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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敌人仍准备进行长期和顽强的防御，并为此继续设立严密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配系。保卢斯执行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绝对命令。希特勒宣称：“我们绝不从这儿撤退应成为狂热的宗旨”。他在12月28日的第2号作战命令中也提到了这点：“我们像以前一样，坚持将第6集团军留在他们的要塞里，并为拯救他们创造先决条件”。
元旦那天，被围集团司令收到了元首亲笔签署的电报。电报再次强调希特勒“决不会让伏尔加河的勇士们听天由命，德国有办法来帮助第6集团军突围”。类似的保证已失去了以前的效力。战斗还在继续，但战斗是否适当这样一个问题越来越经常、越来越尖锐地摆到了德军官兵的面前。
怎么解释即将战败的敌人的顽强性呢？是德国法西斯的政治威望吗？是师守斯大林格勒城下战线的战略必然性？保卢斯作为第6集团军司，在被围初期提出了要求，要让他“行动自由”，并在“必要时”向西南实施突围。但是，他没得到达个权力，而以后的形势本身就将这些企图全部排除了。要保全救万名土兵的生命就只有投降，否则就继续顽抗到“最后一名士兵”。德部最高统帅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条路。这导致了斯大林格勒城下的集团要注定灭亡，等于给他们判了死刑。
应该论采取这一决定的动机，既有维护威望的一面，又有战略目的一面。德军统帅部把苏军兵力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力图不使东线的南离全部崩溃。但是，曼施泰因的进攻失败了，后来，皮托姆尼克机场又失守了（1月份），因而被围集团的抵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军事战略意义。抵抗在军事上也毫无前途可言。然而敌人仍要抵抗到底。法西斯德国始终象一只野兽，不讲人道主义。既然希特勒及其同僚们要退出这场战争，他们在这方面也就看不到在这方面有必要另眼看待自己的官兵。而他们的官兵却继续在盲目地执行自己军政上司的犯罪意志。必须有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意志和力量，才能使保卢斯部队的官兵，以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换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态。于是，随着事态的日益严重，惩罚越是显得必要，越是临近，包围圈内的德军才对真相也越加清楚。法西斯军事机器的最核心部分，作为训服工具，虽不是一下子，但也渐渐开始失灵了。
在苏军统帅部以最后通谍的方式令敌人停止抵抗并提出投降条件之前，被围德军中就有不少人打算放下武器。Г·韦尔茨的供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是这样描述的：“今天是1月8日。这一天同往常不一样。指挥部必须在这天做出重要的决定，换句话说，也就是这样的决定只有在此刻才能做出。但这决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有一点我们十分清楚：具有决定意义的话语在24小时内会告诉我们的。凡属第6集团军的每一个人都坚信这点。成千上万张苏联传单也也谈到这点。苏联飞机整天在我们上空盘旋，散发传单。薄簿的传单如同倾盆大雨，向我们瓢泼下来，它们随风飘扬、四下飘散、有时又整包整包地落到地上，传单有红色、绿色、兰色、黄色和白色的……真是五颠六色。它们落在雪堆上、街道上、村子里和阵地上。每个人都看到了它、读着它，每个人都把它保存起来，每个人都在畅谈自己的看法。最后通谍、投降、俘虏、食品、战后回祖国，这一切在人的脑子里交替闪现。人们像火燎的蜂窝一样，无比激愤，并展开了尖锐的争论。
……整个集团军四面楚歌，在迷途中徘徊，在风雪中无力搀扎，不管你高兴与否，结局只有一个：被围在一块小小地盘上的德军马上就要完蛋了，这样一支濒于灭亡的部队怎么可能牵制使敌人的大量兵力呢？而我们又没有别的任务。可见，血战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投降是理智的要求，友情的体现，是为无数伤员生存下去的要求，这些伤兵大部分躺在没有任何医疗护理条件的地下室里。这样的投降无损于德国土兵的尊严”。
他继续说：“当然啦，一个优秀士兵的天职和主要美德是唯命是从，哪伯是他还不理解所担负任务的意义。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这儿、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本身。仅仅最近六周就战死了整整1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谁要以牺牲剩下的20万人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盲目而愚蠢的顺从。他就不配做一名士兵，更称不上是一个人，他充其量是一架任人摆布的机器”。
这种看法尽管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起不到决定作用。被围集团全体官兵的命运掌握在有权答复停止抵抗的最后通谍的那些人手中。
苏军统帅部提出的投降条件经一德国军官报告给了保卢斯上将本人。刚巧这时坦克第14军军长胡贝将军乘坐的飞机在皮托姆尼克机场降落了。他是从希特勒大本营回到包围圈的。他是在12月28日到那里去领奖的，并受保卢斯的委托向元首报告被围部队的处境。胡贝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让他们继续抵抗到2月下半月，即德国武装力量发起突破封锁的进攻之前。
保卢斯把已经熟知苏军最后通牒的各军军长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胡贝将军带来的命令。他们全部反对投降，接着收到了陆军统帅部的答复。内容是：“不许投降，集团军每坚守一天，对整个前线都是一个支援，可以牵制苏军几个师的兵力”。
曼施泰因后来写道：“1月9日，敌人敦促第6集团军投降。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建议被拒绝了……我完全拥护他的决定”。此外，按照他的思想：“拒绝投降对保卢斯将军来说是他军人的失职”。
B·亚当对此另有别论，他认为，面对几个师就要埋没这一事实，保卢斯应该下决心独立行动。“我认为，适时的投降可以救出10多万官兵，并且战后可以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他认为，“仿佛正在流血和挨俄的第6集团军把敌人大股兵力从德军前线南翼引开了”。这样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他是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从历史和军事观点看，拒绝苏军1943年1月8日的投降建议，不仅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也是第6集团军指挥部及其各军、师指挥员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N·维德尔的看法也与此略同。“任何军事战略观点都无法证明人类的巨大牺牲、无可挽回地损害了被包围者的尊严是无罪的：在类似情况下，他们是不道德的”。他继续说：“希特勒亲自阻止我军投降。1月9日，保卢斯书面拒绝了苏军指挥部的建议，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无论什么消息都禁止我们传到部队，但如果苏联军使靠近我们阵地，向他们进行突然袭击的命令可以例外。正是集团军司令部用无线电传给我们的这最后的一道命令，使人们对我们指挥部的意图不再有任何怀疑。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希特勒关于德国士兵不可战胜的那些华丽辞藻，似乎对德军士兵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当然，即使有投降的想法也是与作为最高统帅的“元首”的威望水火不相容的。就在我们陷入合围圈前不久，他就庄严地宣誓（现在这誓言已成为耻辱）：‘我敢向你们担保——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要认清自己对上帝和历史应负的责任——我们决不撤退，任何时候我们也决不撤出斯大林格勒”。现在我们真的与顿河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到底如何该在这里见分晓了”。
战后，即1945年9月，Ф·保卢斯这样解释自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的行为：“我是一个士兵，我坚信只有服从才是为自己的民族效力，至于说我部下的责任，从战术观点看，那就是他们在执行我的命令时，处于迫不得已的状态中，就象我被束缚在总的战役态势和上司向我发来的命令之中的境况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希特勒的军事机器在继续运转。至于说明所谓“士兵荣誉”和“服从天职”的精神心理论断，就是根本没有认识到参加侵略战争就是犯罪这一点。
入侵苏境的希特勒侵略者，只是在悲剧之前，也就是当他们感到残酷的惩罚就要成为现实、自取灭亡的结局已避不可免时才想到了人道。他们是不会用其它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件的，也不会提出有关战争的性质，政治目的和精神实质这类问题的。“我们是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大概不会提出这类问题的。我们不幸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我们总是走向深渊，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坚守到底是日己的天职”。这是当时身陷合围圈的B·亚当事隔多年之后所写的。
２００天大血战
第三节 粉碎敌人，敌人投降
1月9日夜，顿河方面军在出发阵地集结，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域下反攻的第三阶段——最后阶段开始了。
为了执行“环形”战役计划的意图，军队准备以强大的突击分割被围的敌军集团，并逐个予以消灭。最高统帅部代表H·H·沃罗诺夫上将和顿河方面军司令员K·K·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一早就赶到第65集团军指挥所。第65集团军各师的任务是，同第21和24两个集团军彼此相邻的翼侧部队相配合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实施进攻。切断“马利诺夫斯基突出部”，第64和57集团军的相邻翼侧部队在第65集团军突击集团的对面，从齐迈科以南地区向巴萨尔基诺、新罗加哥克会让站这个总方向发动进攻。第66和62集团军从叶尔佐夫卡西市地区向戈罗季谢发动进攻。
炮火准备从8时零5分开始。经过55分钟，7千门火炮和迫击炮以猛烈的火力摧毁了敌人的防御。苏军的炮火压制了敌人的炮火，摧毁了敌人的司令部和通信联络，毁坏了敌人的火力点和掩蔽部，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航空兵第16集团军也积极地配合了这一行动。
九点钟，步兵和坦克转入进攻。H·H·沃罗诺夫在回忆中写道：“旗开得胜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指挥所。部队虽然向前推进缓慢，但发展是稳定的。我们的飞机时常在我们上空飞过。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炮兵连在向前转移，准备占领新的发射阵地，以保证对正在进攻的步兵和坦克实施连续不断的火力支援。这是顺利冲破敌防御的可靠信号”。
顿河方面军一边冲破敌人的防御，一边向前推移。日终前，第65集团军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楔入敌防御纵深1·5至4·5公里。其他集团军向前惟移不多。德军显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苏军进攻的第一天，敌人在主要地带的防御已被突破。为了切割敌防御西边的突出部（马里诺夫斯基突出部），共进行了三昼夜的血战。1月12日终前，第65和21集团军已前出到罗索什卡河西岸和卡尔波夫卡地区。在其它地段，苏军同样冲破了敌人的防御。他们不畏严寒，顶风冒雪，在敌人密集火力的袭击下沿进攻路线顽强冲杀。在环形包围圈的南部扇形区（第57和64集团军作战地区），敌人虽然在第一天保住了卡拉瓦特卡山谷东北岸和切尔夫连纳亚河的西南岸，但到1月10日夜，敌人在这里的抵抗完全被摧毁。在第57集团军的进攻地带，Г·Б·萨菲乌林上校指挥的第38步兵师于黎明前占领了沃罗波诺沃附近的德军机场，缴获了十八架完整无损的飞机，生擒了躲藏在掩蔽部的机场人员。
1月13日，近卫步兵第15师第44团向切尔夫连纳亚河东岸的敌军阵地发动进攻。敌人在这里从三个伪装得非常巧妙的火力点不断进行瞄准射击，因而影响该团向罗加奇克居民点的推进。步兵第2营两位排长B·M·奥西波夫中尉和A·C·别雷赫少尉携带一捆手榴弹向火力点爬去，并炸毁了两个火力点。但两位壮士却被第三个火力点的机枪打死。接着，机枪手H·Ф·谢尔久科夫下士向敌第三个火力点爬去，并投出两捆手榴弹，但均末奏效。这时，H·谢尔久科夫起身向火力点扑去，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机枪眼，掩护部队向前推进。近卫步兵第44团占领了旧罗加奇克。近卫步兵第15师的其它团克服了敌人攻克了切尔夫连纳亚河沿岸地区，并前出到卡尔波夫所卡亚车站前。
被包围的德军集团司令官保卢斯只好向希特勒统帅部报告。报告中写道：“俄国人的主力从西、北、南三面冲破防线，矛头指向卡尔波夫卡和皮托姆尼克。步兵第44和第76师遭到严量损伤。机械化第29师仅有一部分有战斗力的部队。恢复态势没有任何希望。德米特里耶夫卡、齐迈科和拉科季诺被放弃了”。这份报告呈送后，很决从东普鲁士传来答复。答复中写道：
“无论如何也要保住齐迈科、卡尔波夫卡、罗索什卡。竭尽全力保住皮托姆尼克不让俄国人占领。要想方设法夺回齐迈科。集团军司令官要上报采取反攻的措施，并要讲清楚，是在什么情况下，未经陆军参谋总部允许放弃齐迈科的”。但是，德国统帅部的任何指示都不能使事态向敌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敌军纪律松驰不堪，整个部队一片惊慌。1月12日，当皮托姆尼克机场附近出现几辆苏联坦克时，希特勒份子急速狼狈逃窜。B·亚当描绘了德国司令部一个军官（这场混乱的目击者）所讲述的生动场面。他写道：“惊慌来得很突然，并且引起了一场混乱。不知谁喊了声：‘俄国人来啦！’一贬眼间，健康的、有病的和受伤的一齐从帐蓬里，从掩蔽部跑出来，每个人都想尽快地往外冲，有一个人在慌乱中被踩死。伤员们抓着自己的同伴，柱着棍棒和步枪，在寒风中一瘸一瘸地向斯大林格勒跛行。他们在路途中已经软弱无力，精疲力尽，随即倒在地下，但谁也不理他们。过了几个小时，这些人就都成了僵硬的尸体。汽车上，常常因为争个座位便开始相互搏斗。机场的地面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轻病号首先向停放在皮托姆尼克机场边、没有受到损坏的汽车跑去，马达刚一发动，便向通往斯大林格勒的公路上疾驰。刹那问，一大群人站在汽车两侧的挡泥扳上，脚踏板上和前边的散热器上。在这样的负量下，汽车差一点被压翻了。有些车因燃料不足或马达出毛病开不动了。那些开走的车，被人们不停地追呀，追呀。只要能行动的人都溜走了，剩下的只好呼吁救援。这种情况持续了不长一段时间。寒冷在继续延长，但号叫声消失了，只有一句话：‘谁能来救我呀！’
但是，在一个被破坏了的城市里，在不断遭到俄国人进攻的情况下，岂能得救呢？根本谈不上什么挽救，这是在惊恐中，在歼灭战中，精神和体力受到摧残的、半死半活人的自我安慰。
情况很快就弄清了，皮托姆尼克量新回到了我们手中。尽管已经搞清楚，进攻机场的只是敌人的一个位察队，但只有一些伤病员返回原地。我们的士兵实在被吓坏了，大多数飞行员和医务人员只是到了傍晚才返回皮托姆尼克”。
顿河方面军继续歼灭敌人。方面军司令员K·K·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从1943年1月15日晋升为上将）坚定将主要突击力量从第65集团军作战地段转移到第21集团军作战地带。第2l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应该朝沃罗波诺沃车站万向进攻。第65集团军以右翼部队朝诺沃一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方向进攻。
该集团军的行动得到第24集团军右翼部队从北面的支援。第57和64集团军从南面支援主要突击集团的进攻。1月13、14日，军队重新变更了部署，加强了第21集团军的力量，这两天的作战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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