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德皇帝的皇位来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处于好动好玩爱幻想的时期，且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儿童，他这个年龄可以名正言顺地亲政。就如一个不知道稼穑之难的少年突然继承了万贯家私，家里的其他人自然很担心他败家，于是想方设法把他往勤俭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遗留下的文臣集团，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礼法和道德来约束少年皇帝，来将这个贪玩的少年训练成尧、舜那样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论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制约皇帝的只能是给他一遍遍讲大道理，让他自省，让他惭愧，让他明白众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文臣集团，和皇帝的紧张关系从正德元年就开始了。撇开他们的君臣关系，来考察双方的“交锋”，就感觉到是姥姥、姥爷、叔叔、阿姨等长辈联合起来，一起教导一位父亲早逝而继承家产的少年，要好好读书，做爸爸和爷爷那样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整天看着顽劣的学生，让他呆在教室里好好做试题，或阅读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黄色书籍或进网吧。
这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培养方式，往往加剧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会上的“损友”唆使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想办法逃避大人的教导，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最终的结果则是因为教导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简单，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何况这些相当“帝王师”的文臣，面对的不是个普通少年，而是万岁爷，教育的难度就更大了。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个月里，文臣上书措辞严厉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个明君的，就是几十条。
众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导正德帝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好好读圣贤书，学会做圣贤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奏请皇帝恢复经筵（大臣给皇帝讲古典经史）。因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为理由暂停了经筵。可恢复没几天，三月，刘健又上奏，说经史开讲以来，皇帝您不时传旨暂免，理由是要去朝拜两宫太后，然后讲了一大套道理：“两宫以宗社为念，见皇上勤于讲学，亦必喜动颜色，今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举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讲读，刘健等人又上表说，先帝的旧例，每日要再进讲一次，而且“四书”是圣贤治国的大道理，实在应该熟悉掌握等等。
二是要勤于政事，不要贪玩。文臣们把一个少年看成天生就对社稷江山负有无限责任的职业皇帝。四月，英国公张懋联合六部和五军都督府一起上疏，又是一番大道理。大意是：“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忧勤而兴，骄佚而坏者。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成王初政，周公作《无逸》以训之。诚见夫废兴之机，于此系焉，不可以不慎也。”此类奏章多不胜数。
三是要俭朴节约，不要奢靡浪费。少年人喜欢胡乱花钱，正德帝也不例外。他动辄就随便赏赐，或者以孝敬两宫太后为名、操办婚礼等理由要户部掏巨款。户部会同其他大臣一次次给皇帝算账，告诉他国库银根吃紧，不可随便花钱。
四是要有安全意识，好好呆在宫里，要远小人亲君子，不要随便出宫鬼混。这位好动的少年皇帝喜欢出宫骑马打猎，这个爱好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锻炼身体，熟悉行伍，当年汉武帝年少时在上林苑也玩这种游戏，关键在于好好地引导。可文臣们上书都从很高的政治高度来指责皇帝这是不良嗜好。张懋进谏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这样注意安全是因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岂止是千金之子？万一骑马有失，那该怎么办呀？兵科一名给事中说得更加明白：作为皇帝不应该有其他嗜好，骑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们不能明明白白说皇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适合当可汗的皇帝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十五日，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在开阔的水面上划船打鱼，这些人衣着华贵，举止优雅，周围旌旗蔽日，侍卫如林，显然这不是普通渔民为了谋生的渔业活动。谁知道乐极生悲，船突然翻了，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进水中。旁边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窝似的，叫声震天，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把青年人搭救了出来。
青年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染上了重病。这个人就是当时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二年三月，他便死在自己钟爱的豹房，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过继任何一个侄儿辈作为儿子。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危机，群臣商议，将他皇族的一位堂弟从封地湖北钟祥弄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最后才闹出了把整个大明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事件，朝局元气大伤。
正德皇帝为什么不好好地呆在北京，而出现在了大运河上面呢？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热爱自己治下的任何一寸大好山河，就是不爱他最应该呆的地方——紫禁城，即使不得已在北京，他大部分时间也在紫禁城外的豹房，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美女以及宠爱的太监、卫士厮混在一起，而冷落那些一心想他临幸的后宫以及总想给他讲治国之道的文臣。
这次正德皇帝南下是因为江西南昌的宁王造反，他听到后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这位酷爱舞刀弄枪的万岁爷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率兵打仗了，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可是出了北京不远就接到快报，宁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擒拿，皇帝没必要亲自动手了。可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机会，哪能放弃？他毫不理会，照原计划南下，于是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去锦绣江南闹了一年。
在此之前，他已经给自己起了另一个名字朱寿，并自己封朱寿为威武大将军，总领天下兵马。他曾带领部队去了宣化、大同一带，和蒙古骑兵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让皇后、大臣们担心个半死。
到了明代，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僵化的程度，武将的地位日益衰落，在道德治国的理念下帝国靠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运行。因此理想的皇帝就应当是一个温和文雅、喜欢文牍和政事的谦谦君子，最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皇宫里看奏折，和大臣商量国家大事。
可正德皇帝似乎就是专门和这种礼仪文化、农耕文明反着来的一位君主。他不像一位华夏天子，倒更像一位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大可汗。他的一切爱好和审美观接近草原而疏远耕地。
比如说他从小就爱骑马射箭，爱身履险地，甚至亲自去驯服狮虎。这用大明的流行价值观来说，不是一个皇帝应该做的，这种冒险是胡闹是荒唐。而在草原上，大汗的子孙们从小就跟着长辈出去打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不配做骑士，更不要说继承汗位了。
在游牧民族中，大汗和王子亲征是常有的事情，非如此就不能激励士气。成吉思汗一生无数次带头冲锋陷阵，即使他统一蒙古高原后，对他的子孙也是这样要求的。横扫欧亚大陆，一直打到多瑙河上那次远征就是著名的“长子西征”。从大可汗开始，王公贵族都派了自己的大儿子去参加那最艰苦最危险的征伐。游牧民族没有千金之躯不履险地的说法。
汉族的天子尤其到了明代，实际上是个大囚犯，被无形的枷锁捆在皇宫里，而草原上大可汗的王帐可设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地方。正德皇帝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建在北疆边塞宣府的大将军府。那个地方离草原最近，时时可能受到蒙古骑兵的侵扰，在那里正德帝也许更能感觉到一种金戈铁马的气息。
明帝国是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特别讲亲疏之别、讲妇女的贞节，一般男人结婚对新娘的要求是，悠悠万事，处女为大，而正德皇帝根本不讲这个。他对那些以处女之身选进皇宫的少女不感兴趣，而对已婚妇女、寡妇却兴趣颇高。有一个军官叫马昂，他的妹妹已经嫁了别人并怀有身孕。此女子貌美而善于骑射，并擅长胡乐。这正是正德皇帝最喜欢的，他一见倾心，便把这个怀孕的有夫之妇纳入豹房，倍加宠爱。这在文臣们看来，可是关系到大明社稷的大事，皇帝什么女人没有，哪能爱上一个怀上别人孩子的女子？尤其是皇帝自己还没有亲生儿子。于是上书苦谏，并拿出秦始皇嬴政的例子，说吕不韦将怀上孕的赵姬献给秦国公子子楚，最后生下了“野种”，窃取了秦国的江山，可正德帝丝毫不当回事，这真有成吉思汗之风。铁木真年轻时，刚刚结婚的妻子孛儿帖被敌人抢走，怀上了敌人的儿子后又被铁木真抢了回来。敌人的儿子生出来后，铁木真不但没有遗弃，反而把他作为长子养大，后来成为铁木真征战四方的一个得力助手，铁木真照样给这个儿子很大的封地，这在汉族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大明重宗法，正德帝偏偏不把宗法不当回事。自己没有儿子毫不在意，按照宗法制度完全可以过继同族侄儿，可他也不这样干，却到处认异姓的干儿子。
我估计，正德皇帝没准羡慕自己北部的敌人——那些游牧民族首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率领骑兵四处征战。在大明朝廷，他是孤独的，他羡慕的生活方式，在饱读孔孟之书的文臣看来，是没教养的，是落后野蛮的。
朱厚照生错了年代，如果他生在皇族有突厥血统、朝野有尚武之风的大唐，他也许会有一番作为。
朱厚照也生错了地方，如果他生在天似穹庐莽盖四野的草原上，没准是个英武的可汗。
可惜他生在16世纪的中国，生在那个被红墙圈起来的紫禁城，变成个“荒唐皇帝”。
继承资格的解释权
拙文《莫问帝王家务事》在博客上发布后，引发了一些朋友的争论。皇家的家务事该不该管？如何管？我们都知道，帝制时代皇室是家国一体的，家事即是国事，家事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与否。为臣民的都希望继承皇位的是扶苏而非胡亥，是杨勇而非杨广。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皇室家务事。拙文笔调有点揶揄叶伯巨、解缙，但绝非讽刺挖苦这两位。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精神禀赋和思维方式，何况那个年代距我们已经六百多年。
有朋友在讨论中提到明代一些大臣，为了搞明白皇帝的老爸究竟是谁，弄得要死要活，整个朝政也为此搞得很不堪，这场争议直接影响此后大明朝的兴衰。这就是嘉靖朝最大的事件——“大礼议”之争。
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哪个，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可在那个时代，父子关系绝不仅仅是血缘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生物学的知识来判定，而是用礼法来判定。直到民国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长房如果没有儿子，那么其他房的兄弟家儿子，必须过继一个给他以承香火，且一般是长子。钱锺书的大伯没有儿子，他就是被过继给大伯的，童年时大伯对他的关爱远甚于他的亲生父亲。
“大礼议”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明孝宗享国十八年，以勤政宽厚尊重士人儒获得臣民特别是士林的赞誉，可他和大多数明代皇帝很不一样的是他不怎么好色，不纳妃子，这一夫一妻的结果是孩子不多，生了两子三女——在皇室中，皇后一个肚皮生出五个孩子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二皇子早夭，而大儿子继位后，便是有名的荒唐皇帝朱厚照，这是个从小患多动症的愤青，和他父亲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不安分，行事怪异，又好声色。他父亲因为女人少，儿女不多，他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身旁的女人太多，把身体掏空了，三十一岁就死了，没留下一男半女，而且他又没有兄弟和侄儿。孝宗一房的皇祚看来到这里就断了。大臣们一商量，就把孝宗的兄弟兴献王德儿子，十五岁的朱厚熜过继给孝宗，变成了武宗同一房的弟弟，入承大宝，是为嘉靖帝。按照礼法，既然给伯父做儿子了，那么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叔父了，是自己臣子。——这把戏在清代的光绪、宣统两朝也都玩过。如果是刚生出来不久就过继给伯父，那么情况要好一些，毕竟有养育的亲情。可现在人家已经十五岁了，懂事了，又在原来父母府中长大，让他把昨天还叫爸爸妈妈的改叫叔叔婶娘，而把死去的伯父叫爸爸，心里很别扭。从嘉靖登基的第一天起，这个大难题就围绕着明廷的君臣。开始皇帝还给那些效忠孝宗、护卫礼法的文官一点面子，虚以委蛇，可等位子坐稳了以后，就不客气了。他把自己至死也是个藩王的亲生父亲追认为皇帝，入享太庙，亲妈自然就是太后了，而把他所承继皇位的孝宗称为“皇伯考”。——这就意味着孝宗这个大伙儿很感恩的皇帝是个绝户了。而且在以礼法治国的明代，这是皇帝带头坏了规矩。为此，许多官员辞职回家，一些官员被打屁股打死，或者被流放。
当然，嘉靖皇帝要破坏祖宗礼法，也一定会在礼法中让马屁官员寻找理由，而且强调的还是百善之首的“孝”，强调人伦之情，不能让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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