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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种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我们对地中海划了一条假想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解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对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巴尔干半岛所负的一切责任。这些地区划给了中东司令部的威尔逊将军，但是，他却没有必要的部队。于是，一个司令部有部队，却没有责任；另一个司令部有责任，却没有部队。这不能认为是一个理想的安排。
7．最不幸的是多德卡尼斯群岛和爱琴海。意大利刚刚投降以后，我们在意大利的同意下，立即占领了它所控制的若干岛屿，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科斯岛和勒罗斯岛。我们企图夺取罗得岛，但没有成功，这个岛当然是爱琴海的要害。希特勒很快地就认识到，那个轻易地落到我们手中的、严密设防的勒罗斯岛在海战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他非常顽强固执地亲自负责挽回爱琴海的局势。德国本来可以用于意大利战争的很大一部分空军，被调往爱琴海战场，同时临时安排了海上运输。①
①根据德国的档案，在这个时期，德国驻爱琴海的空军部队增添了近三百架飞机，而它在意大利的空军却减少了约二百架飞机。
10月初，德军准备向勒罗斯岛和科斯岛发动的进攻显然已迫在眉睫；10月4日，我们只有一营兵力驻守的科斯岛重新被德军占领。勒罗斯岛，尽管进行了出乎意外的持久的防御战，终于在11月16日陷落了。英国在整个战役中损失了五千人左右，而敌人却获得了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所有这些战斗当然都不属于北非最高司令部的职权范围以内。……
9．现在，德国军队已完全控制了爱琴海东部。尽管他们在意大利的天空中已经处于劣势，他们还是毫不迟疑地削减了那里的空军力量，而把足以支配爱琴海的空中力量调到爱琴海战场。虽然美英两国在地中海的空军第一线力量有四千多架飞机——就是说，实际上等于德国空军的全部力量——但是，德国人在爱琴海战场上，仍然能够重新使用它在我们缺少空军力量时期所使用的一切故伎，并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摧毁我们最精锐的部队的抵抗，以及炸沉和炸毁我们的船舶。……
11．这些不幸的情况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已经说过了——即在地中海的东部和西部之间，划了一条人为的界线，使拥有军队的西部司令官们免除了对于在东部处于危险中的重大利益所负的一切责任。第二个原因当然是“霸王”作战计划带来的阴影。魁北克会议作出的决定，是在意大利崩溃所造成的后果变得明显以前，而且也是在意大利舰队投降和我们顺利地攻入欧洲大陆以前。尽管如此，这些决定，直到两星期以前，仍然被硬性地、机械地维持不变。我们一直不可能在更早的日期举行会议。目前，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前景，即“霸王”的既定日期将继续妨碍和削弱我们的地中海战役；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情况将要恶化；同时，爱琴海将继续被德国人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是为了一个根据假设而确定在5月进行的战役；这个假设到时候很可能不会实现，而且如果我们放松了在地中海的压力的话，它就肯定不会实现。
12．目前在军队中人人都已知道，为了春天在另一地方进行一个战役，将尽量根据需要，把人力物力从地中海战场抽调出去。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情况，因为它对整个地中海战役产生了瓦解士气和削弱斗志的影响。军队和登陆艇正在撤出这个战场，而且军事机构也奉命准备回国，这些事实本身就是有害的。我们希望集中力量攻打敌人这一强烈愿望，已经受到了损害，而在过去，这种愿望曾经使我们从阿拉曼一直打到了这里，并且在突尼斯战役中，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现在我们只有在地中海才能和敌人周旋，同时能够使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压倒他们。可是，在今后几个月中唯一能够采取任何行动的地中海战场，我们却使战斗放慢下来，这确是援助俄国人的一个古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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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密码代号“六分仪”）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3日，星期二，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对蒋介石和中国代表团正式扼要地说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魁北克会议上所拟定的东南亚作战计划草案。蒙巴顿海军上将及其僚属已从印度乘飞机到来。他首先叙述了他已接到的而且要在1944年在东南亚战场执行的军事计划。然后，我就海军的一般情况作了补充。由于意大利舰队的投降，以及其他对海军有利的事态发展，不久就可以在印度洋建立一支英国舰队。这支舰队最后将拥有不下于五艘现代化的主力舰，四艘重型装甲巡洋舰和十二艘辅助运输舰。蒋介石插话说，他认为缅甸战役的胜利，不仅依靠我们驻在印度洋的海军部队力量，而且还要依靠海军的行动与陆地作战的同时配合。我指出陆地战役和孟加拉湾的舰队行动没有必要的联系。我们的主要舰队基地能够在距离陆军作战的战场二千至三千哩以外，发挥它在制海权方面的影响。因此，这些战役和西西里岛的战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在西西里岛的战役中，英国舰队能够在密切地支援陆军的情况下作战。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并且商定由蒋介石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有关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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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召开了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讨论欧洲和地中海的作战计划，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我们在前往德黑兰以前，要考虑这两个战场的关系并互相交换意见。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他谈到了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所能采取的任何可能的行动，包括土耳其参战问题，将对“霸王”作战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我在发言时说，“霸王”作战计划仍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战役不应当粗暴地否定了地中海的任何其他的活动，例如，在使用登陆艇方面，应该有一些灵活性。亚历山大将军曾经要求登陆艇前去参加“霸王”战役的日期，应当从12月中旬延迟到1月中旬。在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发出了命令，要求额外建造八十艘坦克登陆艇。我们要设法做得甚至比这更好。我们也许会发现美英两国参谋人员所争执的问题，只不过影响到两国人力、物力的十分之一（太平洋的力量未计在内）。无疑地，某种程度的伸缩余地是留得出来的。我仍然希望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们削弱了和冷淡了“霸王”，或企图退出这个战役。相反地，我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总起来说，我认为我所主张的方针是在1月份占领罗马，2月份占领罗得岛；恢复对南斯拉夫的物资供应，解决关于司令部的安排问题，并且根据我们和土耳其交涉的结果来打通爱琴海；在上述地中海的政策的范围内，加速进行“霸王”作战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在德黑兰会议前夕所持的立场的一个忠实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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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飞返英国，这时，从英国前来和我们会合。他的到来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他和伊斯梅将军从莫斯科会议返回英国途中，曾在开罗会见了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土耳其人士。在这些会谈中，艾登先生指出我们急需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空军基地。他解释说，由于德国的空中优势，我们在勒罗斯岛和萨摩斯岛的军事形势是危险的。后来，这两个岛都失陷了。艾登先生同时也详细说明土耳其参战将会带来什么有利的后果。首先，这将迫使保加利亚不得不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在边境，从而迫使德国必须以相当十个师的兵力，去代替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的保加利亚军队。其次是可能进攻一个也许有决定意义的目标——普洛耶什蒂。第三，可以切断土耳其运往德国的铬的供应。最后一点则是道义上的利益。土耳其的参战可能会加速德国的和它的卫星国的崩溃过程。所有这些论点，都不能打动土耳其代表团。最后，他们说，如果提供安纳托利亚的基地，那就是等于对战争进行干预，如果他们干预战争，他们就无法防止德国对君士坦丁堡、安哥拉和士麦拿进行报复。我们曾经保证供给他们足够的战斗机来对抗德国人所能发动的任何空袭，同时也向他们保证，由于德军在各处的兵力都十分短绌，因此已无可用之兵来进攻土耳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放心不下。会谈的唯一结果是，土耳其代表团答应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土耳其人曾亲眼目睹爱琴海的事态发展，因此对于他们的小心谨慎，我们是无法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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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一直没有再听到关于“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役的联合司令部的计划，我便设想英国的意见已经被接受了，但是，11月25日，当我们在开罗逗留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用正式的备忘录，向我们提出关于成立一个最高统帅部的建议。由此可见，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最高司令部强烈地认为必须任命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两方面的对德作战行动。他们仍然希望有一个西北欧作战司令官和一个地中海盟军司令官，而在这两个司令官上面还有一个最高统帅，他不仅计划和指挥这两个战场的战争，而且他在认为妥善时可以把军队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个战场。必须记住，我们当时不但在陆海空军各个兵种方面，已经拥有巨大的优势，以及在将来的许多个月中必然继续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由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突尼斯和非洲沙漠的胜利，我们的声誉很高。
美国的备忘录立即遭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他们和我都用书面写下了我们的意见。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回答如下：
关于英美对德作战的三军指挥问题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5日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仔细地研究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即“立即指派一名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一切对德作战行动”。这个建议牵涉到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显然是一个应由美英两国政府进行最认真的考虑的问题。尽管如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必须立即声明：从军事的观点来说，他们根本不同意这个建议。他们把理由列举在下列各节中。
总体战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力量的问题，即便按照“军事”这个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战争问题，都有政治、经济、工业和内政方面的含义。
因此，很明显，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都必须和美英两国政府进行磋商。简单地说，事实上他只能在较小的和严格属于军事的问题上作出决定，而不必请示高级当局，诸如把一两个师，若干空军中队，或几十艘登陆艇从他的许多战线中的一个战线调往另一个战线，因此，他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将成为一个额外的和多余的环节。
福煦元帅在上次大战中享有的地位，同现在考虑准备给予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相同之处。福煦元帅仅负责指挥西方战场和意大利战场。他的职权没有涉及萨洛尼卡战场、巴勒斯坦战场和美索不达来亚战场。按照目前所拟议的安排，最高统帅不仅有权指挥“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场，而且也有权指挥巴尔干战场和土耳其战场（如果这个战场开辟的话）。盟国政府托付给一个军人的职责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目前拟议中的职权范围，看来似乎大大地超出了这些限制。
美国参谋长委员会提议，这位最高统帅作出的决定“可以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撤销”。如果这种新的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迅速作出决定的话，看来上述的附带条件恰恰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将来势必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最高统帅发出了命令，而军队按照命令前进，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马上又撤除了原来的命令，这就引起了混乱。再说，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最高统帅的决定，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完全不同意。这样一来，怎么办呢？另一方面，从军事观点来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然而却发现有关的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并不准备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办呢？
如果这位最高统帅要行使真正的指挥权，他需要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把情报、计划和后勤等方面的一切人员集中起来，而这些人员会成为战区司令官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一个庞大的缓冲队伍。……
如果现有的这个久经考验的、曾使我们安全度过了前两年时光的机构，在较小的问题上有所失灵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把它检查一下，找出如何提高它的效率并加以调整的方法，而不要着手进行一个完全新颖的试验，这种试验只不过是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增加一个累赘的和毫无必要的环节，而且必然会导致幻灭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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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打动了美国三军参谋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意味着结束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权，因为这位最高统帅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从参谋人员讨论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应由政府首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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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烈地赞同参谋长委员会的文件，并在第二天，写了一个备忘录，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论点。
关于对德全面作战最高统帅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6日
自从萨勒诺战役以来，我们在指挥作战方面的各种困难和缺点，都是由于两国参谋人员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我们看不出这些分歧怎能通过委派一个最高统帅而得到消除，因为这个统帅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他的决定可以被该委员会撤销。这些分歧，既是军事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它们势必仍然要通过现在的方法，即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间和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进行协商来加以调整。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除了被颂扬为世界大战的英雄以外，事实上会发现自己的职权的活动余地很小：一方面受到仅能用现行方法来处理有关政策和战略等主要决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两个主要地区司令官的职权范围的约束。
2．上述情况当然不足以证明：由于宣布委派一个“击败德国的最高统帅”，就一定能产生一切希望，就一定要建立各种机构。
3．另一方面，如果最后决定权事实上授予这位最高统帅，那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也就被他取而代之，因此，两国政府和最高统帅之间将立即产生十分紧张的关系。姑且不论人选的问题，我十分怀疑是否能找到任何这样的将领，即他对于目前由两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助下所处理的非常繁杂的问题，能够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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