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四乡八村的农民将自家的家禽山货摆了整整一条街。卖手艺的扬着笑脸，高声吆喝。还有卖年画、卖对联的。看见有人写毛笔字，他的双脚自然而然地找了上去。一个卖字的人吸引了他。那是个中年人，手中执的不是毛笔，而是排笔；蘸的不是墨汁儿，而是红、黄、绿、蓝几种颜料。用这种笔写出的字，差不多一尺见方，花花绿绿，鲜亮夺目。最奇特之处是每个字几乎都像一朵花，或像一只鸟，那一张张条幅上，好像都有五彩的活物在游动，在飞翔，又艳丽又喜庆。他听刘老师说过，这叫“字花儿”，是一种民间书法，在乡镇、在农村许多人家都喜欢悬挂这种装饰品。他站在一边看着，字写得一般，仅是圆熟而已，绝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帖训练；字的颜色搭配也过于俗艳。他想，我会写得比他好！
在他观看的时间里，那人已经卖出两张条幅——一元钱一张。他想，一元钱，除去一条白纸，一点儿颜料，最少能挣七八角——这是五六天的工分钱啊！更重要的，这是现钱，拿回去就能交给母亲——就能买粮食，还能买笔、买墨、买纸！
他站在字摊儿旁边看那排笔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看中年人怎样运笔，怎样结构字形，怎样搭配颜色，一直看到傍晚那位中年人收摊儿。
他到姐姐家要了三块钱，又跑到文具店买了几张大白纸和几种颜料。到家时，天早已黑了。他把父亲的一顶破毡帽找出来。他看清楚了，卖字人的笔头儿是一小片毡子。他把剪下的毡子用铁片夹住，再固定到一只笔杆上，蘸上墨，在报纸上试试，不对！怎么也写不出人家那样清秀的笔画。他去找刘老师。刘老师告诉他，写字花儿的排笔上用的是礼帽上的毡子——薄，硬度适中，有弹性。农民戴的毡帽不行，又厚又软，蘸上颜料后，很难运笔。他明白了，改造了排笔，在家里练了一天，然后就上灵山镇给母亲挣钱去了。
他的字花儿往集上一摆，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的书法早已有深厚的根基，另则，中国古代文人常常是书画并重的，在刘老师指导下，他早已把刘老师借给他的《芥子园画谱》临摹得烂熟于心了。字花儿，本就是字与画的结合，他的基本功，远不是一般农村卖字的人所能具备的。
第一天，他就交给母亲七元钱。
可惜，好景不长。在这个贫困的地区，除了年根儿底下灵山镇有几天的繁荣热闹外，大年一过，就冷冷清清了。他真想多挣几个钱，让母亲穿身新棉袄新棉裤，让父亲喝一瓶衡水老白干，可是，就此打住了。
他有一个朋友，用今天的眼光看，是当年农民中的异类，他常常溜出村子去外地游荡，靠打短工过活。他对陈文增说，你的字写得再好，在咱们这儿也挣不了钱。跟我出去，咱们去山西，准能挣钱！
陈文增动心了。这个家太需要钱了。另外，他长这么大，一直在北镇这巴掌大的地方转悠，闭塞之极！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出去闯荡闯荡，开开眼界，肯定大有好处。
过了初五，他便和那位朋友上路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山西繁峙。几百里地，都是徒步。好在他们都是在贫穷的农村长大的，也不以为苦。那位朋友说得不错，他的字花儿很受欢迎，在乡镇的集市上卖得尤其好，几乎写一张卖一张。虽然他是第一次出外闯荡，胆识却已显示出来，不论多少人围观，议论，他都不怯场，将裁好的白纸往地上一铺，悬肘运腕，一鼓作气，有时甚至能博得零星的掌声。离开繁峙时，刨去两人的吃喝，他的裤腰里已藏了一百多元。
出行如此顺利，他得到了鼓励。一则，想多看一些异地风光；再则，动了小小的贪心——再挣一百，今后两三年母亲就不必为过日子担忧了。
他们又去代县。那天正赶上大集。他们找块儿空地，摆好颜料，拿出纸笔，当场就写，一会儿就招来了一大帮人围观。又是写一张卖一张。两个卖字花儿的也悄悄走过来，一看他写的字花儿，两脚就像钉在地上，再也不动窝了。他们正卖得高兴，集市上忽然一阵骚乱，许多小贩背起麻袋，抱着柳条筐四处乱窜。陈文增还没明白，两个市场管理员已经冲到他面前，问他，有营业证吗？交摊位费了吗？一听他的外地口音，二话不说，将他们带到了市场管理委员会。
他的笔纸被没收了，裤腰里的一百多元钱被没收了。
这回，他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了。晚了。
办公室里的人都围在一张桌子前，看他写的字花儿，他听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干部轻声说，这小子的字写得真好！
他想，这个人也许有点儿怜才之心？他走过去，说，我知道错了，放我们回家吧！那干部说，你们没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没有身份证明，却四处乱窜，这叫盲流儿，知道吗？回去好好种地吧！他真没想到，这就把他们放了。他遇上个好人。那干部让人把排笔颜料和白纸都还给他了，钱却全部没收了。
徒步走了一千多里，穿着露出大脚指头的破鞋，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他毫不后悔，毫无怨尤。也算见了一次世面，也算展示了一次自己的能力。他深信，终有一天，他会走出这穷困闭塞的小村子，进入外面的大世界。
还没开春，地里没活儿，村里和他同龄的年轻人都忙于串门子，闲聊天，打扑克。他从不参与。他练字，读书。他有一本《杜甫诗选》，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诗篇都能倒背如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杜甫，成为他最喜爱的诗人。后来，他能写楹联，写古诗，写律诗，甚至填词，他说，这都受益于杜甫——押韵、叶韵、转韵、对仗，都是在读杜诗中慢慢学会的。杜甫那沉郁刚健的风骨，也成为他创作时明确的追求。
读书、写字，虽然每天吃的是苦丝丝的白薯面，他仍然活得精神抖擞，只是看见母亲那过早佝偻的身影在屋里屋外忙碌，他心中难以平静。他不能看着母亲再端着大瓦盆到街坊家去要咸菜汤了。他想，还是要挣点儿钱。
他们这一带的人，喜欢把油布铺在炕上，用来防潮。这种油布与城市里的黄油布不同，他们是在粗白布上刷上用桐油和药材熬成的汤汁，晾干后，再在布上画上各种民俗图案，很富有民间情趣，既实用，又是屋里的一种装饰。有画门帘儿、写字花儿、印花纸的经历，画油布，他自信能够胜任。
第一宗活儿揽到手，令他大喜过望的是，人家给了他十块钱！
对他说来，画油布不是难事，难在当时灵山镇没有卖桐油的，要买得去阜平——距他家一百二十多里。那时，农村很少有人有自行车，借车就不容易，还要当天赶回——得骑二百五十里地，对瘦小的他说来，真不是易事。
那天，邻村一个老汉带着一大块布来了，说三天后来取。他说，不行。刷上汤汁后，布晾不干，没法往上画图案。老汉说，在天津的新女婿三天后就到，家里怎么也得有个新模样啊！
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钟他就骑车奔阜平。那几天，正有一股西伯利亚寒流袭击华北，风也不小，他浑身是汗，不仅衬衣衬裤湿透了，棉袄棉裤也沤湿了。他在阜平买了桐油，才九点多钟。平日来阜平，他都是吃了午饭再回家，这回时间紧，他想早点儿回去，早点儿开始。天很冷，他觉得两只耳朵火辣辣地像炸油饼似的膨胀起来。顶风的时候，他趴在车把上，两个脚蹬子像碌碡般沉重，车轮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拐来拐去，有几次，差点儿摔下来。他身上湿腻腻的。他感觉到汗水在胸前往下滑动，每流出一滴汗水，就像流走一丝精力。他的两腿越来越软了。在距北镇三十多里的土道上，他再也骑不动了，晃晃悠悠下车像摊稀泥似的瘫在地上。吓他一跳！怎么身上嘎巴儿嘎巴儿响？他慌忙坐起来，只见棉袄上棉裤上都挂着亮晶晶的碎冰片——那是他的汗水！
凛冽的寒风从路旁的排水沟里驰过，土路对面的小杨树林子狂乱地飞舞。天上灰沉沉的，却极其寥廓，在灰色的云缝儿中，有一片片小小的闪亮。他望着那一片片闪亮处，想起自己在北京故宫看书法展览、在繁峙卖字花儿，想起柳公权的字帖，他笑了。往常，在地里干活儿累了，他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写几个字，或者默诵一首杜诗，有时还和着杜诗的韵脚口占一首顺口溜儿，这样，他就不累了。现在，他也想编首顺口溜儿，可头晕晕的，空空的，什么也想不出。
字，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两年，刘进元老师的“右派”问题虽然尚未得到纠正，但在社会上的处境已改善许多。他眼瞅着为人正派、肯刻苦学习又有志气的陈文增整天破衣烂衫地下地干活儿，心中不忍，又很不平。作为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他对陈文增没有寄予太高的希望，没有期盼陈文增能取得什么成就，他只是想帮陈文增摆脱困境，活得稍好一些。
他拿了两幅陈文增的毛笔字，骑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六十多里，到了曲阳县文化馆。
馆长是他多年的朋友。他向馆长介绍了陈文增的为人，然后请求馆长帮助。他说，今后文化馆有写墨笔字的工作，让他来试试。一、不要钱。二、不让你管饭。三、这小伙子不会给你惹麻烦。白干，不图别的，看能不能碰上个机会，从村里出来。
馆长也是热心人，当即向刘老师表示，把字放我这儿，有机会我一定推荐。一个农村青年，柳体写得这么有功力，真是难得！放心吧。
刘老师回去不久，设在曲阳县的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厂长刘玉山前来文化馆求助。他们厂接了一批定货，客户要求在瓷器上烧字，而且，字一定要写得好。厂里没有人练过书法，刘玉山只好来请文化馆推荐民间书法家。
馆长把陈文增的两幅字在办公桌上慢慢展开，问，你看怎么样？
刘玉山高兴地说，行行！这批活儿上的宇，要都能写成这样，客户就没的说了。
馆长把螺丝又拧紧一扣，现在，能把柳体字写成这样的人，你去找吧，打着灯笼找——看能找到几个。
刘玉山更加高兴，当即拍板，这个人，我要了！
得到刘进元老师的通知，陈文增没有喜极而泣，只是觉得振奋！自己的工夫没有白下。天道酬勤——这辈子都要记住！
他也很为自己感动——这些年练字容易吗？其他不说，只说写字需要的纸，就难住他了。姐夫卖掉自留地里的青菜，给他送些纸；婶子给他几块钱，他买些纸；更多的是堂兄弟堂姐妹们利用各种机会给他收集的旧报纸、“文革”中的传单等等。他什么纸都用过，包括坟地里散落的纸钱。每张纸他都充分利用——先写铅笔字，再写钢笔字（难怪后来他获得全国硬笔书法一等奖）；写满了，改用淡墨写大字，空隙处写小字，最后才用重墨书写。每写完一张纸，他都卷成一个直筒，搁在一间空屋子里，多年下来，堆满了整整一屋子。还有没纸的时候呢，那墙上、地下就是他抒发情怀的地方了。
姐夫送来了和姐姐结婚时的被褥——他的被子只是一团烂棉絮，实在无法见人——又留下几块钱，就这样，他进县城上工了。
厂里招了十二个写字的人，等一个多月后，这批活儿做完，只把他留下了——当临时工。
他被分配到定瓷试制组。
他不明白，厂子就叫定瓷厂，为何厂里还设置定瓷试制组？
原来，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在日本侵华时曾随军在曲阳一带驻扎，对当地鼎鼎大名的定瓷印象极深。1972年，他来华访问期间，曾向周恩来总理问起目前定瓷的烧制状况。其时，曲阳烧制定瓷的诸多窑口，均已在八百多年前宋金的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并从此失传。在周总理的关照下，1974年保定地区在曲阳建立工艺美术定瓷厂，号称“定瓷厂”，其实只是个科研项目。
定瓷，烧制基地在曲阳县，因古代其属定州辖区，故称定瓷。在宋代，定瓷为宫廷御用之物，特别是盘子和碗，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后来一直是历代大收藏家追逐的雅玩。如今，因其存世数量极少，更加珍贵。
定窑湮没了，有关定瓷烧制的资料也随同历史的烟尘荡然无存。不知道那些八百多年前无名的大师们选用的是什么瓷土、什么瓷釉，更不知道它们的配方，甚至有些精美花纹是怎样划上去的，都无从索解。定瓷试制组的任务，就是要破解这千古之谜，烧制出名副其实的定瓷。
陈文增大为兴奋！对他说来，定瓷并非陌生之物。甚至可以说，他童年的一些美好时光，就是和定瓷有关的。在北镇周围，有不少遍布定瓷瓷片的小山头，最近的一座，只需膛过村边一条小河就是了。在茂盛的荒草中，散落着一堆一堆的白花花的瓷片，他和小伙伴们专拣那些大片的有花纹的，在河水里洗干净，装在口袋里，走起路来哗啷啷响。他喜欢瓷片白中透黄、白中透青的颜色，喜欢触摸瓷片时手上那滑润的感觉，更喜欢瓷片上的花纹。他那颇有工艺美术天分的小脑袋瓜儿，也曾闪过要刻出这样花纹的念头。万没想到，如今他已厕身试制定瓷的小组中，这是缘分。他这么多年写字练画儿，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里，都能学以致用，他觉得幸运。
刘玉山厂长知道他除了字写得好，还擅长画画儿，所以让他和和焕一起搞造型和装饰。和焕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姑娘，比他早进厂两年，一直在试制组。在瓷胎上刻花的第一课，就是和焕给他上的。他只看一次，就学会了。在老家，他曾刻过梨木印版，印出花纸，给结婚的人家糊彩色顶棚；他也刻过图章，而且不用写字，可以直接把名字刻出来。比起梨木和印章料，半湿不干的泥胎就好刻多了。没几个月，他已能奏刀如飞，一气呵成，而且刻出的纹饰都颇有韵味了。
那时，他们烧制的瓷器，都是他和和焕去各地博物馆临摹的定窑真器的仿制品，虽然在瓷胎上刻划各种纹饰他们已非常熟练，但总有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无论他们怎样用心，也刻不出那样的效果，那样的味道。经过多次失败后，他大胆地设想，不是我们的技艺不行，是刀具不行——那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是一刀刻下去的。和焕觉得他说得有理。他很快就自制了一把双线刻刀，果然，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就突破了陶瓷史上关于定瓷双线纹样“刻一刀，复一刀”的论点。
多年之后，和焕说，他爱琢磨，别人下班后，就不再想工作了，他不，他总在想。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做好。他真的爱琢磨。在试制组跟着大家干了一阵子，他想，定瓷这么大名气，作品那么漂亮，可定瓷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是怎么来的？组里没
人能说得清。他很怀疑，就这样糊里糊涂，忙忙碌碌，能见到成果吗？
省二轻局的谷守刚和李希元老师常来他们厂和他们一起工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周淑兰老师也很关心他们的进展。他向他们请教，他们说，到目前为止，在任何古籍中，都没发现有关定瓷用料、配方及工艺的记载。你们干的是无中生有的事，难，就难在这儿！
他想，难，没什么。得先学些东西，能像老师们那样有学问，就好办了。
他找来《中国陶瓷史》，找来一摞有关陶瓷的杂志，像以前他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