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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指出混元和收元两个教派间的某些区别：
樊明德系统的混元教的发源地和传教中心在豫东，皖西，以后逐步向豫中和豫西南的南
阳、新野及鄂北襄阳一带发展；但收元则从豫西南传入鄂北，后分房县王应琥两只，主要在陕西省边界各县发展。混元教传习《混元点化经》（即《三阳了道经》），收元教传习《太阳教》，没有触犯清王朝的词句（“《太阳经》一种，尚无违碍”）。此外在灵文合同，口诀、歌词及传教仪式等各个方面也迥然不同，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述。
四、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由哪个教派组织的
乾隆五十七年争教事件开始，宋之清“起意自行兴教，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躲避灾难”，让弟子们“各自收徒，不拘何处，四季升丹，各出银钱，交伊收用”，扩大组织广收徒众。与此同时，王应琥等也开始大力发展组织。
收元教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宋之清等从乾隆五十七年起将活动的重点
放在鄂川陕三省边界地区。
鄂川陕三驾边界的南巴老林及附近州县，山高林密，形势险要，道路崎岖，一向是封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明中叶荆襄流民起义及明末农民大起义，在这一地区留下深远的
影响。清代中叶，这里又是以湖北、湖南丧失土地的农民为主的各省流民的重要集中地：“川
陕边微，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他们或成为垦荒的棚民，或充当山内手工场的雇工，或做搬运工人、绰夫等，依然遭到地主、官府等极其残酷的压迫、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使这里成为一个阶级关系紧张的地区，引起收元教的注意。
在上述情况下，来到此地的收元教徒们关于求福避祸的宣传，以及随后逐步散播的“弥
勒转世，保辅牛八”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预言，深深地吸引着处于水深火热的广大群众，扩大组织的工作进行十分顺利，在短短两三年内，收元教已经成为三省边界广大地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根据有关六省教案的史料，三省边界地区各州县被捕大批收元教徒，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创立西天大乘教后入教，说明它的发展从这时起进入了新阶段。
在此前后，收元教等教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考虑“起事”的问题。
嘉庆二年云阳县收元教首高幺贵被俘后追述：“五十八年九月，我到滔河见了萧贵，又到襄阳见了樊学鸣（萧、樊都是宋之清系统的收元教首）……樊学鸣当日咐过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的话”。
高幺贵的下列供词，说明他此后确是如此行动的：“襄阳一教原有三会……我是中会的”。“（嘉庆二年）六月里，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到初八日，有两起人陆续来……我见不是中会的人，没有同去。到十三日，有徒弟……回来报信，说齐二师娘（王聪儿）那一起人来了，要我去见他。我就……前去迎接”。可见宋之清等最迟在乾隆五十年秋就已考虑起义问题，并有进军四川的打算，而日后襄阳起义军的进入四川可能与此有关。
起义军领袖张正谟也说：“乾隆五十九年四月里，我拜房县的白培相为师。说山西平阳府乐阳县王家庄长春观有个李犬儿，是戊戌年生的，两手有日月两字，相貌异常，刘之协是军师，朱九桃是辅佐他的。那王家庄有大石一块，忽然进开，现出经文，有二日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四句，众人若念熟了，就可免灾。李犬儿到辰年辰月辰日起事，大家须暗地制备刀枪火药，将来事成，定有好处。”
这个供词进一步反映，最迟在六省教案前的两个月，以白培相为首的湖北白莲教已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即1796年，嘉庆元年）起义，并着手物质上的准备。这是从陕农民大起义的酝酿时期进入新阶段，以及这一时期的领导权开始由收元教等支派掌握的标志之一。从上述高名贵的供词看，宋之清等当时还未决定起义的具体日期。王应琥系的教首陈金玉在乾隆五十八年曾说：“将来到了下元甲子（即1804年，嘉庆九年），百姓要水，火，风三灾，弥勒佛转世……要保护牛八起事”，多少透露出他们也曾决定起义日期。
白培相所说辅佐李犬儿的朱九桃，即天地会传说中的明朝后裔朱洪竹。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福建省晋江县破获陈滋等听从陈苏老等“暗设熬黥会……以熬黥
暗代天地”，复兴天地会的案件。上谕说：“陈苏老等供内，闻广东石城县高溪地方，洪三
房即朱九桃，亦有起会之事等语”。广东官员立即“驰赴石城县高溪寺地方，确查洪三房
朱红竹即朱九桃，如何立天地会，党伙若干……。”最后查无此人、此地。
朱红竹即朱洪竹，是天地会所假托的明朝后裔，见这一组织的抄本《西鲁序》：“小主朱红竹，崇祯皇李坤妃之孙”。最迟从乾隆末期起朱九桃之名已在南方各地传播。道光末年至
咸丰初年，湘南地区一支天地会的领袖邱昌道曾托名朱九涛起事，“自称太平王”。这个朱九涛有很大可能就是朱九桃。
以王应琥为首的收元教，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他们“称弥勒佛转生张家；并捏（称）朱红桃之名”，“牛八即朱红桃”。朱红桃显然是朱九桃的改称，和上述“朱红竹即朱九桃”的情况相同。天地会传说中的明朝后裔竟然成了这支收元教的牛八。
王应琥住在“房县獐落河石岭地方”，白培相也在房县（宜都、枝江教徒曾将“教内众人
陆续凑得根基银三百两……赴房县交给白培相”）。但王应琥的收元教主要在湖北西北部的地区适动。所以或是当时天地会已扩展到房县一带，影响了这个地区的两个白莲教支派，或是白培相这一教派首先在湘鄂交界处接触到天地会，又影响了王应琥等人。
白培相、王应琥等如此作法，可能是为了更易“动众”，也可能是为了便于吸收一些天地会会员参加自己的教派，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团结已加入本教派的天地会会员。问题涉及清
代中期白莲教与天地会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白培相关于“刘之协是（李犬儿的）军师”的说法，很值得怀疑，因李犬儿经清王朝反复搜索，并无其人，不了了之。这是否因刘之协声望很高，因而白培相以此号召群众呢？上文已指出六省教案里刘之协在收元教中并不知名，由此推论，他在湖北地区其它教派中更不会
为人所知。有一种可能，即张正谟被捕后，经统治者严刑拷打，追问刘之协的下落，熬刑不
过，随口编造，先是说“刘之协是李犬儿的军师”，又讲“李犬儿是刘之协的外甥”，信口开
河，不足为凭。类似情况还可在一些被俘者的供词中看到，不再赘述。
当阳起义军领袖陈德本谈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起义前夕，“襄阳老教头姚姓寄信
来说，来年，（1796年，即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襄阳老教头姚姓”即姚之富，在六省教案后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他已决定提前展开武装斗争，采用了白培相等提出的辰年辰月辰日起事的日期。
总之，以白培相为首的这个白莲教支派，首先提出辰午辰月辰月起义的主张，其后被其
他各支派所接受。又是这个支派首先开始了起义前的物质准备工作。而且如前所述，可能他还曾试图将天地会成员吸收进来，以增强抗清力量。可见这个白莲教支派在大起义的准备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关这个支派的名称及其他情况的材料。
混元教的情况这时却和收元教迥然不同。乾隆五十九年初，王怀玉巳决定返回皖西、豫东，另图发展，后因病不能启程，在六月间去世。“刘之协从前曾在樊城贸易，时常往来，本年（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内已回原籍”太和县，直到十月十五日从扶沟脱逃，他的行止绝无准备起义的迹象。遍查和刘之协脱逃一事有关的资料，没有片言只语足表明混元数派当时有起义的意图或行动。两个教派在起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有可能是出现争教事件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收元教各支派从乾隆五十七年起，都在加速扩大组织，将武装起义捉上日程，进行各个方面的具体准备。所以虽在六省教案中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重要教首遇害，还是保留了
不少骨干和大量教徒，继续牺牲者的未竞之业，在嘉庆元年年初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大起义，
而他们也就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将领和基本成员，其核心被称为“襄阳老教。”收元教撒遍
三省各州县的星星火种，终于燃起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焰。作为收元教首的宋之清，王应琥等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刘之协，正是他们为这次大起义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所谓“数省之贼皆刘之协所传布”，白莲教支派混元教的传布，起了组织作用等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起义军称为“混元教军”，理由也不充分。
五、刘之协在大起义期间有哪些活动
被清王朝认为是这次大起义的“首逆”和“渠魁”的刘之协，原来并没有参加起义的各种活动。统治者在刘之协的结案书中明确指出，起义军“滋扰数省，蔓延五年，抗拒官兵……
该逆犯刘之协……转在邓州、新野潜匿踪影”。嘉庆元年湖北战场的清军“总统”永保指出：“其刘之协一犯，屡次孥获贼匪，讯据供称，并未在此股贼内，及再三询问刘之协下落，不能指出确据”。嘉庆元、二年间被俘的襄阳起义军成员也都说“刘之协不知下落”时，从襄阳起义军中“逃出良民供称……刘之协并未在内，贼匪首曾差人各处寻觅，不知何处”。襄阳起义军著名领袖刘起荣嘉庆二年被俘后证实，“去年四月……曾叫货郎往河南找他（刘之协）”，等等。对此，刘之协自供：大起义后“我想我若在贼营内去，怕打了败仗被官兵拿去，所以在新野、邓州闲散地方同教的人家藏躲，使人不能疑惑，几年隐姓埋名，不敢叫人知道”。为了个人安危，刘之协在大起义爆发后，竟然采取了置身事外无所作为的逃避态度。
襄阳起义军重要领导人张汉朝，起义时行将七十，烈士暮年，率领起义军与清军战斗
四年之久，直到战死沙场。其他和刘之协年龄相仿（刘在起义时五十五岁），辈分相当的老教首，也是随队行军，进行领导（如姚之富，李全、孙赐俸等），或在各支起义军中，以鼓舞土气（如王廷诏；刘楞等），除刘楞的结局不明外，都战斗到最后一刻，和刘之协形成鲜明的对照。
刘之协对这次大起义所持的态度，在河南郏县混元教徒的武装起义中暴露无遗。
嘉庆五年六月，刘之协的徒弟李杰在郏县准备起事。刘之协刚到郏县，李杰“就同刘之协商量造反”。刘之协认为“人尚少，器械还不齐”，加以劝阻。李杰不听，后供说：“动手，实是我自己的主意”。可见这次小规模的起义也不是刘之协发动的。
郏县起义准备不足，发动仓卒，对清河南布政使马慧裕等组织的进攻束手无策，宝丰翟家集一战失败，李杰被俘。刘之协的暂缓起义的意见有其正确的一面。
关于起义军“俱树天王刘之协旗”，或刘之协在大起义中“被遥尊为天王”之类的说法，除马慧裕提到的大白旗一面外，档案材料中均无其事。后据郏县这一件事推而广之，误认和引申作“俱树”和“遥尊”了。
六清王朝逮捕刘之协后为什么夸大他的地位和作用
嘉庆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刘之协离开郏县、宝丰起义军，二十八日在河南叶县因同行启大荣告密而被捕。清嘉庆帝特派侍郎高杞专程前往叶县查明是否属实。在高杞押解刘之协赴京奏片上嘉庆帝株批，“欣慰览之。钦此”。可见清帝当时欣喜的心情。到京以后，经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取供具奏，于八月十四日遇害。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这时已进行了四年六个月，各地起义军在连续给予清军沉重打击同时，本身也遭到很大损失，又因封建统治者推行的坚壁清野政策开始生效而逐渐处于劣势。但各地起义军仍前仆后继，拚死斗争，使清军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同样面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清陕西巡抚台布嘉庆五年七月的一份奏折就反映了清军兵力不足，军饷匮乏、士气衰落的窘境，“从前贼匪遇见官兵惟有逃逸，不敢接仗……今胆敢逞其诡计，竟似窥破兵少而疲。臣前晤（经略大臣）额勒登保，窥其意指，不肯添兵，盖深知新兵之无用，饷项绌乏……一闻贼至，其气先馁，但能自守”。清帝也不得不承认：“此种情节，朕早巳知”。统治集团内部因战事旷日持久而矛盾重重，个别人甚至产生绝望心情而归之于“劫数”，如当时从陕甘前线被召回京的参赞大臣那彦成说，“官兵追剿贼匪，愈远愈疲，势难尽……兵勇皆疲，堵亦无益……贼匪譬如蝗虫，非人力所能捕净。况此事总关劫数，……若劫数未完，即有健将……带领精兵，亦不能得力”。
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统治者自然利用刘之协被捕一事，极力宣扬，企图扭转不利局面。嘉庆帝再次夸大刘之协在起义军中的作用，“刘之协为教匪首逆，各省匪党无不崇奉，勾连蔓延……”，“……刘之协首先煽惑……各股贼匪，甘心附逆，到处奔进，不过因其教首尚在河南，或可纠党相助”。他吹嘘逮捕刘之协的意义，说什么“今刘之协在豫省被拿，足见白莲邪教获罪于天，自取灭亡”。他下令“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及各路带兵大员并各督抚等；将刘之协擒获一事，广为宣播，并传谕贼营……即实系同教匪徒，知刘之协被获，畏罪乞命，弃械归诚，亦必贷其一死”，以为起义军必将“失其所恃，心怀疑惧，自可日就解散”。此外，他还企图挑拨广大教徒和起义军之间的关系，“亲制邪教说一篇，申明习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耷拿，其聚众犯法者方为惩办”，又再三强调“从前曾经习教而并未从贼者，即与齐民无异，概免查办”，等等。
显然，清王朝最高统抬者这一系列言论和措施，在于利用刘之协被俘和被杀一事，起到
杀一儆百的反动作用，从而瓦解起义军的斗志，割断起义军和群众的联系，使他们陷于孤立，
并鼓舞清军，乡勇的士气，平息内部争吵，安定人心，稳定后方，从而度过难关，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可见，刘之协的地位，作用的被夸大，原来是和清王朝当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特殊和紧迫需要密切相关的。
清统治者尽管极力渲染刘之协在这次大起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拿不出任何确凿的
事实根据，这个矛盾在关于刘之协的结案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它提出的刘之协的三条“罪
状”是：一、“传习白莲邪教，收买王双喜，托名牛八，指称前明后代……潜谋不轨”，二、“其徒姚之富、齐王氏等约定辰年辰月辰日辰时一同起事……首造逆谋，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