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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在很难预料，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对日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也许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过渡时期确定为击败德国以后的两年，或从1944年1月1日起以后的四年，以便据此进行工作，不论是哪一个时期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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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后，我决定任命一位建设大臣，他的办公地点将成为过渡时期各项计划的中心。伍尔顿勋爵领导粮食部的工作，曾获得人们广泛的满意和普遍的信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似乎具备能够协调和推动许多有关部门活动的才干和经验。他于11月12日就职。
第十章 与戴高乐将军的紧张关系
戴高乐运动的高潮——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对委员会的承认问题——罗斯福总统对局势的看法——我在7月13日写的备忘录——我企图说服总统给予有限的承认——他另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我们在魁北克关于形势的辩论——商定给予有限的承认——戴高乐和吉罗继续争夺权力——自由法国协商会议的组成——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在叙利亚发生了暴力行动——一年来与“自由法国”的关系令人失望。
在1943年的夏季，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的关系恶化了。我们曾经作出很大的努力，想把在阿尔及尔的各党派的法国人团结起来，我并经常敦促美国人接受戴高乐将军作为我们双方设法促成的那种政治局面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在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的签订和吉罗的出现以后，法国事务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戴高乐变得比以前更倔强了。他的地位，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得到了巩固。他在现被盟军控制的突尼斯有许多支持者。从法国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在当地的成立，都表明他享有广泛的威信和戴高乐运动的正在高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同意和他的对手在北非会见。
5月30日，戴高乐到达了阿尔及尔，双方开始谈判，目的在于成立一个统一的临时委员会，以便管理“战斗法国”的事务，在谈判中，彼此言词尖锐，怒气冲冲。他们的争论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吉罗要掌握民政和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力；
戴高乐决心要求正式确认“战斗法国”的主权——这个步骤势必要违反达尔朗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1942年11月缔结的协定的条文；以及关于现在北非担任重要职位的前维希政府行政官，尤其是诺盖、佩卢东和布瓦松等人的问题。布瓦松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目标。戴高乐一直没有原谅他1940年在达喀尔发生的事件。
这些激烈的讨论持续不断，使阿尔及尔的形势越发紧张。
6月3日下午，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并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包括吉罗和戴高乐、卡特鲁将军和乔治将军，以及从伦敦来的戴高乐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前来北非时，已经解散了。前维希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都不包括在新机构之内，这个新机构现在就成为“战斗法国”及其帝国的中央临时政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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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还会记得，当关于法国前途的会谈在进行时，我正和马歇尔将军在北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会议。就在我离开北非以前，我曾邀请新委员会的委员们午餐。当我回到伦敦后，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忧心忡忡的电报。他在6月5日的电报中说，“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北非归根结蒂是在英美的军事统治下；根据这个理由，对于艾森豪威尔可以按照你我的意愿来使用。那位新娘显然忘记了，一场战争仍在那里进行着。我们只收听到新娘的宣传。我们英美的新闻机构干什么去啦？衷心祝愿你摆脱掉我们彼此都感到头痛的问题。”
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中说明了我对阿尔及尔的印象：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6月6日
我们在星期五（6月4日）邀请法兰西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午餐，每个人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乔治将军是我在一个月以前设法从法国接来的。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吉罗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戴高乐确是粗暴无理，他将处在五对二的少数，也可能完全陷于孤立。因此，该委员会是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机构，据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安然地同它一道工作。
2．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和作为“战斗法国”领袖的戴高乐之间的正式联系已告结束，这种联系是从1940年和他来往的信件，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文件开始的。我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这些联系——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转给整个委员会。虽然我认为委员会是接受武器和供应的一个可靠对象，但我感到，我们应当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表现自己，然后再决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他们代表法国。麦克米伦和墨菲在一道工作，非常融洽，他们将不断地向掌握最高的和最后的权力的艾森豪威尔提出详细的报告。
3．如果布瓦松被解除职务，我将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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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戴高乐对于吉罗担任法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不能接受。吉罗渴望保持北非法军的完整，并使他们不受“自由法国”的影响。戴高乐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这种态度，加深了美国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
罗斯福总统又打电报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0日
我刚从墨菲那里收到下列电报：
“吉罗今天下午告诉我，戴高乐在今天早晨举行的法兰西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后公开表示他要担任国防长官，这个职位具有通常内阁机构中陆军部长的职权。他又要求指挥没有积极参加作战的法国部队，这又违背了他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我在谈到他的意图时所说的话。吉罗断然拒绝交出法国部队的指挥权。他坚持任命乔治将军为国防长官。卡特鲁提出一个对戴高乐的提议极其有利的妥协方案。吉罗告诉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的票数胜过了他，他就坚决引退，并把由于戴高乐的野心而造成的不公正的局面，通告英美政府和法国人民。我已要求吉罗在有机会同委员会的其他几个委员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暂不采取任何这种行动。”
麦克米伦以同样的内容向我作了报告。我只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直截了当的协议。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6月11日
我们在还不了解我们必须承认的对象的情况以前，根本不考虑我们给予承认的问题。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采摘葡萄，蒺藜里岂能采摘无花果？”真的，全章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你在等待时机，并让戴高乐能有一切机会来恢复他的理智和认识他周围的力量，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他光明正大地对待我们和法国，我们也就光明正大地对待他。
罗斯福总统却没有这样的耐心。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3年6月17日
下面的电文是我今天发给艾森豪尔将军一封电报的大意：
“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在我们对北非实行军事占领的时期，我们不能容忍法国陆军受到不接受盟军最高统帅指挥的任何机构的控制。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完全信任的人。我们绝对不会继续武装这样一支部队，如果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它与我们的军事行动有采取合作的意愿。而且，我们对于任何政府或委员会的成立，也不感到兴趣，假如它竟然自认为在法国人民为他们自己选择一个政府之前，它将在法国实行统治。
当我们将来进入法国时，盟国自有一个与法国主权完全相适应的管理民政的政府计划。最后，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在北非和西非已实行军事占领，因此如果没有你的完全同意，谁也不能作出任何独立的民事方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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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的这些电报，对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行动所表示的敌意愈来愈严重，以致我为盟国与“自由法国”的关系的整个前途感到忧虑。美国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即如果他们认为戴高乐将成为足以影响战后法国前途的主导力量，他们就可能拒绝承认任何临时的行政机构。我觉得有必要在军事问题上消除美国人的疑惧，同时又保存新的临时委员会。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18日
……我不赞同现时解散七人委员会或禁止它举行会议。
我认为较好的办法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你的训令作为他的命令发出，墨菲和麦克米伦则采取他们认为最适宜的各种手段促使它得到贯彻。英王陛下政府将支持这种政策。
因此，该委员会将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或是以多数人的赞同来接受我们的决定，或是明确地反对拯救他们的两个大国。如果他们多数接受我们的决定—看来这是可能的，那就要由戴高乐决定，他和其他反对者究竟是服从还是辞职。如果戴高乐辞职，他将使自己遭到舆论的谴责；同时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他制造纠纷。如果他表示服从，我们将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但是这比我们取消一个委员会要好得多，因为盟国以及法国对它寄以很多希望。我们应该为我们军队的安全规定必需的条件，而把责任加在戴高乐身上。无论如何，首先尝试一下这种办法，总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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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北非法国政治局势的态度，部分地受到了军事需要的支配。关于戴高乐而引起的争论，其背景是盟军准备在西西里岛登陆。而戴高乐挑起的关于法国最高统帅部的争执正是发生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不管英国政府和戴高乐之间过去曾经有过哪些协议，我们不能让它们损害我们同美国的关系。
7月13日，我拟了一个文件给我的同僚们，其中总结了美国对法政策的这些发展。我说：
许久以来，我们的目的一直是要把美国人在西北非所培养的法国人士和伦敦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尤其是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联合起来。我认为，我本来可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很好的安排，但是正如我的同僚们所了解的，这项计划被戴高乐将军的荒谬行为破坏了。从那时以来，罗斯福总统在很大的规模上武装了吉罗将军在北非的军队，现在他很关怀这一部分军队的行动和指挥。其间，戴高乐派在伦敦和布拉柴维尔的机关报，连同他们在英美新闻界的支持者，不断地批评美国的政策，毫无疑问，不仅赫尔先生，而且罗斯福总统，都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始终希望戴高乐个人应当首先被吸收到伦敦的民族委员会中去，现在，既然这个关键性的步骤已经完成，则他应该同阿尔及尔分子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结合起来。经过一些危机和波折以后，这个委员会正逐渐地取得一种集体的性质，尤其是因为非军事人员日益增加，并显示出他们的才能。现在不再以吉罗派和戴高乐派来划分明确的界线了。这些健康的趋势应当听其发展，如果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事实表明戴高乐及其派别的人士不是解放委员会的主宰者，而他本人在这个队伍里安分守己地实行真诚的合作，这就可能获得罗斯福总统对委员会的某种承认。然而，这种结果不是轻易地或迅速地能够得到的。我们也必须考虑，在此期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当解放委员会成立时，我赶快把以前同戴高乐将军商妥的一些约定转给该委员会。这种手续必须继续办理，否则，关于财政、宣传、叙利亚和其他的法国属地，以及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控制等问题，我们就没有交涉的对象了。外交大臣已向我说明，我们曾通过一项法令，授权戴高乐维持在英国领土上的“自由法国”军队的纪律，毫无疑问，这种权力现在必须授予新的委员会。把作为一个集体的委员会当作事实上的权力机构来对待，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在必要的事务上同他们打交道，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他们负得起责任，这也会增加他们的力量。
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委员会的承认，但是在现阶段强调这一点，或采取任何构成法律上承认的行动，只会造成我们同美国的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应当避免使用“承认”这个词，也要避免造成这样的声势或姿态的任何行动，而同时则按它的实际资格不断地同它打交道。委员会应该重新获得或建立援救法国的两个大国，尤其是与之疏远的美国政府对它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已受到了创伤，这样做不仅是它的责任，而且也符合它的利益。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采取任何正式承认委员会的步骤，这将大大地触怒华盛顿。而且，这也会替美国政府招来所有那些企图在明年的选举中赶走罗斯福的人们的敌意批评。战争的全部进程，依靠我们同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总统的真诚关系，而且对于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来说，我们有责任不要采取可能严重削弱现时两国非常良好的合作的任何步骤，以免加重他们的任务。即使苏俄由于戴高乐最近向共产党分子献媚而给他以承认，我们明智的做法，仍然是应当按照美国的方针来衡量我们的方针。诚然，在这一事例中，更重要的是，不要使他们感到孤立，同时也不要造成这种表面的印象，即我们和俄国共同来反对他们。……
我曾经屡次说明，如果战后有一个强大的法国，那是符合英国的重大利益的，而且我毫不犹豫地保持这种看法。我担心华盛顿政府的反戴高乐主义，可能逐步地凝成一种明确的反法情绪。可是，如果戴高乐逐渐地被吸收到委员会中而且变得无声无息，另一方面，委员会又采取一种合理的和忠实的办事态度，则美国方面的这种危险倾向，可能转变和缓和下去。
法兰西委员会感到我们愿意使他们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如果我所提到的那些健全而有益的办法能够顺利进行，而且我们在对待这些令人厌烦的事情方面，能够耐心地，尤其是有分寸地采取行动，那么，在盟国的会议上，为法国和法兰西帝国赢得一个被承认的地位，仍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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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阁人士方面的意见，逐步地趋向于给委员会以某种形式的承认。于是我又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7月21日
我受到了外交部、我的内阁同僚以及环境力量的重大压力，要求我“承认”在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承认某人是一个皇帝，或是一个杂货商。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式，承认是没有意义的。在戴高乐前往西北非和新委员会成立以前，我们都是同他和他的委员会进行我们之间的一切联系。我在6月8日向会议报告说，“这个由集体负责的委员会的成立，替代了1940年我和戴高乐将军往来的信件所造成的局面。我们的来往，不论是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今后将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委员会对象。”我高兴这样做，因为我宁愿同集体性质的委员会打交道，而不愿单独地同戴高乐往来。事实上，好多个月以来，我一直设法劝诱或强迫戴高乐“承担任务”。由于新的安排，这点看来已经大部分解决了。麦克米伦一再地告诉我们，该委员会正在取得一种集体权威，而戴高乐绝不是它的主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