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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就是在这种敌视生命，鄙视肉体状态下蹒跚起步了。可是，无论怎样的一统江山，无论怎样的千秋万代，毕竟会有另类的声音破口而出。同样是被记载在道家的著作《列子》第七篇中的杨朱，便是这等异类。此杨朱不是与孟子同时代，被孟子视为大敌的哲学家杨朱。那个杨朱是真杨朱，孟子称他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并将“距杨、墨”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足见杨朱当时的影响力。
《列子》中的杨朱则假托了战国时代的真杨朱之名。这位假杨朱说，人能活到一百岁者，千人之中无一人也。假设有一个，除掉孩抱与昏老之时，再除掉睡眠的时间和人生的痛疾哀苦，亡失忧惧，生命已所余无几了。人生苦短，生既是暂时，死后亦归于寂灭，所以要及时行乐，“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唯有快乐享受才有价值，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就在于此。欲望愈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生才愈为可乐。
这个假杨朱有点像一千五百年后出现在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里。拉美特里给自己改名为“机器先生”。他如此描述自己：机器先生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理智，没有道德，没有判断，没有趣味，没有礼貌，没有德行。一切都是肉体，一切都是物质。拉美特里原是一位军医，因为患上一场热病，摇身一变成了享乐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许疾病有助于哲学家了解肉体，或者说疯狂往往催生哲学家。拉美特里病中发现，思维能力仅仅是肉体这个机器结构组织产生的一个结果，而肉体完全是物质的。拉美特里的原理非常简单：人是机器，宇宙中惟有变化多端的物质。拉美特里自从有了自己的哲学，便肆无忌惮，出言不逊，纵情享受肉体快乐。他别出心裁，用鹰肉代替鸡肉，加上猪肉和生姜，又塞进一些变质猪油做成馅饼，最后因为消化不良而一命呜呼。拉美特里死得真像个哲学家！
《杨朱》篇里还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
晏婴问管仲怎样养生。管仲说，肆之而已，勿壅勿阏。
晏婴又请教，愿闻其详！
管仲回答，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显然，管仲认为所谓养生，就是要满足耳目鼻口身体各种感官欲望，美声美色，美味美服，总之要恣欲纵行，否则就是“壅”、“阏”，就是对生命欲望的压抑和虐待，就只有痛苦烦恼。如此活着，即使活上一百年一千年乃至一万年，又有什么快乐和意义呢？不如纵情享受，及时行乐，去掉烦恼的根由，熙熙然等待死的到来。这样，哪怕只活上十年，一年，一月，一天，也算是活过了。
管仲对晏婴所说的养生，就是简单赤裸的肉体享乐。生命的本质只在于感觉，享乐就是道德。生命通过肉体欲望的满足获得自由。这就是《杨朱》里面管仲的人生哲学。
管仲对晏婴说了这一番养生的大道理后，问晏婴道：我已经告诉你怎样养生了，那么你死后又该怎样？
晏婴一通百通，马上回答说：死后就无所谓了。既然死了，人还能怎样呢？烧掉也行，丢到河里也行，埋掉也行，暴露在外面也行。用柴草裹着弃之沟壑也行，衮衣绣裳装进棺椁厚葬也行。
管仲高兴地说：生死之道，我们都已进一步地领悟了。
同样，《杨朱》篇里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公元六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子产治国三年，成绩斐然。可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却是一个酗酒，一个好色，臭名昭著。子产痛心疾首。
有一天，他郑重地找他们谈话。子产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是因为他有智慧，能思考。智慧和思考使人有礼义。一个人，只有守礼讲义，名和位自然会来找他。如果只是任情而动，耽于嗜欲，他的性命就危险了。
子产的哥哥弟弟怎样回答的呢？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善于治外的人，还没开始治外自己的身心就已经痛苦。善于治内的人却因为听从自己的内心，不矫情地迎合别人而身心安逸。所谓“治外”，使人守礼讲义，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俗，是“从人”，这种道理也许可以在一国之内推行，但未必符合人心。如果像我等，任其自然，顺从本心地活着，不但可以推行天下，连君臣之道都无用武之地，都可免了矣。
子产听后木然。
应该说，《杨朱》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魏晋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生活的开端。《列子》一书，其实就是魏晋人的作品。魏晋时代，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风流蕴藉率性任情的时代。
魏晋时期很有一批追求粗鄙的肉体享乐的人，他们极尽声色口欲满足之能事。写作《无名论》的“正始名士”何晏，因为母亲貌美，被曹操收为义子。他姿容美丽，好修饰，面至白，魏文帝都怀疑他脸上搽了粉。有一次正是大夏天，魏文帝故意赐给他热汤饼吃。何晏吃完满头大汗，他用自己大红衣袖擦汗，脸色更加皎然。何晏是个登徒子，纵情声色，从妓女那里学来名为养生，实为催情的“三峰”药。他不但自己享用此药，还用它来讨好当权的大将军曹爽。何晏纵欲过度，虚火攻心，当时的神鉴名家，也就是看相先生管辂给何晏看相说，何晏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鬼幽者，为火所烧。想象起来，何晏也许真像一个面色苍白的幽灵。何晏为了补精益气，发明“五石散”服用。“五石散”其实是用紫石英、白石乳等五种矿物质放在一起熔炼，熬成粥状服食。此药性酷热，药效一旦发作，皮肤如有火烧，所以服药者都须穿着宽衣缓带，长袍大袖。“五石散”成为当时富贵高雅的象征，据说何晏只有招待最高贵的客人时才捧出此种仙药。何晏最后因依附曹爽而被司马懿所杀。我想即使他有可能寿终正寝，也不会长命。
但是，以《杨朱》的理论来看，何晏反而属于“善养生”者了。“五石散”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到了阮籍嵇康时代，人们对服药仍迷信不已。《晋书·嵇康传》记载，当时有一个嵇康的崇拜者王烈，他在山上得到一种“石髓如饴”的东西，视为宝贵之物，自己吃了一半，留了一半准备送给嵇康吃。可惜还没来得及送到嵇康手里，那神奇之物就已凝固成石头了。人们于是说嵇康所以不能长命，也许就因为他没吃上这种石浆。所谓“石髓如饴”的故事，说明的正是“五石散”之遗风。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魏晋人追求极至的感官享受，穷奢极欲的故事。石崇、王恺斗富，人们多已熟知。王恺用糕饼擦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饭；王恺用紫丝绸衬上绿绫里子做了长达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做五十里；石崇用香料刷墙，王恺就用赤石脂刷墙。晋武帝曾把一株两尺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这棵御赐珊瑚树，枝柯扶疏，世罕其比。王恺得意地向石崇炫耀珊瑚树。岂料石崇不屑一顾，用手中的铁如意应声将它打碎。王恺声色俱厉。石崇满不在乎地拿出自己收藏的珊瑚树赔给王恺，其中光彩流溢，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石崇家的厕所用沉香汁和甲煎粉熏得芬冽四溢，十多名婢女丽服藻饰，侍候其间，以至客人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石崇大宴宾客时，令美人劝酒。客人如果不肯饮酒，石崇就命令阉奴把美人拖出去杀掉。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经常同在石崇家做客，王导本不善饮，为了不使劝酒的美女丧命，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王敦却故意不喝，冷眼旁观。有一次，因为王敦不肯喝酒，已经杀了三个美人。王导实在不忍，责备王敦。王敦满不在乎地说，他自杀他家的人，与你何干？
王恺的儿子王济，少有逸才，文词俊茂，又娶晋武帝的女儿常山公主为妻，为一时秀彦。他和父亲一样，豪爽奢侈，华衣玉食，甚至去与他父亲比富。有回晋武帝御临他家用膳，一百多名婢女，身穿绫罗，手擎饮食，上下伺候。有一道蒸乳猪，味极鲜美，令晋武帝大异，不禁相问。王济却淡淡地说，这小猪不过是人乳喂养的罢了。晋武帝大为不悦，饭没吃完，拂袖而去。
有意思的是像何晏、石崇这些人，穷珍极丽，盛致声色，极重肉体感官的享乐，却并非只剩肉体。任何一个肉体享乐者都不可能彻底做到行尸走肉。何晏居然是正始年间系统地阐述老庄思想的大学者。他进一步发挥老子“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生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所以，道即为无。又因老子提出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命题，何晏进而指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又因为庄学主张以理化情，所以何晏以为圣人无情，没有喜怒哀乐。何晏的肉体生活也许正是他哲学思想的极端体现。兴许充分满足和享受肉体欲望，就是何晏所谓的圣人以自然用？道既为无，精神道德伦理自然也为无，肉体同样为无。彼都为无，何必有高下雅俗正邪之分？
石崇也有颇为一本正经的时候。石崇常和王敦一起到学校去游玩。有一天，望着学校里挂着的颜回画像，石崇忍不住说，如果我和他同为孔门弟子，恐怕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吧？王敦嘲笑他说，你只能与家有千金的子贡相比。石崇却严肃地说，读书人就是要追求生活舒适，名高位重，何必和那些穷苦人扯到一起？也许在石崇看来，追求生活的舒适享受是人生再正当不过的欲望，根本不存在不礼不义有违名教的因素。石崇也是有他自己的哲学的。
魏晋时还有另一类人，他们也放浪形骸，狂放不羁，然而简约玄澹，俊雅疏放；他们任情，重情，深情，纯情；他们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者流，却真正体现了超逸脱俗的风流精神。
阮籍和阮咸叔侄都名列竹林七贤之中。阮氏家族皆能饮酒，诸阮共聚，饮酒往往不用杯盏，而以大瓮盛酒。众人围坐，相向大酌。阮家养的猪也颇有酒性，常常群集酒瓮之侧，同诸阮一起把嘴伸到瓮里开怀大饮。毕加索曾画过一幅素描，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放浪形骸，人猪共醉的情景。画家不曾知道，中国的一群风流哲学家比他们早一千年就体会到这种“同于万物”的自由境界了。
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个更有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身长六尺，相貌丑陋，整日沉迷醉乡，神情悠忽，视形骸为土木。他耽酒而病，却更为渴酒，哀求他妻子给他一点酒喝。妻子劝他戒酒，哭泣着毁掉酒器，把坛子里的酒也一倾而尽。刘伶说，好的，我自己无法控制酒瘾，只有在鬼神面前发誓才能戒掉。请你把酒肉供在神像面前，让我来祈祷发誓。于是刘伶跪在神像面前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于是饮酒进肉，又颓然而醉。
他的《酒德颂》无疑是他最生动的自画像：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我们万万不可以为刘伶在醉乡中真的除了酒中滋味，其余什么也不知道。刘伶在醉乡中悟到的理，正是庄子“坐忘”、“物化”、“吾忘我”的高妙境界。刘伶在醉乡里“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这不是庄子所谓能够摆脱形与物的羁绊，自由逍遥的“圣人”、“神人”、“至人”吗？不同的是，庄子企图以忘却废弃肉体感官来达到这个境界，而刘伶恰恰却是通过肉体感官达到了这个境界。庄子的道路是一条行不通的绝路，而刘伶的道路却简便易行。
阮籍、嵇康这些魏晋风流名士，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了一条由肉体通向性情的道路。他们不是肉体的蔑视者和敌视者。他们与庄子的目标一致，途径却相反。肉体是他们飞升的翅膀，而不是障碍。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肉体，他们将什么也没有。没有肉体，既没有性情，也不会有哲理清谈，更不会有流芳后世的“魏晋风流”。人们都知道，正是因为嵇康肉体生命的消失，《广陵散》才“从此绝矣！”
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异端应该非李贽莫属。1602年（明万历30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名”的罪名被捕，关押在北京皇城监狱。一天，他吩咐狱卒给他剃发后，取剃刀自刭而死。临死前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在地上写道：不痛。又问：为何自杀呢？答：七十老翁何所求？于是血尽气绝亡。
李贽曾夫子自道：天下世俗之人与假道学者流都把我看作异端，我不如干脆就做异端，免得他们把异端的虚名加在我的头上！
可见，李贽是自觉以异端自命的。李贽之异，异在何处？他公然为人的“私心”正名：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宣称，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举凡好货，好色，多积财宝和多买田宅为子孙谋等，均为百姓日用之迩。这等“私心”，即“童心”，即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所以绝假纯真。他依照此番逻辑，推出了情性自然论。他说，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情性中自然涵有礼义，不需外在的礼义去约束。情性不可以一律求。人莫不有情，莫不有性，极具个体特征，岂可一律求之？李贽更是大声疾呼：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
宋明道学家们的言必“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则把人从所谓的“天理”拉回到“人欲”。他认为吃饭穿衣，声色财货，都来于自然，也只能听其自然。自然中已有礼义良知，何必外在求之！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们在李贽眼里是面目可憎的：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妖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迁，心与口违。李贽看腻了假道学的嘴脸，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李贽不光学说异端，他人生之旅也殊为异端。他有官弃官，有家弃家。他的弃官弃家并不是为了摆脱世俗欲望，而是为了更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欲望。他认为自己在欲望中深谙佛家游戏三昧，已经无善无恶，和光同尘了。他六十一岁出家为僧，却没有受戒，也不守戒规。他从不奉经祈祷，连读书都怕费目力，而让别人读给他听。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