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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位时，大臣能得其善终是例外，被杀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叫花子出身的皇帝为什么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古代历史总在循环的一个规律，我斗胆命名为“狗烹定律”。这一定律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在封建王朝历朝历代都发生效应，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把一帮“功狗”圈养起来，几乎是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奇迹。而朱元璋，则是把“狗烹定律”的效应发展到极致的一个皇帝。
我觉得解读这个定律，关键要看新帝国产权和组织结构必须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一事实。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二是如汉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第三个办法是最常用的。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写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他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功臣宽大，平民皇帝对功臣很残酷。因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是他的家臣，平时对他，已经‘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
从礼仪和君臣名分来分析，固然是精到之论。但我以为，除了打江山的战友对老大没有及时从兄弟之情转变为君臣之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国这家从无到有的大公司，产权逐步发生了改变，最开始大伙儿合伙做买卖，后来变成万岁爷一家控制的独资公司。那些原来的合伙人，在公司做大后，反而没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赏赐的高级打工仔。这是显失公平的，皇帝也担心原来的合伙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后，儿子当了董事长，这帮人吵着要回自己的股份。那么只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公卿的身份，从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军队这个最实在的资本，以及名望这类无形资产，也就是说，一开始李氏父子就是主要出资者，因此前来投奔的天下英雄基本上以打工的心态来应聘，可以说大唐公司创立时，李家就完全控股。一统天下后，尽管尉迟恭这类武夫因为排座次问题当庭咆哮，被太宗训斥：“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属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这“非分之恩”是什么？我理解为工资之外的股份。尉迟恭本是从别处投奔李氏的，一开始就是打工仔，他没有资格要股份，因而太宗此言一出，他心里乖乖地明白了。而朱元璋和那些老兄弟不一样，他们都是在乱世中为了混口饭吃，以性命博前程，投入的都是相同的“血本”。无非在经营的过程中，朱元璋业绩更加突出，成了这一帮人的老大。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份产业名义上的董事长是小明王。突然有一天脱离了与小明王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自己成了董事长，别的兄弟一下子成了他的高级打工仔。原来兄弟们拼死拼活把产业做大，都以为有自己的一份股，突然全姓朱了。朱元璋能不担心这些老兄弟有“非分之想”吗？
朱元璋创立明朝和刘邦与丰沛一带的兄弟创立汉朝非常相似。刘邦刚刚得江山后，还没有天下全姓刘的自觉，在宫殿里和老兄弟如在老家似地喝酒谈笑，叔孙通创建礼仪后，让他感觉到皇帝的威风。但大汉公司的产权还没有完全清晰，直到杀白马为盟，非刘姓不得为王的“铁律”出来后，公司才完全成了刘姓家族公司。《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家言，但可以反映历史上王朝的产权关系。刘备和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合伙做买卖。割据西南成立王朝后，关、张依然把朝廷当成自家的，所以让他们远离成都镇守边州。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建国方针下，蜀汉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产权问题被搁置了。如果刘备能北伐成功，光复汉室，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兄弟？诸葛亮才智比关、张强百倍，但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蜀汉没有他的股份，刘备可以向他托孤。如果刘备死在关、张之前，他能向两位有蜀汉股权的弟弟托孤吗？
秦朝之前，周朝是封建诸姓的，诸侯王有周王同族，也有异族功臣。这倒像个大公司，分了很多子公司，在子公司里面诸侯王自己说了算，周王无非是总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已。汉代消除异姓王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是独资公司，由皇帝说了算。即使是皇子封王，也是名义上的“独立董事”，很少有让他们有自己的地盘、养自己的军队、设自己的官吏。汉代初期的“七国之乱”便是因为同姓的诸侯王都有自己的股份，认为可以把自己那份做大，最后控股，自己当董事长。明朝从朱棣以诸侯王的身份控股后，便让同姓的王只享有董事的名义，而不给实际股份，更不让他们参与公司经营，避免靖难之变重演。清朝以一个跨国公司吞并本土公司后，开始让大功臣吴三桂等人享受股份，吴被封平西王并能养兵选官。但这个股份只能给吴三桂本人，算是个新旧公司交替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想将股权传给子孙继承，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独资公司。所以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手下有一帮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这些小兄弟帮忙，能耍了大清，当了民国大总统。理论上民国是一个国有大公司，大家有份，所以手下的旧部愿意给这个大总统即民国的CEO效力，可是他一旦要复辟帝制，当洪宪皇帝，把江山传给袁克定这样的残疾人，冯国璋等老兄弟想法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有了民国，和老大哥袁项城之间有总经理和其他高管的等级之分，可以接受，而将民国变成袁家的独资公司，继续伺候你家儿子，给小袁当臣子，这些老兄弟就有想法了。袁世凯复辟后，蔡锷西南举兵，只是个反袁的引子，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那些北洋系众大将的反对。
北洋系众将领的反对在情理之中，已经有比独资的家族公司更好的选择，如上市的股份公司，谁愿意把股份都交回去，再变成一家某个人控股的独资公司？这样的话，众功臣的安全更没有保证，很难说不会得到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元勋的下场。
叫花子的胃口越来越大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这点老百姓都知道。叫花子当皇帝没什么稀奇的，在胜王败寇的中国古代，谁坐上金銮殿那把龙椅，就是受命于天，没谁不服气。比朱元璋早一千五百年的另一个和乞丐差不多的人——戍卒陈胜早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大凡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大富大贵后，就会有很多传说，证明他生来就不是等闲之物。比如汉高祖刘邦，《史记》说他妈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就是说刘邦不是他爹刘太公生的，难怪项羽要烹太公，他还说能否分一杯羹。《明史•；太祖本纪》说朱元璋出身没有刘邦那样邪乎，至少不是人兽相交生出的真命天子，而确是他父亲朱世珍的儿子，但也有神迹，说元璋的母亲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在他少年时，就显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小伙伴中很有威望，似乎他天生就能当领袖。据说他当了和尚后，云游天下，途中得病，有两个紫衣神仙跟着照顾，等他病好后就消失了。这类忽悠人的把戏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某些中国人还在玩，洪秀全大病一场就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他小时候比别的孩子更调皮、更有主意应当不假，可非得说他从小就多么非同寻常，那是扯淡。所谓“贱时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一个人发达了，总能找出他少年时许多不平凡的事迹来，连一个从草根层走出来的富商，也会在自己的传记中，吹嘘青少年时种种比别人更高明更能吃苦的往事，何况一个得了天下的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民不聊生、群雄并起的动乱年代，决定脱下袈裟穿战衣，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投奔造反的部队，其实很偶然，取决于一卦。《明通鉴》记载，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正在皇觉寺当一个小沙弥，思量去他乡躲避战乱，在菩萨像面前占卜，决定去留的卦相都不吉利。留，留不得；躲，看来也无处躲。那么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朱元璋自言自语：“难道让我参加造反这样的大事吗？”再卜一卦，大吉。当晚，他便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
老朱本来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这一卦，促使他把身家性命拿出来做一场豪赌，结果赌出来国祚延续近三百年的大明朝。他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陈胜和一帮戍卒因为大雨，不能按时到达服役地，按秦律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逼上绝路的汉子只有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刘邦也差不多，亭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当了多年，也就盼着混吃混活，揩点油养活老婆儿子。可秦朝末年，暴政对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逼得普通老百姓没法活了，连大多数小官吏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上峰命令刘邦押送一些人去外地服役，那时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靠两条腿走路，误期是经常的，他面临和陈胜一样的命运，于是便带领这些人躲进芒砀山，瞅个机会造反了。
在古代中国，科场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很多，逼到悬崖上的百姓更多，但大多数可能像羊羔一样逆来顺受，要么死填沟壑，要么成了孔乙己。可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豁出去赌一下，就不得了，天下可能为之动荡。
这些人本来是为了活命，哪能想到自己成为帝王，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一个人的胃口是越撑越大的。就如一个乞丐，开始只想乞讨几个窝窝头，等到衣食不愁后，便自然想到盖个大宅院，娶个媳妇，过上仆从如云的生活。朱元璋当年去投奔郭子兴的心思大约也是这样，可后来觉得自己不比人差，举目一看，张士诚、陈友谅这些人不过如此，胃口也就大了，想鲸吞天下了。一则野史说到，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刚修好的宫殿里自言自语说：我朱重八原来只想乱世中有碗饭吃，没想到打下了这一片花花世界。说完抬头看见一个工匠正在梁上刷油漆，觉得失言的皇帝决定把工匠叫下来灭口，可怎样叫工匠就是不理睬，最后让人把他拽了下来。——原来那个工匠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聋哑人，逃过了一劫。
后来的人只看到刘邦、朱元璋这种绝处逢生而且得了江山的人，他们的成功和个人的本事、眼光息息相关，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大部分拿身家性命去赌的，多是血本无归，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和现在买彩票一样，大伙儿只注意那个中头奖的人，可多数人买了彩票，连个末奖也没捞着。
打江山也好，做企业也好，这种因为绝地反击而成功的，会带来不小的副作用。他们是赌成功的，那种穷人乍富的心理往往决定他们时刻担心到手的财富丢失掉，也决定他们更依赖于赌一把的路径，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政权和企业的运作非理性的程度更大，很难走上健康的循环。
皇帝为什么善待厨师
洪武帝登基后分封自己的一大帮儿子为王，晋王拜辞凤阳祖陵后，去封国的路上，鞭笞他的厨师。洪武知道了后，怒斥晋王，说你老子戎马一生，对手下的将帅十分严格，可二十三年来唯独对自己的私人厨师没有斥责过。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不是太祖仁义，杀功臣毫不手软的皇帝哪有什么仁义？只是手下的将帅所图者大，要封妻荫子，要开府建衙，用现在的话来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所图者大，必须要忍人所不能忍。而且跟着老皇帝出生入死的将帅，没有谁是省油的灯，都是些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主，当然要恩威并施。而厨师独掌自己的饮食，就是个手艺人，虽然也有君臣之分，但更多的是资方和雇佣的工人关系，图的是一份丰厚的薪水，以及额外的赏赐，顶多是告老还乡时给一个虚衔。厨师只管做菜不觊觎实际权力，作为帝王没必要对人家那样严酷。
大部分开国帝王没有成功前，能和战友一起称兄道弟，彼此间有友谊。可一得天下只有君臣之分了，安能和文臣武将有友谊？因为友谊意味着平等，一旦成为君臣，只有“宠幸”和“疏远”的不平等关系，严子陵不应光武之召当一个高官，而是回家垂钓，他便可以和皇帝同榻而卧，保留一份较为独立的尊严。李泌对唐肃宗，方苞对康熙，都是布衣出相，不要编制内的宰相名分，他们这样做能最大限度避免体制内君臣的尊卑关系，说白了，这是给皇帝帮忙而非臣子对帝王尽本分。
历代帝王为了驾驭手下的大臣，琢磨出很多办法，有明太祖这样找个理由诛杀的，也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 一句话，软办法也好硬办法也好，都是为了提防那些替自己打江山的能臣有二心。而对身边的仆人，大多和洪武一样，恩宠有加。这就是帝王之术。项羽有妇人之仁，对普通士兵的伤痛格外忧心，可不能给身边文武僚属想要的东西，所以韩信这样的人去楚就汉。而刘邦是个没教养的流氓，年轻人偷鸡摸狗的事情没少干，见了慕名而来的文士，张开大腿大咧咧坐着迎接。可他知道这些文臣武将想要什么，便用“功名”、“爵位”的狗骨头哄着他们好好干活。
朱元璋善待厨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侍食、侍寝之人，离自己太近，帝王的吃喝拉撒和常人无异，他能运筹帷幄，可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人，对自己肉体能直接威胁的往往是这样能接近自己的人，因此必须笼络，否则厨师想办法整你，你防不胜防。
儿时在乡下听老人讲，过去的地主在农忙时雇短工给自己收割，让他们吃得不错，而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吃粗粮。看上去对别人比对自己的人好，地主似乎很仁义，仔细分析则不然。自己财产妻儿有份，可以享用继承，因此他们有勤俭节约的义务，节省下的钱他们也有份。而雇工纯是拿钱干活，财产增益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仅仅出卖劳动力。因而要让他们卖力气干活，就不能怠慢，否则人家可能趁东家不注意，给你偷工减料。
我以上说的是安于本分的侍食、侍寝之人，那些不安本分贴近权力拥有者的人，一旦动了政治上的念头，后果更可怕。如古之皇帝的太监弄起权力来，政权框架内预设的制约机制，如对文武大臣准备的监察制度，对这些人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名分上只是皇帝生活上的仆人，不在名列朝班的大臣之内，而实际权力可以打着皇帝的旗号不断扩大。因而就不奇怪了，洪武生前最怕太监专权，搞了许多防范措施，甚至选用的生活上的仆人大多是文盲，可禁不住他死后的大明成为历史上阉祸最厉害的朝代。——无他，帝国专制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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