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你,这案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破。”
“我也是,”何敬礼愧疚地说,“我想的也太简单,差点冤枉了好人。”
一干端起酒来,敬了大家一杯。“你们不必自责,我一开始也把案子考虑的简单了,甚至怀疑过老孙你对刘祥死亡时间鉴定的准确性。尽管我什么也没说,但是思想上仍然倾向于李琳。这就是林巧妹的高明之处,我也误入了她事先布置的圈套。实际上人往往会忽视一些简单的事物,犯最低级的错误——林巧妹9月11日比李琳提前一小时乘火车,她就能提前一小时到达京西宾馆,也就是说她在晚9点左右到达,刘祥是9点至10点死亡的,这就有作案的时间,你们说,我是不是笨到了极点。
“从一开始我就认定是一人作案,这是在到达武汉以后,对凶案现场和李长进的死因进行分析形成的观点。在去武汉前,局长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要求咱们并案侦破,这是非常英明果断的。我认定一人作案的根据,就是小何曾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刘祥和李长进皮夹里的现金未动,而车票都没有了。这就说明凶手在事先已经计划好的,由这一特别的现象我就断定凶手是一个人,其他的一些现象具有共性,唯此现象有特性,从这一点上反映出两地凶案的同与异。”
杜其刚充满敬意地问:“你后来是如何排除李琳的呢?”
“我作了各种假设。在火车上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担心李琳会出事,因此对她采取了监视和保护的措施,但是还是出事了。当我看到李琳被高高地吊起,我就排除了对她的怀疑。因为咱们并没有当面指认她是杀手,没有说过激的语言,只是随便找她谈谈话;种种迹象也表明——整个谋杀过程是非常严密的,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这说明杀人凶手经过了深思熟虑;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里能连杀两人,这也说明凶手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同时对李琳的调查,也让我了解了李琳不是个脆弱、敏感的人,这样的人会像陆原的结论一样——是不会轻易自杀的。
“在李琳自杀的现象,还有几点能排除她是自杀。一是在她的桌子下面地板上,有清晰的皮鞋蹬地磨出的痕迹,这说明她在那里进行过挣扎——桌子玻璃板上提取的她双手撑着的痕迹,说明她挣扎着要起来;二是她脖子上的抓伤,上吊自杀的人是不会抓伤自己的脖子的;三是用来上吊登高椅子,如果是一个高凳子,她自己能往前或是往后蹬,凳子就会往前或是往后倒在地上——而那把木椅子椅背朝下倒在地上,这说明她是往前蹬的,不是往左右两边蹬,无论她往那个方向蹬,都不能把那把木椅子蹬倒,这是常识问题,如果不信的话你们可试一试;第三点就是打的绳结,生长在城市的李琳是不可能打出农民惯打的结扣。”
“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杜其刚急切地问,“你说林巧妹用吊滑轮把李琳吊起来,她应该先把吊滑轮挂在门上窗扇上的铁把手上,吊滑轮上有铁钩是吧?把铁钩挂上,把绳子穿过铁钩下的轮子上,再把她拉上去。当然,她比李琳要重的多,而且是农村来的,有力气把她拉上去,可是如何取下吊滑轮呢?因为穿过绳子的滑轮的两侧不是螺丝,而是铆死的呀?”
“对呀,”何敬礼也一脸的茫然。“我和大嘴一样也想不通,不用滑轮,铁把手会卡住绳子拉不上去,用吊滑轮很省劲,可是绳子如何取下来呢?”
李大军看着老孙,“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很简单,”老孙很得意地说,“先把吊滑轮挂在铁把手上,用另一根绳子穿过滑轮,系在那根用作制造李琳自杀假象——已事先套在李琳脖子上的绳套上,拉动吊滑轮上的绳子,把尸体吊到恰当的高度,然后系在铁把手上,再把李琳脖子上的绳子拉紧也系在铁把手上,最后松开吊滑轮的绳子,这样吊滑轮不就取下来了吗?”
“嗨!”杜其刚咧开大嘴,一拍桌子,“那么简单,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
“所以我刚才说,”一干笑着,“人们往往会犯低级错误,忽视简单的事物。”
服务员端上一盘凉拌豆腐,一干拿起筷子。“来来,这个菜不错‘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赶快说。”
“你是什么时候怀疑她的?”何敬礼问。
“是我和老孙从泰安回到京西宾馆的那天晚上。第一次从泰安回来,证实了李琳没有作案的时间,第二次和其刚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下到底能用多长时间?林巧妹能利用多少时间?但是并未重点怀疑她,也没形成明确的思路。我一直找不到她杀人的动机,直到大军从上海打回电话。在此之前我交给大军一个特殊的任务,在上海调查刘祥的同时,对林巧妹也展开调查。”
“你是怎么知道戒指的事呢?”杜其刚问。
“在殡仪馆,我注意到陆原的戒指,同时也注意到林巧妹没戴戒指——这不符合当前的时尚。我推测整个戒指不可能掉在现场,一定是缺少戒指上最重要的东西,这极有可能被钢丝或是电源线弄掉的。于是我就到京西宾馆去找,虽然没有找到,但是我获得了其它一些收获。比如说刘祥的二万元钱被服务员拿走,还有装假身份证的信封留在了现场,后来服务员打扫卫生时把它扔掉了。就像我说床上有她的毛发,咱们有一套先进的鉴定毛发掉落时间的技术一样,玩了一个小手段,说信封上有她的指纹,我说的这些她都当真了,也摧垮了她的心理防线。”
“原来是这样,”何敬礼恍然大悟道,“我说呢,我当时都傻了眼,想不通怎么我不知道这些事呢?”
老孙指着一干对何敬礼说:“这是他贯用的小把戏,登不了大雅之堂。不过倒很管用。”
“你怎么知道她的戒指在手包里呢?”杜其刚又问。
“直觉,”一干说,“仅仅是直觉。”
“你怎么判定杀刘祥的凶器是自行车闸线内的钢丝索,”何敬礼问,“杀李长进的是电源线?”。
“自行车闸线不是我说的,”一干看了老孙一眼。“是老孙说的。但我认为一个女人没有比用它来作杀人凶器再好的东西了,因此我怀疑是车闸线,但是不能确定就是车闸线,所以那晚我对林巧妹玩了一下文字把戏,我说——‘更确切地说是一根像自行车后闸线一样的东西’,老孙的验尸报告也指向这一点。杀李长进的凶器,应该是就地取材:一个是杀李长进是偶然事件,凶手没有事先准备;另一个就是凶手职业性的选择,她在飞机上就想到了宾馆里有各种电器,因此决定用电源线杀人。在武汉翠湖宾馆,小何睡下后,我又到凶案现场去了一次。你们注意到没有,各地的标准间里的陈设千篇一律,在翠湖宾馆我注意到了与济南京西宾馆的不同之处,也许是由于长江水不好喝的原故,房间里的水是瓶装水,咱们这里供开水,房间里是服务员用暖瓶送水——武汉是饮水机,饮水机上的电源线是活的,可以拨下来,我在饮水机电源线上发现了擦痕,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已经估计这根电源线可能是凶器,后来发现李长进脖子上的三道划痕,我就断定原先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三道划痕正是林巧妹杀死李长进后,拉出电源线时,三相插头划的,轻的两道是短的两个划的,重的一道当然就是长的划的。你看,这也是很简单的事。”
何敬礼抑止不住兴奋,问道:“林巧妹乘坐的车次,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也很简单,不过我却费了不少神。武汉机场没有出现假身份证,说明她没有再乘飞机,一定是乘火车走的。李长进死亡时间是12日凌晨2点左右,从武汉西行北上和从济南西行南下,两条铁路在四川北部广元汇合,并且要提前到达广元车站,在那里等待52次特快,她只有乘坐凌晨3点10分长沙经武汉至成都的67次特快。9月16日下午3点零5分,李琳在家里接到天桥南段的公用电话亭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唯一的解释就是林巧妹打来的,查一下火车时刻表,成都北上过济南的列车,只有两列,这两列到济南的时间,正好是下午2点40分和晚上9点20分,这不就很清楚了吗?”
老孙终于掐灭烟头,不再制造污染了。“你刚才谈到李琳自杀现场的3点疑点,”他说,“由此推断她是他(她)杀,因此当我给你看遗书的时候,你就断定是假的。后来其刚要求鉴定一下,你不同意。虽然鉴定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是我有许多疑惑,你说说你的看法。”
一干这时已被伙计们的情绪感染,经老孙一问,情不自尽地大笑。“老孙,你原来总能在关键的时候为我指点迷津,这一次也是一样。但是在遗书这个问题上你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智慧来。咱们先回顾一下遗书是怎么写的:‘该死的已死,不该死的也该死。我自愿一死,解脱我之罪恶,与别人无关’。既然李琳是他杀,那么遗书必定是假的;假使说李琳真的是自杀,假使她真写了遗书,会这样写吗?我们不谈李琳的个性,从一般人们的心理状态来说,要么不写,只要写就不是几句话的事,而是内容丰富,字里行间透露出当事人的真实情感和心声,也只有当事人在绝望中,在临死时,在特定的情感支配下,才能做到。这篇遗书不是,把它与李琳联系起来,它是那么苍白,那么平淡——仿佛李琳是个不食人间烟火,同时又是愤世嫉俗的人似的,这不符合李琳的心理学轮廓。不仅如此,我看不出这是一篇遗书,伙计——倒是象你给孙子买的谜语一样。”说着一干又笑起来。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一干接着说,“‘该死的已死,不该死的也该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即是遗书为什么不说明呢?让后人去猜吗?如果让后人去猜的话那么写遗书干什么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篇遗书的真实性就令人怀疑。咱们还是看遗书的字面意思,当看到这篇遗书后,它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刘祥和李长进。从顺序上来看,前面说‘该死的已死’,后面说‘不该死的也该死’,从刘祥和李长进死亡的顺序看,刘祥在前,李长进在后,于是自然而然地让人认为‘该死的已死’指向刘祥,‘不该死的也该死’指向李长进。在这里要提出几个问题,刘祥对李琳来说真的到了‘该死’的地步了吗?两人真是矛盾激化到你死我活这么严重吗?李琳杀刘祥的动机就是为了那20万元吗?对李琳来说20万元她几年就能赚到。那么他俩有暧昧关系怕影响家庭吗?李琳是那种看丈夫眼色过日子的女人吗?李琳是那种为了区区几万元钱甘让男人胁迫的女人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刘祥对李琳来说没有‘该死’的必要,更没有‘该死’的不可调的前提条件。
“那么遗书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两个原因形成了这篇遗书。一是它是另一个人的心理的真实反映,另一个人把刘祥恨之入骨,不杀之不解恨、不杀之就会毁掉自己的即将得到的幸福,这个人就是林巧妹,于是她就不知觉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心理写出来了。同样,她认为李长进不该死,但是李长进破坏了她的计划,必须杀了他,所以就成了‘不该死的也该死’的人。正是因为遗书中出现了‘不该死的也该死’这句话,我就推测出了她伪造的这份遗书是第二份。她原先准备的遗书是没有这句话的,我推测第一份遗书的内容应该是:‘该死的已死,我自愿一死,解脱我之罪恶,与别人无关’这几个字。当然……”一干看着大家,哂然一笑。“第一封遗书的真实内容,咱们恐怕永远无缘一见了。”
“第二个原因是她模仿李琳的字体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你们知道她是以什么为蓝本模仿的吗?就是李琳写的那份‘入党申请书’。你们不觉得遗书的词语很眼熟吗?想想看,申请书会怎么写,是不是‘我自愿……’什么、什么的。在这篇遗书中,除了‘脱’字以外,都能在‘申请书’中找到范字——‘我自愿加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出生入死……应该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罪恶的铁蹄下……解放了全中国……说明我还不够条件……我一定要……与同事的帮助,领导的关怀……与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不是每个字都能在申请书中找到?只有一个例外——‘脱’字没有——是她自己的真实字体。”
“太精彩了,”何敬礼兴奋叫起来,“真是听君一分析,胜读十年书。每侦破一个案子,跟着你就学到一些东西。这个案子告诉我,不要忽略了最普通、最简单的事物,往往侦破的关键就是这些最不起眼的看似最平常的现象,再一个就是不要犯低级错误。”
听到何敬礼的总结,大家都笑了。杜其刚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问一干:“你说刘婕案发当日和咱们在京西宾馆的那个雨夜她去了那里?”
一干神秘地笑了笑,“我怎么知道她去了那里?也——许——你比我更清楚吧。”
“我比你更清楚吗?”杜其刚迷惑地看着一干,喃喃道,“我怎么会比你……”
刘婕到底去了那里呢?也许一干知道,他只是不说罢了。
(完)
20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