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难，没什么。得先学些东西，能像老师们那样有学问，就好办了。
他找来《中国陶瓷史》，找来一摞有关陶瓷的杂志，像以前他学写字、学画门帘、学刻印版一样，兴致勃勃地读起来。从此，他像乘上一艘帆船，被春风吹着，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行程。他吸吮着，实践着，发现着，怀疑着，否定着，总结着，待他四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定瓷研究》问世时，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
眼下他挣工资了，他想母亲一辈子没享过福，该让老人家享受享受了。他买了两听糖水蜜桃罐头，让父亲母亲吃。两个礼拜后回家，罐头仍然放在柜子上，他知道，他们舍不得吃。他打开一听，给父亲倒了一半儿，端着剩余的半罐，用筷子夹着，一块块送到母亲嘴里。母亲嚼着，泪水慢慢淌下来。他也哭了。他觉得幸福——能给母亲买罐头了，能孝敬母亲了！
1979年秋天，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犯了，还全身浮肿。星期六下班，他赶回家。母亲受苦惯了，什么病痛都能忍着，说，没事。别惦记我。他本想留在家里多伺候母亲两天，可为了请北京的专家作鉴定，他们正在赶做新制品。星期一早晨，母亲说，你是公家人，别让人说闲话，上班去吧！父亲也说，没事，我照看着。他走后第三天，母亲去世了。
自姐姐出嫁后，他和父母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中相依为命，如今，母亲突然病故，他悲痛之余不能原谅自己——他没伺候母亲一天！
本就病病殃殃的父亲，经过这次打击，越发羸弱。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如今，谁来照顾呢？
叔叔、婶子和姐姐商量，决定给他尽快娶亲，让儿媳妇伺候老父亲——家里还有承包的土地呢！
他只能面对现实。好在那时人们不再看重出身了，而且他是挣工资的，在当时的农村，这是又荣耀又实在的事。
姐姐介绍了一位姑娘，才十九岁，比他小六岁，是姐夫家的邻居。他不认识这个姑娘，姑娘却认识他。那些年他常去姐夫家，人家早就知道他能写会画——他很幸运，娶了个好媳妇。媳妇很俊，个子比他高，又贤惠又能干。老父亲有人伺候了。家里的三亩地也有人耕种了。
婚后不久，他的命运又发生一次重大转折——他转正了，吃商品粮了。
转正指标是省二轻局下发的，保定地区只分到两个。那时社会上走后门之风已经盛行，他没有任何庇护，所以也不抱任何指望。他却不知，曾来试制组帮助他们工作的省二轻局的谷守刚和李希元两位老师是多么看重他。他们不止欣赏他的书法，欣赏他制作的瓷器的古雅与灵气，更欣赏他的正直、好学和坚韧。他不但接到了职工转正登记表，而且在“姓名”一栏中，已经写上他的名字——当地人称之为“戴帽指标”，谁也别想挪用！
手刻荷花梅瓶惊动香港
陈文增有个特点令人有些难以理解，也许是因为有才，也许是因为无畏，他喜欢叔叔的字，就学习书法；他喜欢杜诗，就琢磨平仄对仗，写顺口溜儿，写对子；不但写，他还敢投稿，敢拿自己的作品参加各种大赛。后来他的古诗词不但常常见诸报端，书法、楹联、古诗还屡屡获奖。如今，他喜欢读各种有关陶瓷制作、研究、欣赏的文章和专著，读着读着，他手痒痒了，也要试试——他的第一篇论文《定瓷手刻花纹浅说》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周淑兰老师正在他们厂，他拿着论文向周老师请教。没想到，周老师很是称赞，不但鼓励他继续把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写出来，还表示要把论文介绍给她的学生们。
1981年，湖南搞了一次有关陶瓷科研的“陶瓷杯”征文，他把这篇文章寄去了。他没有得奖，但组委会邀请他去长沙参加一个正在举行的专业会议。他去了，听了许多专家的报告。使他感触最深的是，他知道了——离开理论就谈不上研究。定瓷厂虽然建立十来年了，大家也很辛苦，但成果甚微，因为大家不了解与定瓷有关的历史和文化。要想找回失去的定瓷，一定先要从历史上、美学上找到定瓷出现的背景，这是恢复定瓷的重中之重。他知道，这是旷日持久的工作，可能需要干一辈子！
此时，改革的春风吹来了。它虽然吹绿了祖国的东南西北，他们的工厂却承受不了逐步升级的风力。工厂效益不好，到1983年底，已处于停产状态，工人无限期地放假了。试制组的人和厂里的工人们一样惶惶不安，同时他们还多一重忧虑——他们为之奋斗千年的定瓷就此放弃了吗？陈文增是个有信念的人，他深知恢复定瓷生产是极有意义的事，决不能轻言放弃。他找到蔺占献、和焕，问他们，该不该接着干？蔺占献和和焕是试制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对定瓷的感情和陈文增一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决不能半途而废！有他们三个做核心，组里的二十多个工人有了主心骨，都簇拥在他们身边。在试制组生死存亡的时刻，陈文增站出来挑了头儿，他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敬重，从此成为这支小队伍的决策人物。
经过和厂里协商，他们三个作为承包人承包了定瓷试制组。陈文增负责试制工作中的理论探索，同时兼当业务员。蔺占献干老本行，继续寻找合适的瓷土，探索合适的配方。和焕负责全部的生产工艺。为了生存，他们决定边试制，边生产。而只有拿到订单，才谈得上生产。陈文增想，国内陶瓷市场竞争激烈，定瓷厂正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败北的，要想拿到订单，必须另辟蹊径。
他跑到保定市外贸局。
人家说，你们厂不是挺牛气的吗？前两年我们要看看你们的样品，都不行。现在怎么倒找上门来了？
他连忙道歉，并说，我们现在承包了。我拿几个样品来，请你们看看我们的工艺水平，如果满意，咱们可以合作。
人家不冷不热地说，那就送来吧——先看看再说。
当他把他和和焕的两件作品送到外贸局时，那位工作人员只看一眼，便态度大变，这是你们做的吗？
他点点头。
那位工作人员兴奋地说，定瓷味道十足！真没想到，你们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听到由衷的称赞，他也高兴，同时也暗自惋惜，可惜，徒有其表！
很快，他们就成了合作伙伴。
一次，外贸局要五百个孩儿枕。孩儿枕是宋朝定瓷的代表作，非常著名，他和和焕都在北京故宫临摹过，资料是现成的，工艺上也没困难，只是，外贸局要求半个月交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做一套模具就需要四十五天，再上生产线，又要十五天，整整两个月才能完成。
蔺占献着急，总不能让到手的订单就这样作废呀！
陈文增说，我试试。
从他在老家练字的时候起，他计算时间的方法就与众不同。白天要上学或下地干活儿，练字只能在晚上。长大以后，无论做什么，他都习惯把晚上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他年过五十之后说，我最自豪的是这么多年没浪费过时间。那天晚上，等大家走后，他铸了一块石膏，备齐刀具，天快亮时，模具已经做成。平日，新做出的模具要经过十五天自然风干，现在等不及了，他用电风扇不停地吹，半小时后居然行了。十五天后，他们准时向外贸局交货。
这一年，他们选出一些作品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河北陶瓷展。
他们的作品已与前几年颇有不同了。他钻研陶瓷理论的心得，得到了试制组的认可，从而有力地调整了他们在一些工艺上的追求。他曾将定瓷与汉唐以前的瓷器、明清的瓷器作过比较。他认为汉唐以前的瓷器厚重大气，明清的瓷器虽然秀丽多姿却失之于繁琐。定瓷，自成一格，挺拔俊美，朴拙自然，它简洁的图案总是呈现一种意境美，这是受宋朝书画崇尚意境美的影响。有了这种总体的认识，他发现过去他们在仿制定窑真器时颇有一些问题。比如，定窑真器上，多有泪痕，向有“无泪不成定”之说，所以在制作中，他们便故意弹点上一些瓷釉，作出泪痕状；另外，真器上多有刀痕和刀线，他们认为这是美中不足，于是采用各种办法将刀痕和刀线擦平。现在，陈文增认为，泪痕、刀痕、刀线，是定瓷朴拙美、自然美以及造型峭拔的艺术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定窑特殊的工艺决定的。人为取舍，不但不自然，更是费力不讨好，使器物失去生辣感——而生辣感是行家们欣赏定瓷时的习惯感觉。
他们在香港参展的作品，正是展示了他的种种新发现。
他们获得了成功——巨大的成功。
香港各大媒体均惊喜地报道消失八百多年的定瓷重返人间！
他们送展的作品，除一对姊妹梅瓶陈文增不愿出售外，其余全部售罄。特别是他烧制的手刻荷花梅瓶，得到高度赞扬——“比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的承包成功了。仅以大家的工资来说，承包前，他们的日工资一元二角，现在四元多，是承包前的三倍。那年，陈文增第一次把一千多元钱交到媳妇手里。能够养家了，他充满自豪。
为什么砍了杏树种桃树
袭动香港的河北陶瓷展，给试制组带来巨大的声誉，也给他们带来一些收入，但这些收入放在定瓷厂全厂来看，就微乎其微了——他们无力挽救厂里工人的命运。保定地区二轻局，出于种种考虑，决定把这个包袱甩给曲阳县二轻局。
地区二轻局局长虽然迫不得已同意这个决定，但对恢复定瓷生产却念念不忘。他找来陈文增和蔺占献，说，厂子虽然交到县里，但你们的试制工作还要继续。我去说说，让县里把厂子交给你们俩，怎么样？
蔺占献当过车间主任，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他当即表示，搞定瓷，我们乐意，但这是个要求效益的时代，定瓷厂二三百人，这个责任我们负不起。
局长说，你们肯继续干下去，这就好！
后来，经过他的协调，先把厂里的一半工人调往曲阳县的石雕厂，这样，在1985年曲阳县工艺美术定瓷厂挂牌，厂长蔺占献，副厂长陈文增。
恢复定瓷生产，是项科研工作。虽然他们的作品在香港媒体上广受赞誉，但他们自己明白，那些作品只是“似定”，还不是“定”。首先，用坯土成型时，他们使用的不是传统的拉坯或模具印坯的方法，而是用近代的注浆工艺。另外，坯土和釉的选用，都是尝试性的，没有固定的配方。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而他们没有科研经费。
县二轻局同样是希望他们能挣钱的，对他们的试制工作并不看好。不久，另派一位厂长取代了蔺占献。对蔺占献的免职，陈文增他们并不看重，但新厂长宣布停止定瓷试制，要生产高压线和变压器上使用的瓷珠——所谓电瓷——这却是他们万难接受的。
蔺占献自动离厂，去了饲料公司。他身在饲料公司，心还在定瓷上。一天晚上，他去陈文增家，说，1983年全厂放假，咱们还能搞承包，现在全线转产，想承包都不行。你看怎么办？
陈文增说，我也在想这个事儿。他不让干，咱们自己干。
蔺占献说，上哪儿找地方去？
陈文增说，咱们先小鼓捣着，找上和焕他们几个就行。咱们就在西屋里干。
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他把媳妇和孩子接到县城，租了四间房子，两间西屋只堆放些杂物，清理一下，便可以将就使用，反正做坯、划花、施釉都不需要太大的地方。试制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理直气壮地到厂里去拿，反正转产后那些东西也没用了。他们每天下班以后干，像地下作坊似的。后来他们还萌生了自己办个小厂的想法，但因无法筹措资金，只好作罢。
陈文增的媳妇对他的痴迷很不理解，总是抱怨，辛辛苦苦，又挣不着钱，你就一条道走到黑呀！不能干点儿别的。
他说，我不干别的，也不会干别的。
媳妇并不就此罢休，她会把几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一一倒腾出来，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媳妇是好媳妇，是过日子的人，这个家也难为她操持。1980年他转正了，工资却少了——当临时工时是计件工资，每月能挣五六十元，转正后才挣三十多元。为了去外地博物馆临摹定窑器物，为了向外地专家请教，他常出差。出差费每天只补两元，以致每出一次差，家里的经济就紧张一次，有时媳妇不得不回娘家驮回一袋白薯面来。他心里感谢媳妇，但像中国许许多多男人一样，在单位、在社会上他们都有一定的自控力，包涵、忍让、顾全大局，但他们很少把这可贵的自控力带回家里，面对媳妇，他们再也不是谦谦君子，他们的耐性有限得很。陈文增也属这类男人，所以吵吵闹闹时有发生，天长日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上电瓷，并没给厂里带来利润，仅半年时间，就亏损十多万元，欠了一屁股债，工人们又无限期放假了。
为了生活，陈文增办了停薪留职，借了些钱和朋友办了一个美术服务部，经营陶瓷、化妆品、文化用品等。做生意他不擅长，又总是惦记定瓷，心里很苦。
不久，县二轻局让全厂职工民主选举厂长，陈文增当选。
局长找他谈话，他提出三点要求：一、继续定瓷试制，搞别的，我不回去。二、把蔺占献调回来，当副厂长——搞定瓷，没他不行。三、人事安排，我说了算。局长全部同意。
他退出美术服务部。1986年，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厂里渐渐出现转机。那时，他已有两个孩子，按当地规定必须做绝育手术。等他从老家回来，厂里已经大变，定瓷试制停止了，转产不锈钢餐具。他气愤至极，去找二轻局长。
他说，这一年，我们已经扭亏为盈了，欠账全部还清了，到今天为止，我们账上还有三千元的利润，为什么让我们转产？
局长说，这一年，你干得不错，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只能算微利企业，现在市场上不锈钢炊具利润很大，你们要抓住机会。
他说，当初你要说让我回来给你们挣钱，我就不回来了。我只会搞定瓷，不会挣钱。
他知道，事到如今，再跟局长说什么也没用了。
那时，他已经是定州市政协委员，曲阳县政协常委。一次县政协开会，县委书记也来参加，他想，这
或许是个机会。
他要求发言，谈了定瓷厂这一年的变化，特别谈了这次转产。他说，想吃桃子，种啊！为什么砍了杏树种桃树？定瓷是曲阳的，河北的，也是中国的！为什么弃之不顾？
他慷慨陈词，感动了在座的所有政协委员，大家都说，定瓷是曲阳的牌子，不能放弃。
县委书记认真地听了他的发言，郑重表示回去要认真研究。
然而，事情没有任何改变，不锈钢的锅碗盘碟仍旧在车间里叮叮当当响。
试制组从1974年成立，至今已十三个年头，窝窝囊囊地落个这样的结局，大家都不甘心，可是绞尽脑汁也不能改变二轻局的决心。也算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一位朋友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隶属国防工办的建华玻璃厂愿意接纳试制组的成员，而且可以在厂子内部为他们成立定瓷厂。
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说是一线生机呢？因为建华玻璃厂在灵山，在距离曲阳几十里外的深山中。那时山里的交通非常不便，冬天天黑得早，一两个星期未必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