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在几千年长夜之后终于曙光初现，怎么肯定其意义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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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周期率”，靠的是制度转型诚然没错，但制度转型需要文化的 支撑，在成王败寇、“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格局下，在根深蒂固的皇 权崇拜、青天情结支配下，当一个民族最优秀的精华因子也只会在“屈原 人格”中打转，走不出“第二种忠诚”，走不出幕僚情结，即使有了共和 的形式，有了宪法、议会和总统，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无非是“其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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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焉”，“其亡也忽焉”。
从王韬、梁启超到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胡适、储安平等，几代 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 环日报》到1948年储安平的《观察》周刊被封杀，近百年来，知识分子 “文章报国”的理想从未泯灭过。他们对现实事务、历史事件的判断或有 错，但他们对文明大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清醒、准确的。他们都认识到中国 必须从旧的传统中走出来，结束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的命运，也就是跳出 “周期率”。他们从言论入手，尽言论之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不 断地争取言论自由。无论面对晚清王朝还是袁世凯，无论是形形色色的北 洋军阀，还是蒋介石、日本人，他们都一样恪守言责，绝不懈怠。
梁启超是上个世纪之交“言论界的骄子”，他以《新民说》等大量文 章、著作给中国带来了某种希望。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 他那带有感情的笔锋感染了不止一代人，直接影响了蔡锷等学子，间接影 响了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在戊戍变法失败后的痛苦岁月里，他走出了老 师康有为的影子，成就了上个世纪之交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成 就。1912年，在经历了 15年的流亡生涯后，他返回祖国，在一次报界欢 迎大会上，他无比感慨地说：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诞生，“则报馆 鼓吹之功最高”。他称之为“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梁启超一生耿耿以 ‘‘新民”为念，辛亥革命之前的18年中他先后办过7个报刊，以其言论、思 想改变了一个时代，丰富了民族的精神宝库。他认为立言的宗旨就在于 “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梁
启超全集》第四册2％9页，北京出版社丨999年版）所以，他回国以后，面对潮水
般的欢迎，他首先想到的是重操旧业，表示愿以办报为自己终生事业。他 的这一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遗憾的是，民国初年他经不起种种诱惑， 一脚踩入了污泥浊水的政坛，为世人所诟病。一个言论界的梁启超，其影 响、作用远大于一个总长的梁启超。
当陈独秀痛定思痛创办《新青年》，打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 大旗，一场孕育了新文化的“五四运动”就呼之欲出了。陈独秀曾言，办 报10年，国中风气当为之一变。邵飘萍、林白水抱定新闻救国之志，不惜 流血。与他们的殉道精神相比，他们的缺点不过是白圭之瑕。《大公报》在 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手里发扬光大，赢得世界性的声誉不是偶然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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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大帮忙”的污水遮掩不了历史的真相，百年回首，我们依然为他们当年 的言论风采而激动，他们不仅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而且参与塑造了一 个时代。《大公报》为代表的民间报纸对国民党专政、腐败的公开批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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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民生幸福的追求，让我们今天读来仍为之动容。在两极对峙、 左右不是的夹缝中，他们始终坚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中道而行，尽管他 们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化为了灰烬。
从胡适、傅斯年、罗隆基、王造时到储安平，直接吮吸过西方文明乳 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弊端有更清醒的了解。无论他们最后 留在大陆，还是去了美国、台湾，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是一致的，他们试图 走出专制传统的阴影是一致的。1929年，胡适、罗隆基在《新月》公开批 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发起人权运动时，他们没有一丝的胆怯。王造时无论 在写《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时，还是在办《主张与批评》、《自 由言论》半月刊时，面对怎样的压力、迫害、威胁，他都没有屈服。这些 拥有博士头衔、洞悉人类文明趋势的知识者，在他们心目中，发言是天职， 枇评政府是常态。当官对他们没有什么诱惑，王造时几次拒绝过蒋介石的 拉拢，罗隆基也曾拒绝当国民党的部长，胡适一辈子有很多从政的机会， 包括做教育部长、行政院长等，他都一一谢绝了，。只愿当战时的驻美大使、 北大校长。
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才有足够的底气，坦荡面对一切袭来的横逆。储 安平办《观察》是中国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最后一次实践冲刺，《文汇报》、 《新民报》等被封杀，他站出来抗议，民盟被禁，他发表北京48教授的联 名抗议，即使“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也要说话……1948年12月， 《观察》终于沉沦在一个漆黑的长夜里。
他们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来自他们独立的人格追求。有独立人 格，不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才有独立判断，独立批评。知识分子站在权 势集团之外，不依附，不献媚，不惟权是从，是言论自由的必要前提。几 千年来我们跳不出王朝兴衰、循环往复的“周期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王芸生先生早已发现的，中国从来只在两个“统”中打转，一个是“正 统’’，一个是“道统”。所谓“正统”，说穿了也就是谁掌握了无限权力，当 上了皇帝，谁就是“正统”，什么篡位、逼宫都不在话下。刘邦当了皇帝， 他就是“正统”，项羽如果胜了，他照样是“正统”。一句话，“成者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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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寇”。历史从来是按照他们的意志修的，即使千古典范的《史记》也类 似于帝王将相的家谱。所谓“道统”，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阳 儒阴法”）。百代都行秦政制，说出了一个事实，“道统”是为皇权统治服 务的，读书人皓首穷经，八股考据故纸堆，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登上 天子堂，为一家一姓的王朝效力，从而光宗耀祖，享受荣华富贵。“道统” 确立了 “普天之下”的统治秩序，对皇权、对祖宗之法一切都容不得怀疑。 中古长夜，何止千年，岁月悠悠，几乎没有人对皇权、对世袭制、对扭曲 的儒家学说提出质疑。读书人除了走科举之路、隐居之路，没有其他任何 路可走。
文明徘徊不前，社会停滞不动，文化无生气，不容许有任何不同思想， 这样的局面持续近两千年，放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 可能生长出现代文明的因子。如果不是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闭关 自守的天朝大国还以为自己永远是世界的中心呢。众所周知，睁眼看世界 的第一代中国人首先惊讶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接着登场的知识分子开始看 到自身制度的缺陷、文明的差距。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早期留学日本、西 方的知识分子都给这个古老农业文明社会带来了新的观念、价值。新一代 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以来急剧的社会变动中逐渐成长起来。梁启超说戊戌 变法以后的15年变化之大超过了以往150年，这话说得还是保守了些。
洪秀全没有走出传统造反、坐天下的老路。在康有为身上，我们虽然 可以看到传统的因袭，但变化已经开始。孙中山为创立共和作出的努力， 足以让他名垂史册。宋教仁、蔡锷在幽暗的历史中放射出刹那的光华。如 果我们要重写中国近代史，不能再按照“打天下、坐天下”、成王败寇的 逻辑来写，主角也不是以政治人物为主。尽管戊戌变法、宪政运动、辛亥 革命、军阀混战这些都还是要写的，但对那些切实推动了社会转型的人、 事和机构尤其应大书特书。蔡元培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奠定 北大的基础，也是为中国现代大学奠基，其功绩不亚于孙中山手造民国。 陈独秀、胡适办《新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张季鸾、胡政之等以“四 不”方针接办《大公报〉h张元济、王云五等对近代出版业的贡献……这 些打破了千年暮气的人物，他们身上都闪烁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光芒。袁 世凯、张作霖、蒋介石之流算不上历史的主角，同盟会、北洋军阀、国民 党的活动……也不能占据太多的篇幅，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是多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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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的历史观应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报（大公 报）、一馆（商务印书馆）、一大学（北京大学）值得重视，它们具有象征 意义，以它们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出版业和民间报纸为中国引入了新的文 明，培育了几代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 风向标。创办这些事业的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以外，与当权者保持距离， 独立开创了历史新局面。其精神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永不磨灭的。我以 为，要说跳出“周期率”，只有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希望的影子。
遥望18世纪的新大陆，华盛顿经8年苦战，终于为那片土地赢得了 自由以后，严词拒绝王袍加身的呼吁，解甲归田。这是…种怎样的文化？ 这是一些怎样的人？发生在新大陆的故事让全世界耳目一新。比照我们古 老的东方大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都没有触动皇权本身。底层农民一旦造 反成功，登上皇位，…样是生杀予夺，颐指气使，以天下力物苍生为他囊 中私有之物。从刘邦到朱元璋，甚至可以算上失败的李自成、张献忠、洪 秀全之类，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不是“彼可取而代之”，就是“大丈 夫当如此也”。权力是唯一的，任何人当了皇帝，都不容他人染指，大臣 也只有螅簟俺甲锏敝镔猓焱跏ッ鳌钡姆荨＠习傩找蠢侠鲜凳的闪浮ⅰ》鸵郏淳褪穷呦眨瑨鞲投穑茉蛭獙t，成则为王，或者杀人 放火受招安。然而，历史则是在这看似循环、轮回中却是螺旋式地向前推 进的。
1912年是近代史上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年份，帝制推倒，共和告成， 床底下拉出的旧军官成了元勋、副总统，大大小小的旧官僚摇身一变“咸 与维新” 了，带兵的还是原来的把总，革命党人有荣登高位的，也有惨遭 杀害的，宣统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把他称为 “华盛顿”的竟然大有人在……孙中山、黄兴挟辛亥革命的风雷，出现在 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在进退之间，以其纯洁的 人格打破了几千年来一抓住权力即死不放手的积习。如果按照中国人的习 惯心理，孙中山完全可以不让总统，不管怎么样也要与袁世凯大打一场， 争夺天下。至于黄兴，手握重兵，更不会辞职，以其威望、号召力，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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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中原，退可以割据江南富庶之地。所以，不管有多少失误，不管有什 么遗憾，孙、黄二人都螅雠匀送蛲蛞病Ｋ堑娜烁穹绶端洳蛔阌牖⒍佟∠嗵岵⒙郏沧阋怨庹照鲋泄贰�
20世纪中国发生过无数灾难、惨剧，当1926年发生“三？ 一八”时， 当1927年发生“四？ 一二”时，当20世纪40年代李公朴、闻一多遭到杀 害时，知识分子们几乎都发出了独立的抗议声音。鲁迅、王世杰、邵飘萍、 朱自清、蒋梦麟、叶圣陶、郑振铎、闻一多……不同地位、不同思想倾向 的作家、教授、报人们在“三？一八”的鲜血面前都挺身而出，谴责杀人 的政府。面对“四？ 一二”对共产党人和左倾青年的屠杀，郑振铎等七个 无党派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商报》发表公开信予以愤怒的抗议。他们的尺 度是人性、人道的尺度，不是政治的尺度。
在秦始皇之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困扰着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就 是跳不出兴亡盛衰的“周期率”，每一次王朝更迭总是一种循环，说一千、 道一万、病根在于一元化的无限权力主导、覆盖了整部历史，从上到下都 解不开帝王崇拜的死结，成千上万踏着科举之路的读书人、士大夫摆脱不 了对王权的依附性。皮毛之论放在他们身上是那么合适，谁当了皇帝就依 附谁，没有主心骨、没有独立性，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没有成为大多 数读书人的第一需要，总是绕着皇帝餐桌转，日夜企求成为圣王明主的座 上客，至少要分一残羹冷炙？梦想有朝一日被选中，入宫或入阁，或者至 少要捞个幕僚做做。长期以来，他们放弃人格，寡廉鲜耻，从势不从道， 贪得无厌，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无耻行径找到美丽的说辞，甚至以动听的 政治学说或者学术话语来包装自己，在他们身上唯一缺少的就是近代独立 精神。古老民族徘徊在中世纪暗夜如此长久，和他们缺乏独立人格、独立 批评是大有关系的。从古代进入近代，包括黄炎培在内的知识分子才明白 地提出“周期率”问题。
百年寻梦，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率”，58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 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如何踏上这条“新路”，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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