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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想听英仔说一下自己。说不定这丫头也有一本难翻的账。都把凤珠嫁了，嫁了那么好的人家不沾点光才叫怪呢。
“下一次来再聊，下一次我要住下来……”
“下一次你要把凤珠也带来，还有金坤……”
英仔变了脸。
“凤珠我……我去叫……可他啊……”
“他怎么啦，最后一次见金坤到现在，不止过了十年。他没来，我也得去看他才对……”
“梅芬姐，你就别提他了，他那不要脸的……”
“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梅芬故意把话题岔开了，“我得亲口谢他呢，你们夫妇俩为了光炜的事……”
“这跟他一点都没有关系！”英仔断言道。看样子她是要把天功据为己有了。就算她在替老林老婆祝寿的宴会上最终挺身而出，可是要不是金坤那阵子的步步为营，苦心经营，怎么说英仔只能算是一个婆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这样说了，英仔还不能消气。只听见她又愤愤然地补了一句：“他干什么？他干的没有一件是好事！”
梅芬也就不再让英仔为难。英仔有那种心意，梅芬难道还会有别的话说吗？其实她还苦于自己无法明说呢。什么都通透了，英仔也该会宽松一点吧，否则看英仔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首先是梅芬心里难受。
留是留不住了。梅芬就要光炜借一辆自行车把英仔送回家去。每一回英仔都是走着来回的，这一次梅芬非得光炜出面效劳一下不可。也该让光炜尽一番心意了。有英仔这样的姨妈算他有福气。而且现在路也好走了，也让大伙明眼看一看亲戚之间就是这样堂堂皇皇地你来我往的。
骑到了城外，光炜刚要使劲，英仔却从自行车上溜了下来。
“行啊，姨妈已经够享受了。你回去吧，你就是把姨妈送到家里，还得回来……”
英仔的话怪怪的，让光炜听了摸不着头脑。英仔就喜欢光炜这副愣愣的样子。小时候光炜的这副模样是傻傻的，傻得可爱。现在这副模样却憨憨的，憨得惹人。
看完了光炜愣愣的模样，英仔才开始说正经话。
“梅芬姐给的那条金项链姨妈留下来了。留在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
“什么？”光炜大声叫着。可是英仔却不理会，继续自己的话。只不过这个时候不是光炜，是她变得愣愣的。
“姨妈怎么能收下那东西呢？那是你娶媳妇用的。梅芬姐也真有点不像话，成双成对的东西，怎么把它们给拆开了……”
怪了一句梅芬，接着又去开导光炜。
“光炜，娶媳妇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能够草草率率的。要把对象看好。看她待在你身边的时候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喜”字，就是不在你身边也是两条扭在一起的金项链……”
说着，也不去理会变得愈发糊涂起来的光炜，又补充了一句：“还有，长相也要细看，别看了一个塌鼻子的……”
这样说完了，才去说自己。说自己老了，变相了，说话流口水。
光炜调转了自行车的把手。这么重要的情况当然也得早一点去向梅芬报告。可是刚要疾驰，又被英仔把后座椅一拉。
“等等，还有一件事。”
这回光炜真是有点进退两难了。
“跟金项链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小东西。那是给你的！是姨妈给的……不，不是姨妈给的……”
突然间英仔翻口了。光炜只好问不是姨妈给的，那是谁给的。英仔答不上来。想了想，只好改口说：“那好，就算是姨妈给你的，可是那东西太小气了，拿不出手来呀！光炜，什么时候姨妈能给你一条像样的金项链该多好呀！”
梅芬给凤珠的那条金项链果真被英仔留在床头柜下面的抽屉里。梅芬只好骂道这丫头还跟过去一样有心计。一边骂一边问光炜还有一个什么小东西。光炜答不上来，也被梅芬骂了一句。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骂得理直气壮，一点也不慌慌张张。骂声还没有落地，却听见“当——”的一声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弯下身子，从地上捡起了一个戒指来。
很小的一个戒指。造型也很简单，什么图形都没有，就那么一个小圈子，好像过年时买给小孩子玩的那种。不过是金打的，真的金，很纯的。
梅芬望着那戒指望得出神。一会儿她才清醒了过来。
“光炜，你快去找药铺里的那个伯伯，去借把秤回来……”
一边说，一边把戒指在手掌里掂了掂。光炜正要动身，却被梅芬用另一只手拉住了。
“别去了，别称了，还称什么，是两钱。肯定是两钱，一点都不会错的！”
梅芬把那句话一直重复着，声音也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 晓枫
故乡的云
哈 南
那一年来日本，大到棉被、电饭煲，小到牙刷、筷子，能塞的都叫我塞到行李中去了。那个时候的福建移民不是赤手空拳得在危急的情况下能够跳海游到彼岸，便是尽量地超重，携上所有的辎重，再押上一个淘金的梦。
不该带的带了，该带的却留了下来。
十二年后的一天，我忽然听到了一首歌。
天边飘着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对我召唤。
那么老的，对我来说却是全新的，如同第一次听到一般。十二年来，我的耳畔从来没有响过这一首歌。
我一愣，看着天边的那朵云。
归来吧，归来哟——
我惶恐了。那是一朵飘幻的云，那是我始终没有写成的小说。
加油站的闷热的中午，水泥地面的热气像一炊刚刚出笼的小笼包。日本人都跑到空调房里去了，我却在坚守岗位。这样我就能够放心地摊开信纸，填上几个字，甚至几行。看到车子来了，我迅速地把它揉成一团，塞进口袋，不让人看出一点破绽。于是我的信纸一开始就是皱巴巴的，那上面有楷书、行书、草书，甚至有事后连自己也看不懂的文字。
远方的人儿，现在你知道了那么美丽的有着樱花和富士山图案的邮票为什么会贴在那么肮脏那么污秽的信纸的上面。邮戳一盖，封印了不该泄露的心绪，而那居然是我十二年间最为重要的文学创作活动。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我因此潜入了一个在日中国人举办的文学周会。我蜷缩在角落里。一个上海女孩子走到我跟前说她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嫁给了日本人。在守着丈夫的寂寞的时光里她看完了所有奥斯卡奖的录像，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对此进行交流的伙伴。我咬住了嘴唇，没有勇气告诉她如果是讨论国产战斗片什么的，我或许还会从记忆中打捞出几片业已残破的银幕。
席间来了一位福建籍的女作家。我终于拗不过自己走过去对她说我们是老乡。我应该再说一些什么，仅仅暴露自己福建移民的身份，在海外并非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可是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还记得你，大约十几年前在福州的青年作者学习会上你就坐在我的后面。
我听说与会的许多人都属于一个叫“荒岛”的文学团体。同样的一片沙滩，我看到了弯下腰来把美丽的贝壳拾起来的身影，却找不到一个自己留下的脚印。十二年来我一直在一个无人岛上默默潜行。
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在国内写的最后一个短篇《唐平县委有两个秀才》是我到了日本后发表的。小说让我得了在福建的第二个小说奖，上了《小说月报》（1989，6）。我是在第二年才知道这件事的。好心的人把它告诉了我，还设法弄到那本《小说月报》寄给了我。
我一口气读完了它。那是深夜一点钟，刚下班，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也只剩下了那么一口气。那个时候的阅读便不再是文学的了。那种阅读成了一种自我摧残。我发现我的小说被全文剽窃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冒充我登上了领奖台。他从我丢弃的行李中拣出了一些破烂，然后去招摇撞骗。
我躺倒了。一块烧得灼热的玻璃突然间被按到了冷水中，一下子就碎裂了。
有意思的是，十二年后我却从一个相反的方向面对着自己人生中的另外一次转型，而且这一次一点也不比十二年前的那一次来得轻松。我捏紧了笔费尽心机也无法把一个小时候摘录在什么地方的优美词句给呼之欲出时，我气愤地拍了一下脑袋瓜儿，骂出来的竟然是一句：“八格牙鲁！”当我竭尽全力地想在眼前塑造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比他先到的却是一个合同，一笔生意。我气极了，我为什么不大笔一挥，刻画一个已经赤裸裸地沉湎在金钱当中的我自己？
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
我侥幸在《小说家》（2002第1期）上发表中篇小说《唐三彩壶》（杂志改名为《交易背后》）以后才知道已经在中国文坛上存在了多年的先锋派。我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孤陋寡闻，我甚至认为就像剪掉清朝的长辫子那样把对话中的冒号引号这些障碍物去掉，先锋派的模样就出来了。我翻杂志，看到连篇累牍的不再有冒号引号，读过去光秃秃的有一马平川的感觉，我就惶恐地想这杂志发先锋派，自己千万别去鸡蛋碰石头。
如果编辑说我文字老了，我或许会再一次粉墨登场。如果编辑说我方法老了，我或许会奋不顾身地扮一张鬼脸。活到老，学到老。可是如果编辑说我思想老了，我实在无能为力。这世上有什么药能够治文学的老年痴呆症？于是，我不再自作多情了，那首歌其实是这样对我唱的——
归来吧，归来哟——你赶快落叶归根。
只有我小说中的人物不把我嫌弃。他们说幸亏你老了。你要是不老的话。天泉说你走的时候十一月里天早早地黑，你回来时十一月里天还是早早地黑。我一想也对，要是十二年来我一直在写的话，天泉便会仍然活着，甚至活得嬉皮笑脸。
还有就是那个当过丫头的姨妈，她被丈夫偷去的两钱黄金压得透不过气来，到现在她才对我说那阵子她比恨地主还要恨她的老公。
还有的土壤里的那种枝条，还有气味。自然，果实在颜色绚丽的外表下，硕大远远地超过我栽种的本地品种，托在手上沉甸甸，发出妖冶的光亮。果实的最终目的不是观赏，而是品尝，在入口咬破皮层的时候，汁液溢出，我无比陌生——这些同样冠之以西红柿的果实，已经走到原有滋味的另一端了。孩童捧在手上，一小口一小品地咬食，我想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告诉他——原有的西红柿比这要美味十倍。就像过去，那一阵风过去了，就永远地过去，不再回头，可以套用一句话来表达：没有一个人两次被同一阵风吹拂。
在一个朴素寒俭的家庭，没有电器缘于没有必要，同时也缘于对它的陌生，超过了生活经验的积累。总是在晚饭的时候，借助夕阳的余晖品尝，每一口饭和菜，都充满芳香。一盏忽忽悠悠的煤油灯摆上了桌，火舌温柔、委婉，昏黄暗淡，却可以照见一家老小。在摇曳的火舌下，厨房里是母亲熟练运动着的双手，碗碟正在被涮洗，暗中反射着寒光。没有电灯通明的老宅，简陋中透着温馨，是一种干稻草堆那般的温暖。作业正在紧张地过目、过手，一些题解不出来，想得久了，一直下不了手，后来下手了，也是往歧路上走，心不禁慌了起来。心慌与煤油灯的消耗成正比，渐渐可以看到灯油在瓶子里耗下去的痕迹。后来，我的动作敏捷及性子猴急，我想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煤油灯的少年时代。每一分钱都要靠算计来使用的家庭，遵循的就是快与省的原则——当作业实在做不过来，那么，快上床是最好的方式，待到明天一早，借晨光的熹微，继续攻读，无疑是最佳的策略——既节省了油资支出，又充分地接收了上苍的赐予。家庭生活的简朴，不仅靠成年人来身体力行，一个孩童也会为细节而努力。
油灯火舌跃动或者摇曳的时候，我看见了风，还有风行走的大小速度，心里随着火舌的动弹发颤。伸出掌来维护，生怕灭于风中。风在老宅制造着不安的声响，我心惊肉跳的时间都在夜晚。每一阵风过，剥蚀白灰的土墙、开裂的木板房，洞穴无数，总是迎风发出不可拟声的消息。昏暗使风的力量神秘莫测，远处不断有声响传来，是枯枝折落坠地，还是成熟的木瓜下坠的沉闷，大人无暇顾及，孩童满腹狐疑。枯黄的叶片在地上，叶片尖锐的棱角随风推着，与大地做终结时的热吻。中国的民间传说，鬼怪狐仙，都是诞生于夜里乡间的，乡间更具有产生各种奇幻、神秘情节的温床，它的广袤、幽暗、深远以及草木峰岭对于色彩的阴翳作用，越发使稀疏的人烟不足为道。蒲松龄明确地说：“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一阵风来，故事随之展开，我在整个少年时代一直莫名其妙地狐疑着、恐惧着，积久成病。夜间目力达不到的地方，都隐藏着于我心灵有害的不明之物，即便大着胆子前去查看清楚，我依旧以为它转换了另一种形式，在另一个地点重新潜伏了下来，伺机作怪。晚间睡眠很浅，警觉的过度让人很累，以至于白日上课难以精力集中。如此这般，一直到精疲力尽。一个人对于白日和夜晚的感觉那么悬殊，要追究一个原因，主要是风的走动，许多薄浮的东西被搬运着，许多不明的气味转换着。当一个人的目力呈现出无能时，人心对于这种推动万物的力量存在敬畏。
我想，只能这么归结。
相比之下，从山间吹来的风要犀利爽朗得多，迎面而来的坚硬，肌肤生出了抵御。在夏日的艳阳下，身前身后的风追逐回旋，让贪恋蹦跳的少年充满冲动。这往往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与风同行同往，一不留神就攀爬到高高的番石榴树顶，随着枝条的前后摇曳，俯视黛瓦粉墙，一阵目眩神摇。我的忧郁是从秋日里生长起来的，即使是晴明的光线，我能够感到阳光的韧性减弱，还有随之而来风声中携带的肃杀和萧疏——有一种感伤的气息逼近了。这时我还是一个十岁的少年，在课堂上从午后第二节课开始，内心就隐隐不安起来。学校是原先的夫子庙，范围不小，空地上杂草丛生。最要命的是有四株百年以上的老榕，枝丫横生交错，没有节制，阴翳的气息敷衍开来，散发四合。天色未暗，校园已经阴影重重，隐秘游走。这个时段，我最担心的是又轮到课后打扫卫生。人。都走光了，连同教师与工友，还有一起进校出校的邻家同桌。很少的几个人负责扫清幽深的走廊、昏暗的教室还有通向主席台高高的石阶。秋日永远扫不完的落叶纷飞，让人心乱如麻，连长青的椿树都留不住轻轻的叶片，落在脖颈上，一阵冰凉。当一个人沿着僻静的小路回家，秋风渐厉，卷起尘土，人迹萧然。原本应该保持快乐的少年心情，此时无论如何也痛快不起来。王子敬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在秀丽的南方发出这样的感慨，可见秋冬构成了内心的紧张。万千生命即使是在滋润的南方，也出现了质的变化，悄然从高高的枝头脱离，掉落在一个正在长大的少年面前，过早地预告了生命最终的结局，这是不是一种无言纳残酷啊。倘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