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
竺可桢当了 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 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 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 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竺可桢总是义不容 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 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 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 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 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 学生自治会举行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 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之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 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 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因为他不畏 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所以成为学生最有力的 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 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 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 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 “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 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 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
三个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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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 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 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 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 “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历史深处的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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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我们贡献这 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 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 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适的泪为何而 洒？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百年寻梦》，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屈万里回忆，他曾听说那时傅斯年身上经常 带着安眠药，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传记 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so页）。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夜难成寐，并不是为自杀而准备安眠药。此时，前方战场
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
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
大学校长，实际上这个决定U月就已作出。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
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
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其中
弥漫了凄怆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语成谶。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
傅斯年的墓碑上。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多数知识分子选
择了留在即将被解放的大陆，傅斯年却以“孤臣孽子”之心，选择了孤岛，
其实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他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腐败无能一直有激
烈的批评，他炮轰显赫无比的孔、宋，因此被誉为“傅大炮”。
假如没有“傅大炮”，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
内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台湾大学最初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将1945年光复 之日算是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了第四次校庆。他之所以能把 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干他大刀阔斧的勇气 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 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 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的《国立台 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 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 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 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 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 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
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傅斯年全集》第五卷68…的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 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 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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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他说这些都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 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 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 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 地往前做去。（《傅斯年全集》第五卷70页）
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 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 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
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傅斯年全集》第五卷79…80页） 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 办的好，绝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 职员、学生、工友在内。”（《傅斯年全集》第五卷126页） 当然，“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 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 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傅斯年全 集》第五卷95页）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 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 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五四”时代，他 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 时光，风云际会，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 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终于和师长陈独 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
傅斯年是…个历史学家，担也是…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
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根植于他的生命深处。在他短 暂的55年人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 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 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他做过西 南联大校务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并不是 个生手。他有着让胡适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为 “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
傅斯旱：『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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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 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有学者说：
“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 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序言67页）
他是“五四”之子，30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 捍卫者。30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湾大学时，他 心中的模本就是30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是不言 而喻的，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这些自由。所以他才会骄傲地对 人说：“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 （《傅斯年全集》第十册
页，文星书店1％7版）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 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傅斯年全集》第玉卷8丨页）有相辅相 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 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 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 心发挥学术的力量/ （《傅斯年全集》第五卷84页）“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 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 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 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
不同。”（《傅斯年全集》第五卷85页）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 枱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 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 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 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 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 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竿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 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傅斯年全集》第五卷301页）
对有钱人子弟，以台大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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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给证件上学校可以有 自己的规矩。10月12日发布的布告就是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
的。（《傅斯年全集》第五卷川4页）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 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傅斯年全集》第五卷89页）“发挥大学精 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 阐述大学精神、他对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 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他 的基本观点。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 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 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 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 为人挤人的工具。”（《傅斯年全集》第五卷〗23页）“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 抱，则台湾大学应泫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 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傅斯年全集》第五卷丨24页）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或“寻 求真理”）这四个宇，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 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 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 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 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 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 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 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 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 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
切的根本。”（《傅斯年全集》第五卷〗24…丨25页）
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 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 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上，其实在大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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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的是“由学 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 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傅斯年全集》第五卷I25页） 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干空洞，虽然 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 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 路，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作到释迦牟尼或耶稣基督或林肯 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傅斯年全集》第五卷126页） “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傅斯
年全集》第五卷页）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 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 力干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 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据陈雪屏回忆，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已很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 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 一刻的轻松。”（《传记文学》第二十A卷第一期！6页）劳累过度成为他英年早逝 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 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将他们拘捕， 并进校抓人。据包天笑日记，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 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学生名单 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无可奈何。为了保护 学生，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4月7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 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当时省主席为陈诚），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