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1949年10月1日， 在亲历天安门广场的盛典之 后，他百感交集，提笔给毛 泽东写信，并送林则徐的 《林文忠政书》一套：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
写下了一系列震慑一时的檄文，因此而被誉为“傅大炮”。胡适从《新月》 时代以来对国民党也多有批评，一度关系紧张。他们为代表的自由知识群虽 也有入阁做官的，但总体上并没有依附于国民党这个体制。他们的主要角色 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办刊物，是从文 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胡适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 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 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其中 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 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1949年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 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 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 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 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 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1949早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157
楽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 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 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5 — 276页）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梁漱溟这位有“最后一位儒家”之誉的践行型知识分子，他自称“问题中 人”，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寻找解决旧中国问题的答案而苦苦求索。他从来 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 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 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张元济书礼（增订本）》 269页，商务印书馆I〃7年版）他不相信武力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所以一 再地呼吁和平，直到1949年上半年，他还几次撰文敬告国、共双方。在 《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他指出：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 不否认有在一年内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 也没有 ‘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
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
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 必不久。”（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丨0页，湖南出版社丨9肋年版）
但当他目睹共产党以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结局后，他是由衷的佩服。 他本来准备在重庆隐居不出，可经不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盛情相邀， 也终于束装北上了。他对共产党的钦服是真诚的，这不仅从他建国之初写 的《中国建国之路》可以看出，他首先列举了共产党的三大贡献：一是全 国统一，国权树立；二是引入了几千来所缺乏的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 人心”。从他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
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梁漱漠全集》第六卷805
一 80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989年版）
这位极为自信的“问题中人”前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为国事奔
158
走呼号，耿耿以中国文化续命为念。1951年10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 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袒露心迹：“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 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 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 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 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梁漱漢全集》第八卷77页） 在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之后，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 读书人见到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统一局面，岂有不心悦诚服的。无论是张元 济的自挽联中的“及身已见太平来”，还是梁漱溟1951年在政协会议发言 中声明的“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完全是由衷之
七，
更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去留之际的选择不是政治性的，其中起更大作 用的毋宁是家庭原因，拖家带口难以流徙。从浦江清日记看，他当时是清 华大学教授，想走是可以走的，但他从未想过要走。1948年12月12 口下 午，有同事告诉浦江清“确乎校方对于想走的同仁要给予若干便利”，他 在日记中说：“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 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淞，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地近。 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那时清华园里风声已很 紧，谣言四起，卖菜的老农说共产党的军队已到了附近。晚上他们家杀鸡 请客，客人有朱自清夫人等，“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 望今夜睡一个好觉，到明天醒来，局面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 已被解放了。”从这番话我们不难判断，他们对共产党的到来在心底里表 示欢迎。尽管埋头于古典文学的浦江清对共产党毫不了解，但他认为“都 是中国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 损失和遭受破坏。”（《梁漱溟全集》第六卷857页）
沈从文当时的心态——“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 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浦江清：
《清华园曰记西行曰记》（增补本）246——2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年版）
1949旱。？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159
最后他选择了留在北大，等待变化。他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说更多的是为 了家人。在写给亲戚的一封信中他坦言：“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 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 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 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哪会搁到这个孤点上 受罪？ ”（《沈从文全集》第27卷丨53页'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另据他的学
生汪曾褀回忆，沈从文之所以没有离开北平到台湾去，“其中一个原因：他 过去曾资助过一些学生到延安去。另外，他还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 严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认为他们会帮忙说话
的。” U沈从文全集》第19卷抑一21页）
还有一点，就是在吃尽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苦头之后，人们在心理上都 普遍盼望变化，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本身是陌生的，甚至一无所 知，但对共产党心存好感。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的一番话确实说到了点 子上——“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 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 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李辉：《汪曾褀听
沈从文上课》，《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曰）
浦江清所说的“都是中国人”，大致上可以代表一般知识分子的普遍 心理。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是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 普通的中小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原因。所以包括清华大学在内，讲师、教 员、助教的政治态度就和教授相去甚远，一般来说左倾的多，而教授阶层 相对就更复杂一些，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都有。这大概是社会地位所决定 的，处于中下层的人求变之心更切。
国民党逃亡时制定的“抢救计划”也只是要争取那些有名望、有地位
的大知识分子，实际上放弃了千千万万普通的知识分子。北平告急时，被
国民党政权列入“抢救”名单的是四类人：一、“各院校馆所负责人”，二、
“因政治关系必离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蒋介石曾亲自过问此事，并指定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负责实施。
实际上有许多人不愿离开，冯友兰、徐悲鸿等都拒绝南下，竺可桢拒绝去
广州或台湾，陈寅恪虽然离开了北平，但不愿去台湾、香港或美国，最终 留在了广州。
在历史选择的关头，就出现了这样的镜头：一面是失败的国民党方面 急于“抢救”四类“有用”的知识分子（如同抢用黄金、美钞一样），一面 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从1948年3月起到19奶年3月间，郭沫若、马 寅初、茅盾、柳亚子、王芸生等各方面的知识分子350多人先后分20多批 秘密离开香港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其中柳亚子他们这一批有二十 几人，多人留下了日记，比较可信地记录了他们“知北游”时一路上的心态。 这是双方争取的“两头”，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大知识分子，比如叶圣陶、 郑振铎、宋云彬等，这些并无太多政治色彩、党派之见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选 择北上（或留下），更多的不是政治上的选择，他们都是埋头学问、一心扑 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读书种子。对他们来说，国民党是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道义上的选择。
浦江清日记清楚地记下了清华园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态。1948年12 月16日，北平城内外外交断绝，邮信电话都已不通，他听说胡适夫妇已飞 往南京，陈寅恪也已成行，眷属还留在北平，清华校长梅貽琦“似尚未成 行”，黑板报上说国民党要梅飞南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 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 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对维护学校是同
心的。”（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7页）
12月27日上午，当他从黑板报上得知梅貽琦确已飞到南京，与胡适 等在南京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名称 似如此，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 先生及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 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的，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 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并对于留在校内的态度不明的摇动
分子加以鬌惕……”（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的3 —254页）
八
一般青年学生、教师大都是左倾的，杨静远的情书提供了一些答案。 1923年出生的杨静远保存了大量1945年到1948年间“写给恋人”的书信，
其中就有许多关于青年人普遍左倾的第一手记录。比如她早在1945年11
1949旱：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161
月19日的信中就写到，她到重庆一所小小的私立东华中学
‘‘在他们那个学校里，真是可谓‘民主’ 了。先生和学生打成一片，像 个小家庭。言论也极端自由。他们公开骂政府，同情中共，讥笑美国，恭 维苏联，也许当着我的面，还没有平日那样自由哩。共产党，在他们看来， 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 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 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 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 情共产党罗！ ’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 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
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Z （浦江清：《清华园H记西行曰记（增补本）观一266页）
杨静远是杨端六和袁昌英的女儿，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大 致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更接近。她于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外文系，1946年赴美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她自称来自一个买 得起“12000对1官价外汇”的家庭，然而她却与父母的思想分歧越来越 大。1946年12月4日，她在情书中向恋人袒露心曲，对母亲表示不满：
“一个旧时代的头脑永远固附在那个旧的体系上，对于那个新的，怀着疑 惑、恐惧。她哪里看到在她那片干净土以外的广大的人民的生活！是的， 她并非完全不知道。她也觉得应该帮助穷苦的人民摆脱痛苦，给他们教 育。她以为她就在为这个目标工作，正如政府在领导这种工作。可怜的、 天真纯洁的人，她过分的‘工作’连一根毛也没有飞到人民身上啊！ ”（杨 静远：《写给恋人》丨3 —】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I〃9年版）她说自己不久前还有
过“回国后到共区（假使那时还有所谓共区的话）去工作”的念头。她读 《中国的雷鸣》（现译《中国的惊雷》，美国记者白修德等著，对国民党有 很严厉的批评，同情延安），访问过在中国生活了 17年、同情中共的加拿 大医生，与父辈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了。她甚至对“民主”、“自由”这些 词汇都起了反感，1948年3月20日，她在信中说：“现在我一见名词如4民 主’、‘自由’之类心里就起种轻视。对于许多被历史认为是大思想家的 人们发生厌恶、怜悯。他们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根本只在几个字眼里转圈 子。我对唯物论加深了信心。可是我并没有系统地了解它。没有人能引导 我去认识它（指这里）。”（杨静远：《写给恋人》I22 —丨2：3页）5月9日，她在
162
信中说：“我也感到了，现在要有生命就只有积极参加战斗。只有在战斗 中一个人才不必东东西西地乱想。温和主义就是倒霉主义，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从来就没有‘想’出一条路来。历史都是‘干’出来的。错也罢，对 也罢，反正人类就是那么回事。”（杨静远：《写给恋人》244页）
所以，1948年2月她才会写信给《密大日报》编者，就中国问题和 人家展开辩论：
“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 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 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 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 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 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 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 己的决定。
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 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