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一超多极时代的到来，让国际形势变得明朗，中国虽然逐步从全球各条战线撤军，又宣布裁军100万，但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全球部署、全球威慑的能力让第二强德国以及其他深陷二战的强国都不由得退避三舍，没有那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敢于直面中国的霸气。当然私下里串联一下，给中国的全球部署添点乱子的本事还是有的。
中国在北美的军事部署就被美国和加拿大极力反对，而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也在背后怂恿，为了避免出现新的冷战，中国刻意降低了在北美的军事部署，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永久划归中国的直属海外省之外，只在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和曼萨尼约地区有两个与墨西哥军队共同使用的联合海空基地，圣迭戈和旧金山的军港也仅仅是租用30年，到期也将归还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当然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中华共同体移民不断涌入，到时候美国能不能把这三个州笼络在合众国内，还是承认其全民公决的结果允许其独立，被认为是有可能引起下一次大规模战争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为首的中华共同体将成为亚洲大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绝对统治者。复兴中的老欧洲与战败的美国加拿大都无力挑战中国。双方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还有南美诸国的争夺上还有很多领域是空白的，可以预见在这些地区中国势力与白人势力的斗争将会是这些地区不稳定的外部因素。
所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新秩序的开始，在很少经历战火的南半球土地上，代理人战争变得十分频繁，这也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的全球冲突的主要形式。引起这样的变化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与德意、美加的直接冲突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恐惧，相比之下代理人战争似乎是个更安全的宣泄敌意的方式。也有其他的直接原因导致代理人战争的流行，比如在争夺某些资源或者市场的时候，超级大国（中国）和世界强国（德国、美国）发现扶持当地的反抗势力比挽起袖子直接下场的战争更省钱，并且随着电视、网络媒体的快速兴起，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公众厌战战及对战争波及领土的情绪变得极为敏感，这使中国更倾向于资助和控制当地的反欧美武装反抗力量，比如在索马里内战中投放补给给当地的真神教反抗军。
双方常规军备的明显差距会促使较弱的一方通过盟友或非国家行为者开启或者继续战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战争（哥委战争）中随着哥伦比亚在第一次哥委冲突和加伊纳斯角战争及感恩节战争取得胜利进行的一系列代理人战争，委内瑞拉…圭亚那联盟因为没能通过通常的直接争斗的方式取胜，而开始依靠武装反抗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如南美家园党来抗击哥伦比亚。
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即使军事力量强也会因为民众反对而选择加入代理人战争，这样的现像随着二战结束在中国很常见，因为所谓的“二战综合症”——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对恢复天朝上国的地位很有自豪感，但是战争中的惨烈牺牲在这个并不好战的汉民族主体国家里酝酿着强大的厌战情绪。这也是在一系列代价极高，耗时长的在中部非洲和北方领土的反红俄治安战的直接战争之后，重新提起了厌战情绪（被称为“反恐综合症”），后通过代理人战争加入南美哥委战争的推动因素。
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也有可能会通过代理人战争躲避可能的国际间的来自盟友、利益伙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反对，美国虽然在二战中战败，但是有条件的投降和充分的战争动员让美国的军事实力反而有所增强，民族危机感的深重，让美国在周边发生一些事态变化时也更倾向于通过战争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特别在长久的和平条约、盟友协定或者其他的国际协定中表面上禁止直接的战争的时候（破坏这样的协定会带来许许多多的不好的结果…国际间的负面影响、事先列在协议上的惩罚、其他团体和他们盟友的报复行动）。
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国家可能会因为金融原因加入代理人战争：支持非法团体、叛乱分子、非国家行动者或者不先进的联合军队（经常用过时的或者剩余的装备）比部署国际力量便宜得多，同时可以在延长战中首先承受人财伤亡。比如意大利就因为本土军队的孱弱而不得不通过代理人战争维护自己在北非西部地区的权威，经常对西撒哈拉的反意大利武装部落进行空中打击和支持摩洛哥仆从军越境清剿。
另一种常见的导致因素是安全威胁的存在。领导人从对手的军事力量感到威胁的时候有可能会采取攻击性的回应，比如在第三方国家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政府，使对方感受到己方的强势以巩固己方的地位。对手可能会尝试破坏这样的行为，同常是通过支持一个偏向自己的党派（例如那些直接或间接受自己控制的、同情自己情况的或意识形态相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方或两方认为他们支持的一方处于不利的条件，他们通常会加大军事力量和财经力量的支持。如果被支持者感受到了物质威胁或者希望脱力表面上的失败，同样一场代理人战争会在两者之间发生。这是许多场发生在中国和德意、美加的二战后期间的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在秘鲁和阿根廷的持续的一系列战争的原因，更是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原因。
这种代理人战争通常会促使区域局势动荡。比如说，在东北部非洲，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南美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秘鲁和阿根廷之间的战争使所在区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冲突在其他的事之间造成了影响，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内战、南美解放者运动的兴起、刚果内战以及真神传统教武装的再现。从太初三十年起，超过500，000人在埃塞俄比亚丧生，自太初三十八年以来超过220，000人在刚果丧生。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超过1000人在发生武装冲突后的短短一个月中死去，在索马里，自太初三十五年以来超过8000人死去。自太初二十五年以来，在印度南部诸独立邦国间的教派冲突造成超过17，000人死去。
总的来说，冲突的长度、激烈程度、伤害一般随着交战方得到外部支持能力提高而猛烈增长。比起一般战争，代理人战争中交战方更不愿意进行外交谈判，和平谈判更难以奏效，而对基础设施造成的毁坏会大很多倍。
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独立的战争也会升级为代理人战争。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内战以工人党民族主义革命者和当地真神教政教合一的支持者（真神党）之间的内战为开端，但是当中国和德国开始分别支持真神教、工人党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就演变为了代理人战争，并且导致了埃塞俄比亚的长期战乱和最终分裂。
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战后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借助联合国安理会的平台调处各方冲突，并且通过派遣观察团、对战乱地区进行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甚至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形式对战乱进行平息。毕竟作为世界大家庭的带头大哥，任何战乱最终都将会让中国的全球威信遭到损害，而且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全球化，稳定的市场和资源供给才是最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欧美世界已经沦为挑战者，他们可以通过搅浑水来捡洋落，而中国则必须防止掀桌子的行径。
战后的中国很重视在全世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进人类技能和潜力，并为此投入资源。自太初三十年以来，千年发展目标一直是这项工作的指南。中国主导的联合国发展援助工作的几乎所有经费都来自各国的捐助，欧美为了在复兴本国经济时获得中国的市场准入与资金技术支持也不得不随同中国进行这方面的投资。例如，在145个国家驻有工作人员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着减少贫穷、促进治理、处理危机和保护环境的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50多个国家主要从事儿童保护、免疫接种、女童教育和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工作。贸发会议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目的最充分利用其贸易机会。自太初三十年以来，世界银行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赠款，并在二十年内在100多个国家支持了11000多个发展项目。
太初三十五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计划援助厄立特里亚7亿中元，这笔援助款项的80％将用于阿斯马拉及红海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重建，这也让红海沿岸的海盗问题得以根本解决。
第五百九十二节 战后掠影联盟篇（）
此外在中国的倡导下，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帮助137个国家保护古迹以及历史、文化和自然名胜。并为保护文化财产、多元文化和杰出自然名胜，谈判缔结了各项国际公约。有980多个此种地点被列为具有特殊价值。很多可能毁于战火和贫困的世界文化遗产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与开发。
自从太初三十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以来，联合国帮助制定了几十项有关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全面协定。联合国人权机构通过调查个人投诉，将全球注意力集中在酷刑、失踪和任意拘留案件上，并造成国际压力，迫使各国政府改善人权记录。中国还在联合国框架内成立了独立的人权调查行动委员会，帮助联合国人权组织对一些反人权组织和国家采取制裁与打击行动。
中国还在评估气候变化科学和促进政治解决方面起带头作用。有20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参与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每五六年发布一次全面科学评估。在2007年，该委员会作出肯定结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而人类活动是主要的导因。中国主导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4个成员正在就一项长期协定进行磋商，各国达成协议减少促使气候变化的气体排放，并帮助各国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种做法所产生的效应。这也是被德美等欧美势力诟病中国采取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阻碍欧美赶超中国经济的地方，在中国的强力干涉下，整个世界的环保体系建设非常迅速。比如很多非洲拉美国家对于矿产资源的开采就附带了环境保护条款，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对于采伐树木也都要去必须补种，更让欧美被动的是中国及共同体国家都对进口商品的环境保护有了强制标准，比如汽车排放就要达到中国的国标35、38标准，很多欧美汽车生产厂商的汽车排放不达标，无法获得中国及共同体国家的准入资格，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跟进策略，向中国看齐，导致欧美汽车厂商只能在本区域内和中国汽车争夺市场，而无法通过出口来获得规模优势。
太初四十年，中国在海外省新加坡主持召开了世界卫生组织年会发表了著名的《狮城宣言》，提出了健康的四大基石：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在欧美疯牛病肆虐之时，世界卫生组织给予欧美很大的支持，并且领导督促各国政府防治疯牛病，避免其再度爆发。
当然，作为一个协调性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在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等诸多重要职能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联合国在协调各国利益的同时也在进行艰难的改革，主要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增加问题。
作为联合国总部的创建国和东道国，中国在联合国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也一直试图在其中涂抹上更多的中国色彩。美国就因为战败而长期在联合国中居于非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直到太初五十年才与中国达成共识，获得了中国的批准，成为常任理事国。
经济问题就像是联合国肩膀上的枷锁，让它在行动和作出决议时捉襟见肘，这为一些国家利用经费问题大做文章提供了机会。一些大国也试图通过会费来要挟联合国。美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不是常任理事国，但是美国承担着仅次于中德的第三大会费国，这也导致实力膨胀的美国的强烈不满，经常以拖欠会费为手段来干扰联合国的工作，当然在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中国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可能与中国真正的进行对抗，这些私底下的小手脚总是很快就被双方的妥协所解决。
战后初期，联合国的地位尊崇，很多决议都得到了落实，联合国在关于人类发展的问题上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但是随着欧美势力的复苏，很多地方势力的抬头，虽然后来也签署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的协定。但这些协定由于涉及成员国数量多，各方利益成分复杂，在执行方面有很大难度。致使许多协定执行不力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成为了“空头支票”。
对于这样一个当今世界最庞大的国际间政府组织，到底谁应该对其运转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这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按照宪章，成员国有义务对联合国机构和员工进行监督，但这一效果显然并不十分理想。由于牵涉到人手和政治利益的原因，许多国家对于风平浪静的表面更加满意，而并不太想让这个国际权威组织处于尴尬之下，这就为可能产生的**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其实，很多时候联合国就成为德国为首的欧洲势力、美国为首的北美势力和中国这个世界霸主的三国演义，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多少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所在，除了少数严守中立的小国，联合国基本上是这三方势力和阿盟、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等各方势力的角斗场。
此外，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基本上也是由会员国分摊，但采用与正常预算不同的分摊比例。维和费用是在正常预算分摊办法的基础上筹集的。这种办法将会员国分成四组，a组由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德、阿、意、东）组成，其中中国将承担比其他四国都多的份额，直到后来美国和法国入常，中国的承担比例才降至其他六个常任理事国之和的75％，b组由发达国家组成，c组由经济不发达国家组成，d组则由特别指定的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组成。按规定，b组国家按照其正常预算分摊比例缴纳，c组国家按其正常预算分摊比例的20％缴纳，d组国家按正常预算的10％缴纳，而5个常任理事国除了按各自正常预算的比例缴纳外，还得承担余下的部分。
联合国下属机构很多都是依靠会员国政府自愿捐助开展活动的，其中最主要的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难民署、工业发展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等。除政府捐助外，联合国发展署以及环境规划署等机构还从联合国正常预算中得到一小部分资金，作为它们的行政和管理开支。每年11月，联合国认捐会议都如期在青岛联合国总部举行。
中国除了在联合国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外，还积极的组织了几个圈子，比如阿盟和东盟就是中国主导成立的两个紧密型的地区国家联盟。在建立联合国之前，中华民主帝国的领导层就对战后的国际形势有了清晰的预判，虽然欧美都是这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英国和红俄都不复存在，但是底蕴深厚的欧美国家一定会在战后率先复苏，压制他们的重建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毕竟中国已经膨胀的生产力需要一个持续快速增长的市场，而亚非拉国家的贫困现状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