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世界无限传送门- 第176部分

　　　　可是董平是个耐不住性子的，曹岩明明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的第五军团在梁岛驻扎，同时加强训练。结果他却一个人跑了出来，曹岩教训了他一顿，发了他两年的薪俸，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毕竟梁岛现在确实没什么危险，不过后面曹岩还有惩罚计划，无论如何，也要把董平的性子稍微磨平一些才行。

　　　　董平当然不在乎这些薪俸，反正他作为军团长，吃喝穿戴样样不愁，现在连老婆都有了，就更加不会因为薪俸的事情而发愁了。

　　　　集体相亲虽然重要，但也只是冬日的调剂品罢了，曹岩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立刻整顿如今的扶桑，所有占领区都进行改革。军事方面直接进行管制，每天进入夜间之后，是不允许任何人出门的，但凡出门就直接当反叛论处，根本不给辩解的机会直接处死，杀死几百人之后，其他的扶桑人立刻不敢在大半夜出门了。然后是加强教育，吴用等人的教育部，目前已经培养出了第一批教师，虽然水平并不高，但教导一下简单的文字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普通民众懂得识字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

　　　　为了尽可能强化中华文化在周边各国的影响，曹岩已经对造纸术和印刷术进行了改良。

　　　　造纸术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北宋时期的纸张已经很不错了，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纸张的质量还略差。曹岩让梁山的工匠对现有的造纸器械进行了改进，一千常用的麦秆和芦苇、树皮等材料已经被摒弃，目前梁山造纸，已经全部开始使用木料。木料的纤维更粗，制造的纸张质量也更好。同时纸张里加入了胶和增白剂等东西，都是尽可能找的纯天然产物，保证纸张的洁白程度和柔韧性都有不小的提升。

　　　　印刷术方面，就有些搞头了。

　　　　印刷术是华夏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社会的需要。直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178年，才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唐朝，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

　　　　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于是北宋发明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改进雕版印刷这些缺点。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毕升的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

　　　　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

　　　　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

　　　　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甚至就连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宋朝毕昇的活字印刷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的发明，可以说是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面，古代华夏的平民发明家毕昇的功绩不可磨灭的。可是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人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昇创造活字印刷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1965年出土一件印本残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有关专家考证认定为是毕昇之后大约50年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本，应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版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泥印还是有问题，那就是活字的强度不够，使用过几次之后，活字就容易变形，容易损毁，所以曹岩直接就让梁山的工匠用铅来制造活字。铅活字印刷术，这又是好几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新技术，在印刷技术上没什么变化，但却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活字的强度就有了保证，铅活字用个上百次甚至是几百次都毫无问题。

　　　　有了纸，有了印刷术，扶桑这边的墨不太好，但没关系，能印刷就行。

　　　　大批量印刷出各种教材，全部免费投放到了扶桑各地，而且曹岩要求扶桑上下搞免费蒙学，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这属于强制的行政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

　　　　至于说传授内容，考虑到扶桑人和大陆人还不一样，他们所传承的毕竟不是汉家正统，所以曹岩直接把“三百千”拿出来作为教材。

　　　　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简称，在古代，这三本书就是儿童蒙学最主要的读物。

　　　　这其中，千字文是最早成书的，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即公元502到549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就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

　　　　除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千字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诸多常识，用四字韵语写出，很适于儿童诵读，后来就成了华夏古代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宋明以后直至清末，千字文与三字经、百家姓一起，构成了我国人民最基础的“三、百、千”启蒙读物。旧有打油诗云：“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说得就是这个。事实上，不仅汉民族用作儿童启蒙教材，一些兄弟民族也使用，甚至传到了扶桑。

　　　　可惜扶桑的当权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并没有下令将千字文的内容传播下去，最多是私底下有些传播，但却并没有完全推广开来。

　　　　而百家姓呢，传播广度相对来说就更小了。毕竟此书成于北宋初年，乃是钱塘的一个书生编撰蒙学读物，他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由于内容与姓氏相关，百家姓的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

　　　　因为成熟较晚，即便在大宋境内，百家姓也没有完全推广开来，更不要说扶桑了。

　　　　但这本书的价值是不用多说的，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华夏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这才有了百家姓的出现，虽然并非官方作物，但当时口传心授的方式在社会上占据主流，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失传，以至于这本书能顺利成书，并且流传下来。

　　　　最后一个成书的，应该就是三字经了，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而如今还是北宋年间，和王应麟还不沾边呢，曹岩也专门问过山上的几个老先生，他们都说没有听到过三字经这样的书，既然如此，曹岩也就不藏拙了，他当年可是抱着原本三字经倒背如流的主，既然此书目前还没有成书，那他就顺势把书给做出来了。至于说这么做会不会有些过分，毕竟他等于是抢了人家王应麟的美名——曹岩却根本懒得理会。

　　　　三字经一成，其他人还好说，梁山的这些个教书先生却已经双眼冒光，一个二个的，都把曹岩当作了偶像，恨不能当场拜师，几个胡子苍白的老先生，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怪他们大惊小怪，而是这样一本书，真的是堪称神书了。

　　　　须知，这三字经可是华夏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的。三字经用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哲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乐观精神；在三字经出现之前，蒙学读物都是四个字一句，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特点，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

　　　　三字经在古代被更是被称为“小纲鉴”，可以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读书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

　　　　而且更加厉害得是，原时空，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华夏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

　　　　普希金细读后，也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普希金研读过四书、五经，但对三字经情有独钟，如今普希金故居还珍藏着当年他读过的三字经。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高丽、扶桑等周边国家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扶桑是在江户时代已印行由华夏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扶桑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扶桑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还有英国的马礼逊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法国犹太籍汉学家儒莲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华夏典籍；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三字经，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

　　　　直至1990年，三字经还被联合国教科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介学习，成为一本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

　　　　这么一本神书问世，怎能不让人激动？原时空王应麟写这本书，只是为了给族内的学童开蒙，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书并没有流传到外面，而且就算流传出来了，以当时南宋的情况，这书也很难引起真正的轰动，可即便如此，此书还是没一直流传了下去，可见这书的牛逼之处了。

　　　　而如今，曹岩以“皇帝”的身份写出设本书，下面的人无论是拍马屁也好，还是真心感觉这书很不错，反正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他们全都是一脸激动加震惊的样子，确实是让曹岩心里成就感大大的得到了满足。

　　　　当然了，他也真的不需要这种名，他只是希望能够通过“三百千”来尽快改造扶桑下一代的心智。

　　　　当集体相亲工作持续下去之后，扶桑人的家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母亲是扶桑人，但父亲是华夏人，孩子剩下来，理论上也应该算是半个华夏人，加上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最正统的华夏教育，一代人之后，扶桑就再也不存在了。不仅仅是从国格上消失，甚至在扶桑人心里，扶桑这个国家也会不复存在，他们都会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员，而且会引以为豪，这才是最可怕的入侵手段。

　　　　不仅仅要从肉体上摧毁一个国家，还要从精神上，历史上，道统上摧毁一个国家，让扶桑彻底成为历史的代名词，这才是曹岩最想做的事情。

　　　　而且还不光是扶桑呢，高丽，以及未来任何一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