制度等许多原因的限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表述，可能还是一种产权现实。明清之际远不同于周朝，明清的土地产权已很明晰，自己靠买来的田养活自己，当然不是新政权的恩赐。
2006年6月上旬，我去太原公干，顺便拜谒了心仪已久的晋祠。走过号称中国现存最早的立交桥鱼沼飞梁，我在宋代兴建的圣母殿前徘徊良久，仰着头看大殿走廊上方悬挂的一块块不同时期的牌匾，大多数内容是颂扬三千年前一段史实：“桐叶封弟”。如：“三晋遗封”、“桐封遗泽”、“惠洽桐封”等等。
这个典故稍有些文史知识的中国人应当熟悉。《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予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这个典故引起我对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些联想。
太史公这段话叙述了两次土地流转。一次是通过战争的形式，“唐”这块地方被周王室收回去；一次是成王与弟弟两个小孩过家家，假戏成真，通过分封的形式，又把这块土地给了唐叔虞。
如果用现代法律的、经济的眼光来分析这段史实，晋祠所在的这块土地的流转究竟是所有权转移，还是使用权或是其他权的转移？用武力抢夺固然是财产转移的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而分封也很古老，它属于哪一类财产转移？
我想是不是可以将成王封唐叔看成一次赠予的行为？成王的戏言，是一种赠予的口头合同，而桐叶代替珪成为双方履约的凭证。这一赠予合同的内容和履行，是有着礼制的严格规范。《汉书•；地理志》说：“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成王封叔虞为第一等“公”，所以封地是方圆百里。而接受赠予是有附加条件的，即诸侯必须定期向王室上贡，王室受到战争威胁时，诸侯要起兵勤王。所以春秋战国时，楚国贡包茅不入，齐国带头提议伐楚；周幽王能烽火戏诸侯，以博宠妃褒姒一笑。
那么，由此能不能说在周朝就真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周朝版图内的所有田土、山川、滩涂等等都是周天子的私有财产，他有任意处置权？一般人是这样认为的，海外史学家唐德刚也说，周朝封建之时（此封建非我们常说的五大社会形态之一的“封建社会”），“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将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晚清七十年•；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但另一位研究土地制度非常有成效的史学家赵俪生则认为远古的周朝，还没有后世那么纯粹的土地国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他说：“井田制到头来只可能是不完整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完整的‘王’有和贵族所有制的混合体。”（《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他认为周天子裂土封侯，“远远不是像后世那样按清楚不移的顷亩分授，而是极其粗略地按‘族’的居地划线（如‘少昊之墟’、‘殷墟’、‘有阎之土’、‘相土之东都’等）。由此可见，当时土地的‘王有’、‘君有’或者‘国有’，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而实质则仍然属于一个古老的共同体”（《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
唐、赵两先生的论点，我比较认同赵先生所说。具体对照“桐叶封地”这段史实，我们就发现，封地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