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朝代的变迁，叫法出现了变化、衍生——宫人、寺人、寺宫、宫小臣、阉官、阉宦、宫宦、宦官不一而足，但在明代之前，应该是没有“太监”一说的。
包括宋朝也是如此，宋朝就管“太监”称作宦官。
这里多说几句，关于明朝的这个太监制度，其实早在明代初年，“阉以为奴”就早已形成制度，阉宦也早已经成了“社会性群体”。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草莽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却很富于政治智慧，因而很注重吸收前面王朝的“教训”。而前面王朝，最为深重的历史教训，莫过于“女祸”，即皇帝的女人惹的祸。
强大的西汉王朝，毁于皇帝的女人的娘家人，以至于最终被外戚王莽篡夺了帝位；更加强大的唐王朝，竟干脆让女人直接夺了帝位、甚至还改了国号，是谁就不用多说了吧，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唐”为“周”，后世为与早期的周王朝区别，称为“武周”。
所以当时朱元璋就想，类似这样的事，绝不能在他的明朝再出现。
于是，这位平民出身的草莽皇帝，以制度化来管理这些宦官，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宫禁，赋予被叫做“太监”的宦官管理内宫和嫔妃的职责及相应权力。
“太”什么什么的，往往指跟皇室直接相关的职能——“太师”是皇室成员甚至皇帝本人的“师”；“太医”是皇室成员和皇帝本人的“私人医生”；“太监”，则带有对皇室成员“监督”、“监管”、“监视”的使命性意味。一个被称为“太监”的阉宦，直接管理若干乃至很多名不同职分、不同岗位的阉宦，通过赋予他们监视、监听、汇报、处置或协助处置的职责及相应的严格管理，完成皇帝赋予的责任。
当然，对太监的开发和使用，不仅仅只针对后宫、嫔妃。
这些没有性功能更不可能有直系后代并且原则上还是奴隶的人，会被统治者认为最多只有有限的私欲，且其人身完全依附于皇帝本人，所以忠诚度会比较高；于是赋予他们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太监一些涉及吏治和政治的职责，如监督、审查官吏，再如协助批复臣下的条陈、奏报，拟定、发布皇帝的诏命、旨意；当然，有些上不了台面而又是皇帝切实需要的事情，既已形成太监的体系，不妨也交给他们去办。就这样，私欲其实并不比常人淡泊、因为奴隶属性和被严重压迫的过往而比一般人心理阴暗并因而更容易堕入残忍疯狂的人性黑洞且普遍文化水平低下的太监们，逐渐做大，变本加厉，以至于在某些时候某些阶段权势熏天、危及皇权，终至阉祸起于萧墙！
可同时，不加以管理也是不行的，如果不加强管理，这些太监恐怕会做的更加过分，而且相比于外官，这些内臣往往也确实拥有更高的忠诚度，所以在历史上这些家伙能够不断的做大做强，也并非没有道理的。
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对后宫的不放心，一个就是对权利稳定的保护，这就是古代帝王明明知道阉人的存在并不好，不健康也不安全，但却还是无法彻底舍弃这群人的真正原因。
而曹岩之所以不用太监，也就是出于这个考量。
首先，他的权利是无人能够撼动的，只要他还在位一天，这个权利就无人能够抢走。等他退位或者离开，他就会将原本属于皇家的权利进行移交，事实上他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他在是皇帝的同时，还是总统，可以说是一个人身兼两职。但也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同时还不会有人不服气，等到他的继任者上来，总统必然就会和皇帝分离，到时候皇室乖乖做富家翁和精神支柱即可，政府管理人员自然有总统去做。
至于说后宫的问题，周方远倒是无所谓，反正他也不相信有人敢背叛他。至于说他走了以后的事情，拜托，连皇权他都可以不在意，区区几个女人，他就更加不会在意了好吗？
所以当吴用等人建议他将一些未成年的扶桑人净身送入宫中的时候，周方远当机立断的拒绝了。
如此不人道的做法，他还是不太喜欢的。
闲话扯远了，总之，此时的皇宫里没有太监的，只有三娘，以及扶桑天皇的那些女眷们，剩下的就是一些宫女了。
花小妹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他的嫔妃，这是之前就已经订好了的。花小妹长得漂亮，人也温柔，性格好，知书达理，还有一手不错的箭术，说实话，这样的软妹纸给谁曹岩都不放心，索性还是留给自己好了。其他人也全都没有反对意见废话，首领要纳个小妾，哪个不长眼的敢有意见？有意见也不管用，憋着。
本来换衣服这个事情是有宫女来完成的，但今天这个事情比较特殊，也拥有很强的神圣意义，所以三娘早就把伺候的宫女赶出去了，她亲自为曹岩换衣服，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起码整个氛围还是比较温馨的，有一种家的感觉，而不是皇宫那种冷冰冰的感觉。
收拾妥当，曹岩推门而出。
门外，郭盛吕方已经等候多时，他们今天穿着全套的铠甲，手持兵器，威风凛凛。
虽然武功很一般，但两人卖相好，站在那里就如同两尊门神，撑门面那是一顶一的好用。
曹岩已经决定了，这两人将会组成仪仗队，以后就负责皇室的仪仗工作，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会一直享有这个福分，仪仗队的好处在于不用战斗，只需要负责脸面即可，国家每年都会给他们拨款，保证他们衣食无忧。当然了，如果是有野心的人，这种安排可不能让人满意，毕竟好男儿自在四方，当做金丝雀一样圈养起来，是个人就不会同意。
可郭盛和吕方不同，这两人呢，属于那种向往热血生活，但同时又没有什么远大志向的人。说句不好听的，他们就属于后世的那种小混混，尤其是那些还在上学的小混混，还没怎么出身过社会，不了解社会上另一个层面的残酷，只感觉在外面混挺帅的，郭盛和吕方就有点这个意思，只不过他们相对成熟一些，也多少懂得要建功立业，但要说他们又什么远大志向，那是绝对没有的。
所以这个安排，对于郭盛和吕方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安排。
而且话又说回来，能不打打杀杀的就过上好日子，对于这个年代，不，对于任何一个年代的人来说，不都是最好的消息么？所以曹岩并不担心他们会拒绝自己。
曹岩从房间里走出来，郭盛和吕方看到他的时候，双眼就是一亮。
曹岩没有穿传统的那种代表皇帝的龙袍，而是穿了一件后世的军装，墨绿色的不了，线条硬朗，肩部笔挺，两排扣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说实话，他还真的不喜欢那种龙袍，他更喜欢现代化的服饰。所以他选择了这套衣服，当然了，为了表明他皇帝的与众不同之处，他还在衣服上绣上了龙纹。
“我们走吧。”
曹岩对郭盛和吕方轻笑一声，迈步向前走去。
“起驾！”
郭盛和吕方齐声高唱，然后带着两百侍卫，护送着曹岩，朝不远处的马车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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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京都城（）
马车是特制的，花了下面人不少功夫，而且因为大家都没有为皇家服务的经历，所以对帝王世系的那一套东西都不太了解。
好在还有个梁中书，虽然梁中书只能算是外臣，而且还不算真正的中枢官员，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是蔡京的女婿，平日里朝廷有个什么大型活动的时候，他也能经常有资格参加，所以久而久之，对于帝王家的这些礼仪，或多或少知道一些。而且话说回来，这帝王礼仪，最初不也是人弄出来的吗？梁中书这样的读书人，别的方面不敢说，读书还是很多的。书里面也有不少关于帝王家礼仪的描述，他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添添补补的，也弄得有模有样的。
这驾马车，就是他们苦心研究出来的，车长九米，宽三米，内部装饰绝对称得上奢华，而外观，也贴满了金箔，肉眼望去，金光闪闪的，就像是纯金打造出来的一般。
前面九匹骏马拉扯，是从全军挑选出来的最好的白马，而且全部带着金色的笼头和鞍具，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就已经尽显奢华。
曹岩坐上车，马车开始缓缓前行，朝太极宫前驶去。
太极宫，或者说太极殿，是平安京宫城内最主要的建筑，也是原本扶桑天皇处理政务以及起居等等的地方。
这个宫殿，这座城市，说起来，也算是有些历史了。
京都盆地最早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在绳文时代，这附近的丘陵地区已经有集落出现。到了弥生时代，平原地区也开始有集落出现。进入5世纪后，渡来人贵族秦氏开始在京都居住，其在京都盆地兴修水利，此为京都地区大规模开发之始。
奈良时代末期，桓武天皇为了摆脱奈良佛教寺院势力的影响，于公元784年将首都从平城京迁移到长冈京。然而仅过了不到10年，桓武天皇在和气清麻吕的建议下，于公元794年将首都又迁到位于山城国的平安京，开始了京都作为扶桑首都的历史。平安京的选址参考了风水思想，并且效仿唐代的京师长安，是一座传统的市坊制都市。平安京南北长约5。2公里，东西长约4。5公里，面积相当于唐代京师长安城的五分之一。天皇居住的大内里位于平安京的正北，以朱雀大路为中心，城市分为右京和左京两个对称的部分。平安京堪称是一座规模宏大且规划严谨的东亚传统型的计划城市。
由于这座城市是作为首都建造，因此在建造之初，率先动工的便是平安京的皇宫“大内里”。之后，围绕着皇宫，开始规划建造市街，并且还模仿唐朝长安，建造自罗生门到大内里，横穿了整个城市的朱雀大道。由于这一时期扶桑深受当时唐朝的影响，在平安京的规划中，可以很明显看到对唐朝的模仿。不过平安京的规划相对于已经颇有历史的唐长安、洛阳，这座城市所需要面临的还有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对整个城市的物资补给。想要保障一个大型城市的正常运作，永远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平安京在修建之初，其实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出于对平冈京遭遇的洪水心理阴影，因此平安京并没有修建在靠近河川的地方，而是修筑了一条人造运河“堀川”，这样，一方面保证了整个城市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同时运河还能为城市提供必要的水源。
不过正因为在选址时，平安京的位置是由桓武天皇钦定而建，至于这个位置是否合适，并没有进行严谨的推敲。因此在建设当中立刻遭遇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右京南部地区，由于靠近桂川，这一地区多是沼泽地带，在当时扶桑的科技水平下，扶桑无法完成对这一沼泽地带的排水问题。不过幸好平安京的规划中巨大的规模，使的这一地区荒废下来倒也并没有什么太过心疼之处。因此整个平安京的建设还算令人满意，794年，桓武天皇正式将扶桑的首都搬迁到了平安京，扶桑也由此开始了平安时代。
但是伴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平安京也很快形成了贫富差距，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居住分离。
贵族们的住宅，基本是在围绕皇宫“大内里”，也就是平安京北部地区，这里远离依旧未能彻底解决的城中沼泽地带，因此居住环境较好。而平民们所居住的，则是平安京南部的广大地区。而在东南部的沼泽地带，由于这里没有得到好的开发，甚至有许多平民将这里开拓成了农田。当然了，平安京的开局并不算好，但是这座城市在平安时代，还是迎来了短暂的辉煌。由于此时扶桑很多地区开发程度较低，因此扶桑朝廷往往会将许多武将和政治斗志失败者，打发到远离京都的偏远地区进行垦荒，而平安京作为扶桑的中央，依靠不断吸取地方的血液膨胀开来。
虽然在平安京南部地区迟迟没有得到开发，但是平安京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寺庙，很快迫使这座城市越过一开始所建造的城墙，不断向东，扩张到了鸭川一带。而平安京的南部则彻底荒废，以至于后来因为渡边纲和茨木童子的故事，而赫赫有名的罗生门，在天元三年，公元980年倒塌，但却无人问津。当然，渡边纲和朋友打赌夜走朱雀大道遇鬼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其实也反映出，这时平安京南部已经荒废到了何种地步。而这种城市版图的变化，也使的原本所建造的城墙，变的毫无意义。
不过伴随着地方武家的崛起，平安京的繁荣也因此逐渐退去。
地方势力的抬头，直接造成了扶桑的中央式微，因此平安京也不再像原来那样，可以不断从地方获得源源不断的营养滋润。
频频发生的武家之间战争，对于平安京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果这还不是更糟糕的，那么很快，更加严重的灾害降临在扶桑，1181年，严重的大旱造成了扶桑农业产量锐减，包括京畿在内的整个西扶桑，都收到了这场大旱以及之后饥荒的严重打击。作为当时扶桑最大城市的平安京，这种打击尤为惨烈。根据鸭长明的方丈记记载，这场大饥荒导致的京都死亡人数达到了42300人，而实际人数很有可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因为还有大量贫民横死城中，无人收尸。这场大灾，直接导致了当时掌握朝政的平将们，被来自关东的源氏消灭，而平安京，也由此陷入了漫长的衰落当中。
不过正所谓“倒驴不倒架”，虽然平安京不断的缩水，但是在扶桑地方势力不断发展，尤其是到了扶桑战国时期，当时各个地方的大名，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本武家幕府的控制，因此平安京又有了新的政治意义。对于各地的大名来说，此时已经没有实际政治权利的天皇和公卿们，就像是汉末群雄并起时的汉室，是一个几位好用的政治招牌，一旦谁控制了平安京和公家，那么就等于得到了一个当时扶桑最大的政治招牌。由于当时公家们多居住在模仿唐代洛阳规划的左京，因此平安京这一时期也被称之为“洛”，而争夺平安京的战争，也自然就被称之为“上洛”。
然而大名对于平安京漫长的争夺，给这座本来就已经走向衰落的城市，带来了更加难以弥补的破坏。原本庞大的平安京不断缩水，并最终分裂成了上京和下京。到了安土桃山时代，这座城市再一次出现了复兴，由于当时织田家和后来的丰臣家对于这一地区的控制和建设，尤其是在丰臣秀吉时期，丰臣秀吉在原本“大内里”的旧址上，修建了用以办公的豪华建筑“聚乐第”，一时间平安京又一次成为了扶桑的政治中心。但是这一时期极为短暂，由于为了筹备侵略朝鲜，因此丰臣秀吉将自己的关白位置让给了养子丰臣秀次，自己则搬到了伏见城，在丰臣秀吉处死丰臣秀次之后，聚乐第也被弃之不用，扶桑的政治中心因此转移到了伏见，然而没过多长时间，伏见城便在地震中倒塌，政治中心因此转移到了大阪。
京都的称呼，实际上也正是在战国时期出现，因为此时，过去的平安京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关原之战后，掌握扶桑的德川相比于丰臣，更加接近一个传统的武家大名。德川家虽然在京都建立了将军居所二条城，但是德川的行政中心，却是在关东地区的德川大本营江户城。而京都的衰落已经变的难以避免，这不仅是京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地位不复存在，同时短暂的经济重心地位，也很快被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