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嘉靖皇帝要破坏祖宗礼法，也一定会在礼法中让马屁官员寻找理由，而且强调的还是百善之首的“孝”，强调人伦之情，不能让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称臣。
嘉靖皇帝最真实的意图是“继统不继嗣”，也就是说当皇帝当然可以，给别人做儿子没门。而那些不想让孝宗绝后的文臣的理由是，这龙椅是孝宗传下来的，不当他的儿子，就没有继位的资格。而嘉靖认为，龙椅最早是老祖宗太祖高皇帝传下来的，大家都有份，我也能继承，我爸爸也有资格追认为皇帝。
这一场现在有人看来很无聊的争端，在那时在看来可是悠悠万事，唯此最大。它涉及在谁手里——你说这事大不大？
因为在帝制时代，手握兵权和礼法的解释权是最重要的两件事。兵戎相见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能随便用的。汉代刘家、明代朱家自家人动刀抢也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在同一家族里，夺了兄弟的江山后，必须用解释权去修饰，去抹平，显得自己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而非得位不正。这和第一代皇帝打江山不一样，那是抢了别人的江山，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便能解释。
明代的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朱棣就给他们的后代子孙做了一个如何解释自己具有继承资格的范本。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死在自己前面，伤心之余他把皇位给了朱标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孙——建文皇帝。建文登基后，便追认自己的父亲为孝康帝，进太庙。因为直接从爷爷那里接班总是不太顺，而父亲虽然生前未登基，可是有皇帝之名，自己继位后，这个权力传承的路线图就清楚了，祖孙之间的空档被补起来了，权力来源经得起礼法和臣民的考问。
朱棣把自己侄子的皇位夺取后，就面临一个宪法性难题，叔叔总不能继承侄子吧。当然，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他首先废除了哥哥朱标的皇帝称号，依然称故太子，这就等于在建文帝继承权力的流程中间挖了条人工河让原来的水改道了——你老爸没有当上皇帝就死了，你没资格继位。那时候你爷爷还在，太子死了别的弟弟可以顶上去，我是你老爸的弟弟，所以我当皇帝是继承我老爸也就是你爷爷的，与你无关，当皇帝我比你更有资格。因为这种考虑，朱棣废除了建文纪年，朱元璋只当了三十一年皇帝，建文帝当了四年，可建文四年被朱棣变成洪武三十五年。也就是向天下宣布：这四年，洪武帝虽然死了，但是还占着皇帝的名号，接下来便是他的四儿子朱棣的永乐纪年了。
那么，假如后人会问，这四年建文帝是干什么呢？朱元璋死了好几年，为啥还用他的年号？那么解释为：朱允炆那小子虽然在龙椅上坐了四年，但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是替朱家暂时看管了几年江山，他不算真正的一代帝王。
为什么朱棣那样恨方孝孺，要诛他十族，方的不合作可非同寻常，是在质疑朱棣掌握最高权力。而另一位臣子杨荣在朱棣攻占南京，迫不及待去皇宫即位时，挡住朱棣的马，问：殿下是先去即位还是先去拜谒先帝陵墓？一语惊破梦中人，这句话是提醒朱棣要去马上“补课”，先拜谒了父皇的陵墓，便是合法即位了。朱棣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当然从善如流，而且从此十分器重杨荣，因为杨荣的及时提醒是在修补他的合法性。
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承继，要合乎“三统”：道统、法统、血统。道统看上去很简单但却最玄妙，天意还在某某家。法统则是权力来源程序合法，是老爸指定继承的，不是自己抢的。——而明朝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连皇帝确立皇储也不是随心所欲，永乐帝和万历帝都想把皇位传给更钟爱的非长子，在强大的“程序法”面前，只好作罢。“三统”中血统最重要，必须是老皇帝生的，前两个统可以“补课”，这个统没法补课。要异姓为帝便是改朝换代的大动静了。
尽管嘉靖皇帝违背礼法，永乐皇帝夺侄子皇位，用皇权来控制解释权，但毕竟人家还是血脉相连，勉强说得过去。
“大礼议”与现代西方选举
“大礼议”是明代嘉靖朝最重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它不仅影响到嘉靖和整个文官集团的合作关系，中断了嘉靖继位之初势头很好的中兴气象，也影响到嘉靖皇帝执政后的心态以及对身后大事的安排，直接影响到隆庆、万历两朝。那么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明之衰亡，始于嘉靖，万历朝将衰亡的速度加快，而崇祯朝见到了最后的恶果。
所谓“大礼议”，就是继位后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称自己的伯父孝宗为父亲还是伯父，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父亲还是叔父。现代人看起来是个很无聊的问题，谁是真正的爸爸，人诞生后第一天不就明确了吗？这是“现时观念”导致对历史的不正确判断，用现在的流行价值观去看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事件，往往谬之千里。（前文已详述）
可是大明朝没有如现代西方的王室如英国、西班牙那样，将老国王的子孙辈按照血缘、长幼排了序：谁是第一王位继承人，谁是第二、第三……第一继承人死了，后面依次递补就行了。大明朝首先当然得重视血缘，血缘关系是维系皇权社会家天下最重要的关系，但这不是唯一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名分。名分实际上就是把血缘关系进行精美的包装，使其符合礼制。
武宗死了后，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起了遗诏，以大行皇帝的口气，让武宗的堂弟弟，远在湖北安陆府的朱厚熜“嗣皇帝位”。可当时十五岁的嘉靖帝已经表露出他执拗而不妥协的风格。因为当时大臣准备以迎接皇太子的礼仪请嘉靖进从东华门进皇宫。嘉靖说，我是来做皇帝的，不是来做皇子的，坚决不干，宁愿不进紫禁城，这下大臣们没办法，只好折中一下，让他从大明门进，以朝见太后即武宗的皇后嘉靖的堂嫂为名进宫，规避了这个难题。
但实际的问题是规避不了的，多数文臣认为嘉靖帝是首先过继给伯父即已死去十六年之久的孝宗做儿子，然后因为他的哥哥武宗死了没有后代，他才获得即位的资格。这样自然要称孝宗为爸爸，改称自己的亲爹亲妈为叔父叔母。这对一个已经长大懂事，和父母感情很深的少年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皇位诚可贵，亲情价亦高。嘉靖帝认为自己只是继位，而不是过继给伯父当儿子，即“继统不继嗣”。嘉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堂哥哥当儿子吧，那么又凭什么拐个弯一定要给死去的伯父当儿子？伯父这个长房，但凡有男性后代，你们怎么继承皇位，嘉靖没资格眼红。可是伯父这个长房成了绝户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宪宗的亲儿子，自己是爷爷活着的孙子中年龄最大的，当然有资格自然继承爷爷传下来的江山，为什么非得给伯父当名义上的儿子，才有资格？嘉靖此类理由和今日西方王室按皇位继承的顺序依次递补的做法很接近，也没什么不对。可是大臣们不干，认为有违礼制，一定要让嘉靖帝把自己的父亲当成叔父（皇叔父兴献大王），嘉靖帝很生气地说：“父母的称号，怎么能改来改去？”嘉靖帝这种感情，应当是很符合人伦之情的，可是建立在人伦基础上而将其理论化的礼制，却让人违背最基本的人伦之情，嘉靖帝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两难，尊重礼法是孝，维护人伦感情也是孝，如果这两者冲突了，该怎么办？
这帮大臣以为嘉靖这个从湖北小地方来到京城的农村青年，很好摆布。他们错了，皇权掌握在任何人手中，都有巨大的能量。经过很多年的拉锯战，最后是嘉靖完胜，不但保住了自己生父的“爸爸”称号，还追认亲父为皇帝。——至今还埋在湖北钟祥的嘉靖帝生父，其坟墓称陵。也就是说，大明皇帝，除了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湖北还多出这样一个由儿子为死去的父亲争来的帝陵。
“大礼议”谁是谁非，后来的史家争论不休，硬要给历史事件作出简单的对错评价，是没多大意义的。“大礼议”事件之所以影响这么大，可见明代所谓的礼制是多么重要。谁是爸爸谁是伯父叔父关系到嘉靖帝皇权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明帝国是个皇权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权柄，文臣在“大礼议”中和皇帝斗争，没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从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论支持。可是这些“案例”的结果并非完全一样，所以皇帝和文臣双方都从历史上找对自己有利的“判例”。大臣们认为自己的主张合乎礼制，可他们的说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规矩的做法。比如永乐帝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争夺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进了南京还假惺惺对方孝孺等人说他是要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只是成王被烧死了，他这个周公只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这个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儿子还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孙把孝文帝的儿子圈禁了半个多世纪。“礼制”只是表面文章，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手中的暴力。说白了，有关礼制的争议，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标这个长房还有男性后代的时候，就敢自己做皇帝，并认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传下来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时，伯父孝宗已没有男性后代，他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继承，非得给伯父做儿子，拐个弯才有资格入承大宝呢？
嘉靖帝和文臣们各执一词，谁都有理。对这场争端，没有一个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决机构来裁决，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嘉靖皇帝赢了“大礼议”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代国家，国家元首产生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危机，但由于政治文明的程度远高于中世纪，在宪法的框架下，有一整套公开透明的解决程序。如对美国的总统在任时死亡或被罢免的处理办法，非常清楚。总统任期中死了，副总统继承，副总统同样死了，后面还有众议院院长。
在几年前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竞选总统中，选举人票非常接近。最后一个州的计票极为关键，结果是布什以微弱优势险胜，走进白宫。民主党当然不服气，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布什的总统合法性会被人质疑。而布什和戈尔是争议的两方，他们之间谁也不能做裁决者，最后由中立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裁定选举合法。对法院的裁决，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服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尽管皇帝赢了，但当时和后世不服气的很多，那是因为在这场争执中，嘉靖帝既当了运动员，又当了裁判员。
假客气的游戏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驾崩，没有留下子嗣，遗诏宣布由他生前十分喜欢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这当然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无论是遵循先帝的遗愿，还是按照皇室血统的排序，朱由检都有十分充足的资格入承大宝。
作为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年轻人，朱由检自己又何尝不想当皇帝。年少无知时，他和已经登基的哥哥熹宗在一起玩耍时，童言无忌对哥哥说，你这个官能不能以后让我也做做。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威风，这个危险的玩笑竟然没有引起忠厚的熹宗震怒，反而乐呵呵地哄着弟弟说：行呀，我做几年后再给你做。——真是一语成谶，这位子果然留给他坐了。
按照帝制时代的惯例，有了遗诏并不等于就可以马上即位，还必须有宗室王公、文武大臣的劝进表才行。这个容易，新主子即将上台，下面有的是表现积极、想给将来的皇帝留下好印象的人，草拟劝进表的，必定是德高望重、劳苦功高的前朝大臣，且这也是他为官生涯中莫大的荣誉。
可是，劝进表上了三次，前两次都被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帝回绝，理由不外乎是，皇兄刚刚崩驾，自己内心异常悲伤，哪能在这种情形下做皇帝，听起来诚挚而能让人感动，可见做弟弟的友悌之情。大臣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将继续上表，直到即位者答应为止，等到第三次上表，崇祯帝装出一副没办法了，大伙太殷切我不得不挑起重担的样子，答复说：
“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而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
好一个“勉以所请”！其实个中奥妙，即位的人明白，劝进的大臣们也明白，彼此谁也不点破，煞有介事、心照不宣地玩一场，这个游戏越逼真效果越好。每次先帝驾崩新皇即位前，都会有这么一场戏，千百年来都这样玩着，没谁觉得荒谬，似乎已成了历代帝王必须要遵循的习惯法，江山可以易主，而这个把戏玩起来的程序却几乎没有变化，这大概是我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之处吧。不仅仅是同一皇室的皇位更替，即使是异姓之间的革命、篡位都是如此。崇祯的祖宗朱元璋，带领众人打下一片锦绣河山，目的还不是自己当皇上？哪个大臣如果觊觎就要到手的龙椅，他必定死亡葬身之地，而且朱元璋当时完全可以不当皇帝，他和龙凤王朝的皇帝韩林儿有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可他让廖永忠等人去迎接韩林儿，让这位傀儡皇帝不明不白淹死在江中，扫除自己当皇帝最大的一个障碍。就这样一个想当皇帝都快想疯了的人，当皇帝的理由是“以群臣推戴不已”。曹丕篡了刘家的皇位，也就罢了，还非得让献帝自己下禅让的诏书，讲天命已不在刘而在曹，自己德薄才钝不堪人主，为了天下苍生须让位给曹，曹丕照例要推让两次。
如此残酷的权力争夺，外表非得要蒙上假客气的套子，何其滑稽。所以曹丕在登皇帝位时，恍然大悟，被后人称颂不已的尧舜禹禅让佳话，当初可能也就是在武力威逼下的假客气。因为那时候的史料很少，后人误以为所谓上古三代的政治文明建设真的那么好。
蒙元帝国兴起之初，在我们中原人已玩了千年的劝进把戏时，他们还是赤裸裸地打江山、做大汗，不会讲假客气。《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创业的历程，非常详细，写到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被尊为成吉思汗，独独少了大臣们劝进，大汗推辞再三的记载。
当时蒙古贵族不会玩。成吉思汗当时大封功臣，他妈妈的一个养子，号称六弟的失吉•；忽秃忽认为大汗哥哥给博尔术、木合黎等人的封赏太厚，自己心中愤愤不平，找成吉思汗理论，历数自己的功劳。成吉思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封他大断事官（最高司法官）。这在我们汉民族看来，简直是太野蛮了，太没有文化了。从下往上劝进，要玩，从上往下赏赐，也常常玩这类游戏。开国君主大赏功臣，许多人照例也会推辞的，皇帝心中也很明白，会再次下诏让功臣“勉为其难”地接受封赏，像成吉思汗手下那样直白要封赏的，就会被人看成没教养的，且很有可能龙颜大怒而失宠。等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对这一套游戏很快也就驾轻就熟了。
直到今天，西方的洋人都没学会这种谦逊的美德。清朝的黄遵宪在美国目睹总统选举，他认为那些竞选工作太难让人接受了，竞选者一方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方面攻击对方的缺陷，黄遵宪认为这样的人怎能当一国之主？2006年的德国总理大选依然是这样，默克尔领导的基联盟以微弱多数赢了施罗德的社民党，谁当总理，如何组阁还没有商量好，便急不可待地宣称自己的政党取得大选胜利，哪有我们这种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