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他，说是磋商 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袁曾对曹汝 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
从《蔡松坡集》可以看出，这二年多他没有发表什么政见，也亏他沉 得住气，期间留下的主要是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 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陚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长时间（从 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他就编印了《中国历代 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办事认真、踏实、 细致和严谨。大约只有这个经界局与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 点事。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 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 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一 方面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包括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 张一爵、陈仪等12位将军都签了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 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使袁对他深 信不疑。因此，后来袁的统率办事处才会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坦然 答复：
“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
其实，他一直暗中与梁启超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 筹划护国大计。梁当时可以说是执舆论界牛耳，连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 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蔡锷对帝制的态度很大程 度上受梁的影响。“筹安会”发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访恩师，梁说自己 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 “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不久，梁启超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蔡鳄 则隔几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们先后南下。蔡于1915年11月 中旬秘密离开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12月19日抵达昆 明。梁则于12月18日到上海。临行前师生相约一一
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蔡锷《盾鼻集》序）
袁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焊远 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 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言辞之间隐有悔意。云南独立前的一天，蔡 锷最后一次忠告袁，“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
状，称其为叛逆、“谋杀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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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袁被迫取消帝制，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 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 凶国害家之举。”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 情”。由此看来，他对袁是有一定个人感情的。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 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在他看来，这
是“为国民争人格”。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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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曾通电发表过大量政见。
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誓死捍卫民国 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 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
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 也不无见地。
蔡锷：『为国民爭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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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袁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 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 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 统一党。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并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 何能退！ ”
此后，他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 同时，反对军人结社，认为因政见不同而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 推倒内阁也太容易。
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着共和精神，所以袁氏称帝，他第一个起 来反对。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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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胜利在望，他▲再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6月21日， 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唐继尧本是蔡锷的老部下，蔡进京前推荐唐继任云南都督。云南举义 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的云南实在 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但他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 袁，不争权力，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唐只交给他“三千羸 师”，和不足两个月的给养。到后来已是“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 次请求增援，唐总是空言搪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他誓师时 就抱有必死之心，愿与民国共死生，所以能以孤军当大敌。他自认为“此 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 壮快也。”（1916年5月16日给妻子的信）
袁世凯一命呜呼，战事也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唐继尧的援军反而陆续 向四川出动。蔡锷在气愤之下致电责问，晓以大义。他哪里知道唐得到首 义的美名，却抱着大云南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蔡锷的死使 唐顺利成为西南大军阀，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 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 力，无非出于他的良心，出于他对艰难缔造的共和国的忠诚。但“对于责 任，丝毫不肯放松”，他是近代史上难得的一个扎死寨、打硬仗的人。与 唐继尧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 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
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 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这一年冬天他就在日本医院谢世，年仅34 岁。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
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 英雄无命亦天心。”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六年以 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 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蔡锷的精神核心就是为四 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当年才会 作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 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绝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 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我以为，在这块只问成败、 不论是非，追逐权位者如过江之鲫的古老土地上，这几句话尤其值得大书 特书。
在中国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职业军人中竟然产生了蔡轉 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让后人只能仰视的人物，是整个民族的大 幸。我以为蔡锷本质上是一个有知识分子品质的人，作为梁启超心爱的弟 子（即使在他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对梁始终执弟子礼甚恭），他从小受 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 这些因素对他作出重大的人生抉择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 史中，只有他拿着枪用行动说出了如此坚定的、带有人气的话“为国 民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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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而行： 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以唐 继尧等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 要求惩办13个“帝制祸首”，即所谓的“十三太保”，除 “筹安六君子”外，还有“七凶”（即朱启钤、段芝贵、周 自齐、梁士饴、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西南独立各 省直到推倒帝制以后也坚持起码要惩办这几个人，但在 1916年7月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发表的通缉文告上，13 个人只剩下了 5人，添上另外的3人，凑成8人，其余一 律宽免。重读这个文告让人感到这真是一场闹剧：
被通缉的8人是杨度、孙毓筠、梁士饴、朱启钤、周 自齐，加上顾鳌、夏寿田、薛大可。榜上无名的人中，段 芝贵是个小站出身的军阀，手里有兵，又有人力保，严 复、刘师培是学者，也有人为他们开脱；胡瑛、李燮和 是老革命党人，有人要求照颐；袁克定不算祸首不说，还 为雷震春、张镇芳求情，当然他们也是带兵的军阀；袁 乃宽姓袁，也可以不问。这样原来的13个人中只剩下了
5个人，大概觉得人数太少不好搪塞，就添了 3个人。顾
繁是约法议员、政事堂的参事；夏寿田是袁世凯的一个幕僚；薛大可则是 一个报人，写过几篇帝制的报道，署名为“臣记者”。这8个人大致上都 是：一、没有军阀背景；二、不是国民党旧人；三、不是遗老重臣、硕学 鸿儒。当然，北洋政府对他们也都是网开一面，通而不缉，所以8个人没
有一个真的被捕的。
张勋当时曾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他说：“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 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 ”也算是为他自己一年 后的复辟事先辩护。
？闹剧在历史上是经常重复出现的。仅仅一年以后，张勋率辫子兵进 京，又和康有为一起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闹剧。在这次的内阁成员中， 就有好几个洪宪帝制的余孽：袁乃宽是内务大臣、张镇芳是度支（财政） 大臣、雷震春是陆军大臣、杨士琦是交通大臣，几乎都是要职。其中前面 3人就是13个帝制祸首中没有遭到通缉的，更显示出民国政治的荒唐，如 同儿戏。
张勋事先曾邀请杨度进京参与复辟，被他拒绝了。张勋复辟的第三 天，他向张勋、康有为公开发出通电：
“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于 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姑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 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 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 不为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利害问题，尤宜牺牲罄尽。有此精神胆力，庶几 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
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 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 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 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 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 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盖无程度之共和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 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尤较缓。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
逆流而行：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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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 愿再闻世事/ （原载天津《益世报》19丨7年7月4曰）
张勋复辟只有13天就宣告失败，杨度从1902年留学日本时就已接受 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坚持了 15年之后也彻底崩溃。虽然他忠于自己的政治理 想，不见异思迁，不翻云覆雨，有他的政治节操，但至此他君宪救国的梦 想完全破灭了。杨度内心的痛苦是自然的，他也认识到在共和国成立之 后，再搞君主立宪已经是逆流而行。遗憾的是，谭嗣同献身的戊戌变法本 身就是悲剧，rfri他参与的洪宪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至于张勋复辟，则是 闹剧的余波而已。尽管如此，杨度对君宪救国确是真诚的，所以他还不失 为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代草《宪政考察报告书》到宪政公会
杨度1902年赴日留学，一年后，回国考取经济特科第二名。因有人 指控他是康梁余党或革命党而被剔除，并遭到缉拿，被迫第二次东渡日 本。1905年，他被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剪去辫子。留日期间，他 接受了君主立宪思想，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宪政考察报告 书就是他代笔写的。内容包括东西各国宪政的比较、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 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的程序等，对此后的预备立宪进程产生过一定
影响。
1907年，他在日本创办《中国新报》，组织 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 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他在《中国新报》第一号至第五号连续发表 长达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提出了“世界的 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学说，倡导政治 革命，对西方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人民的自 由权利等介绍非常详尽，指出“人人可为权利义 务之主体”。虽然显得有些乱，但还是为我们了 解那个时代中国人所认识到的宪政思想提供了线 索。他的理想是：
杨度像
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诚然是历史的逆 流，但是否包含了他的某沖理想在内
呢？
历史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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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金铁主义（对内富民对 外一一强国）
具体途径为：
工商立国一一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军事立国——巩固国
权——有责任政府一一国会
也就是说，他主张由拥有自由的人民组成政党，产生国会，监督政府， 富民强国。他的结论是“有政党以开国会，则政治革命之事易成”，目标 是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二位一体的制度。
他还在《中国新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君主立宪的文章，主张速 开国会，国民自己负起立宪责任，反对开明专制，也不赞成由清廷立宪。 他认为清廷是放任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前途应该寄望于人民。但他反 对暴力革命，倡导政治革命，认为清廷是最易推倒的政府，舆论的力量就 够了，以国民的能力促成清廷的倒台。杨度的君宪论“虽欠正确而意态温 和，文辞婉约，不急不徐，引人入胜”，当时有不少人为他所吸引。近百 年后再回头看他的这些主张，我们难道有理由认为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他的政见是一点价值也没有吗？
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奔丧。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 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湘绮作过修改后联络不少湖南 名流联名上奏，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当时的《东方》杂志说“国 会请愿，首为国民发未伸之意者实为湘人”。
1908年春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 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