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活佛看着东面葛厦政府的冲天大火和在黎明的晨曦里依稀可见的围拢过来的士兵和飞行炮艇，他的面色无喜无悲，只是把手揣进了大袍子的内衬。不过等喇嘛们聚集过来聆听佛旨的时候。活佛只是很疲倦的转身去坐禅了，在空荡荡的长廊里留下一句：
“太阳升起来了，迎接信众们吧。”众喇嘛面面相觑，门外人倒是不少，是不是信众不清楚，不过手里的家伙可真能送人上西天，至少比起他们的转经筒效率高的多。
大喇嘛好歹明白事理，略微一琢磨就明白了老大的意思。高宣佛号，给小喇嘛们吩咐一声“开门迎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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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四节 廉政风暴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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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向赌档收钱，市民去到医院要给钱那些护士和护工，乡下的税吏刑名更是贪污腐败的肆无忌惮。不去实地调查，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共和国的社会风气乌烟瘴气到这个地步。”这就是一位刚刚从上海青干院毕业的公共管理毕业生被联合议会指派到了广州江门去搞社会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直言不讳的对共和国里的贪污腐败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这是当时城乡社会的一个常态，即使连救命的消防队伍也是如此，“有水放水没水收水”，说的便是那时各个城市消防队贪污腐败的写照，即是消防员到达火灾现场，如果没有收到贿赂，就不会救火，直接收队。”
其实不管是一开始的直系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南京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无论是在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际行动中，对贪污腐败行为，都采取了打击措施。
但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独裁等等状况都表明，体制本身造成的权力不受约束，决定了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反贪斗争不可能真正获得成效。
更有甚者，最高统治者纵容甚至参与各种“陋规”的分配。“陋规”是一种不正当的违法收入，从清代传承下来的各种“陋规”，在共和时期不仅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不仅各层官员有之，甚至总统也参与其中。
“革命政府时期的两届总统皆涉身其中，以胡传儒为例。”社会调查处的何涛举例道，“根据自乔夫任大总统时开始的‘陋规’，新总统到任后，照例应当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财政部总长亲自送交新总统，作为其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另50万元给财政部总长。
而胡传儒到任后，这笔费用由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邹鲁送交，胡传儒竟全部留下，未按惯例给邹鲁50万元，邹不好意思索要，其他阁员也不便代索，这件事无形中就搁置了。
直到广州光复以后，邹鲁逃亡南洋，居无定所。有人劝胡传儒还给邹鲁一部分款项，借资补偿其损失，胡传儒也只给了邹鲁8万元。
“出于政治目的的各种行贿收买和相应的贪污行为比比皆是，自北洋开始，经乔夫、黎元隆、胡传儒乃至地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程德全、程符、熊克武、刘存厚等大小军头，无不是带头为之。”何涛说。
至于乔夫、黎元隆为了稳定自己的总统地位，不仅要收买本派系的实权人物，还要试图收买一部分吴宸轩方面的人物。其中，前者的收买支出支付的次数最多，也很最复杂；后者的对xiang不乏当权的军政大员，不过通常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已。
与此同时，革命政府还注yi到需要收买新闻界、文化界人员的“采访”“通讯”“宣传”等行动费用，用以维持表面的光鲜亮丽。
在带头贪腐的同时，乔夫等人为了反贪腐也做了一系列的举措，应当说，在一段时期之内，这也起到了一些防止权力过分滥用的作用。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本就如同隔靴搔痒，何况从总统的角度来说，也是实行不下去的。随着政府机构组建日趋完备，职权日益增加，官吏违法失职行为也日渐增多，开始危及南京政府的统治。
共和三年，乔夫曾经饬令林依然建立了法律院肃政厅，专司违法和失职官吏的举发。可惜的是，肃政厅仅存在于乔夫时期，且一心想要独揽大权的乔夫对肃政厅的裁判拥有最后决定权，无论是大总统特交查办还是肃政史自行提劾的，最后均需总统认可才能实施。到乔夫死后，继任的胡传儒假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专制，干cui“裁撤法律院所属之肃政厅”。
后来联合议会虽然不断光复国土，而且一战的战火没有蔓延到中国的土地上，国内政局也趋于平缓，在革命党和军阀统治地区，地方政府各级官吏遂得以利用其手中职权，弄权贪污。而更加急迫的是，随着统治的稳定，南方腐败成风，而吴宸轩治下的地区扩大很快，而干部缺乏，青干院和军队退伍培训军官军士不够多，旧官僚们多得以留任，结果是他们积习难改，不仅自己贪污受贿，对于派去掺沙子的青年干部和复转军人也极尽拉拢腐蚀之能事，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一波又一波的新干部也被拖入泥潭。
情调局和统调局的调查报告让吴宸轩也震惊于这些干部的腐蚀速度，不过深知反腐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吴宸轩还是慎重的没有采取大运动的方式去轰轰烈烈的掀起一场“几反几反”的运动。不过吴宸轩也并没有姑息这些腐败蠹虫，他打算用一种更为长期化制度化的斗争手段来应对这一困扰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们几千年的顽疾。
“纵观中国数千年来，无论哪朝哪代，为官者都会主dong或被dong受到传统旧道德的约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官当政者，要清廉奉公。“临财毋苟得”、“一介不苟取”一位官员从入仕到退隐，若能两袖清风，死无巨财，一般都能赢得美名于世。但无论是道德约束，还是制度防范，贪腐官员依旧层出不穷，很多王朝最终堤防溃决，无官不贪，走向覆亡。”这是吴宸轩在济南青干院共和10年优秀干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的某段话，有心人已经感觉到了那山雨欲来的味道。“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官员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腐败现象并不是简单地靠道德，靠某种制度就能解决的。只有维护人民利益，接受人民监督，才能从根本上真正的遏制官员腐败。政府反腐依靠的是群众，对各级干部警之于国法党纪，明之以道德信仰。要让那些以谋私利已，升官发财目的钻入政府的人，终日惶惶，让那些清正有为的干部能担以大任。”
于是在吴宸轩的济南青干院双十二讲话不仅意味着反腐风暴的形成，还成立了一个在政府机构中特立独行的机关——肃贪院
第一任肃清贪污腐化调查院院长是于右任，于伯循原本就是革命党中极少数相对清廉的官员之一，如果在革命党中他也仅能自清而已，但是被吴宸轩从军事企业监察岗位上提拔起来的他，却获得了证明自己的机hui。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光是送到他案头等待侦办，涉及的贪腐官员人数达69500件之多，被起诉的就有34000多人，被送上法院的光是市长、县长之类的主官就有11268官员，其中被送去蹲大牢的9821人（还有部分情节轻微仅仅是剥夺官职），而能无罪官复原职的不过寥寥156人而已。这样的数字比例，即使是后世看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大规模的罢黜官员，甚至直接锒铛入狱的情况历朝历代也很罕见。
总座既然要对贪污腐败零容忍，那么这个机构就相当于手持尚方宝剑。不过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官场更是如此，那些新旧官僚谁没有个同宗同乡同窗同年的关xi，稍微活动一下就能找到靠山了，不过在肃贪院面前这一切似乎都不太管用，据说连熊秉三受人之托想对一位湖南同乡兼同年的好友说个人情，都被于右任断然拒绝，甚至差点被移送情调局进行调查。老熊后来被总座叫去开导，不得不向于右任当面道歉，民间对于能把一国次辅的面子驳得体无完肤的于青天自然是赞誉有加，铁面无私于伯循的名气很快就会直追包拯海瑞了。
之后的居志俊案更是让这个新机构名声大噪。南京政府铁路部部长居志俊，能力相对一些庸官来说是比较强的，但他也陷入到了革命党官场的贪腐旋涡中。共和十一年初，有人向肃贪院书面反映居志俊涉贪，时间，地点，人证皆祥细列出，当时两路（京沪、津浦）负责人合送一笔巨款给居部长，名为特支费，居志俊收下了这笔钱但没有上报，也没有周知同事，而且钱已经花了一部份。于院长决心将此案办到底，毕竟是一位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于右任在动手前也谨慎的询问了吴宸轩的意见，得到的是“不光拍苍蝇，更要打老虎”的指示。
借着这半年时间把上万名一方父母官送进监狱和把居志俊等中央政府大佬拉下马的骄人战绩，肃贪院趁机打响了自己的招牌。“肃贪院全力维护中国国内的公平正义，安定繁荣，与全体国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澄清官吏，肃贪倡廉。”的肃贪院宣言让无数有志青年走进了肃贪院的培训学xiao，而这成批培养的肃贪新锐更是把肃贪的使命带到了全中国的角角落落里。
当官吏们把目光全部集中到肃贪院执法机构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肃贪院的杀手锏竟然是另外一个看似鸡肋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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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五节 众望所归吴青天（）
肃贪院的七大铁律随着这个独立的执法机构的一长串肃贪成果而被广大国民传诵，也成为一名肃贪院人员无论何时都恪守的专业守则：
1。坚守诚信和公平的原则
2。尊重任何人的合法权利
3。不惧不偏，大公无私执行职务。
4摆事实讲证据，绝不逾越法律。
5。不以权位谋私（无论公私接受200元以上的礼物需由行政长官批准等等。）
6。根据实际需要严守保密原则（包括同组同事从不私下互相讨论自己负责的案情，不与家人亲朋透漏任何在查案情，不透露任何在查案情给其他组的同事等等。尽全力保护举报人，必要时动武来保护举报人的安全。）
7。精益求精，为自己的行为及所作的指示承担责任。
正是这七条铁规让无数懵懂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脸刻板的肃贪战士，肃贪院里到处是那些二十岁上下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马甲的文员，不过这些不论男女都一副打扮，一张扑克脸的家伙们才是官吏们最害怕的人。
他们不是飞鱼服绣春刀的锦衣缇骑，也不是请君入瓮的进奏院，但是任何贪官污吏最害怕的就是被肃贪院请去喝红茶，或者按照官方一点的说法叫“协助调查”。基本上协助来协助去把自己的乌纱帽就协助掉了，甚至搭上老命的也不稀奇。不过奇怪的是肃贪院送上法院的任何人都没有伤痕累累或者神情恍惚的情况，完全看不出被刑讯或者精神折磨的情况，据说他们都是在证据链面前哑口无言认罪服法的。当然也有的官油子自认为脸皮天下无双，进了肃贪院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过他们最终都在证据和证言面前逼的走投无路，从而缴械投降。个别的死硬分子即使是到了法院面对无数证据和陪审团的集体厌恶也抵赖不已，试图蒙混过关，不过他们很快就长了个见识，那就是“零口供”定罪竟然也是可以合法入刑的。
后来的很多国家都效法中国的肃贪院，据说苏联最初的契卡也是仿照肃贪院建立的，不过大家更愿意相信他们是进奏院和厂卫加血滴子的集合体。不过英联邦和北欧一些国家确实效仿的深得精髓。
后世的公共管理学家们都把这个机构的独立性当作其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独立性，具体体现在四个独立上，即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首先肃贪院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其最高官员“肃贪院原则”由议会直接任命，任期与政府首脑一致，除非无法视事或者负有刑事责任才能被罢免；其次肃贪院本身有完全的人事权，内部职员采用聘用制，而并非公务员，也没有编制和级别；再次是行政经费和办案经费都是由议长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拨付，不受其他政府部门节制；最后就是肃贪院有国家元首和法律赋予的独立调查权，包括搜查、扣押、拘捕、审讯等，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或者申请军警支援的权利，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犯罪。
这四个独立性，使肃贪院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从而令反贪肃贪“一查到底”成为可能。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肃贪院是个非政治机构，也就是说任何加入党派或者担任宗教教职的人员都将不能继续在肃贪院工作，而宗教信仰也被限定在工作之外，如果因此影响工作则会被要求选择是放弃宗教信仰还是辞职。
这样一来。肃贪院成为一个专职的纠察机构，而且尽最大可能的不和政党宗教扯上关系，免得成为今后政党竞选的刀把子，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想通过宗教来渗透也变得困难重重。独立性带来的公正，让肃贪院成为公务员和老百姓能相信的机关，最少不会怀疑他们炮制冤假错案，这样一来，很多妄图依靠搅浑水来逃脱的贪官污吏只要被肃贪院圈定就几乎是被周围的人立即加以杯葛，想逃都没有地方收留。
吴宸轩早就知道仅靠法治不能遏制贪腐蔓延。譬如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吴宸轩的观点是，反**的改革只有在高层领导人持之以恒的推动下，才能克服利益集团的抵*制与官僚习性，但是真正能够让反**斗争的成果长期化固定化的还是整个社会对**“零容忍”的氛围，这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所以肃贪院的成功，除上述独立、公正这两个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中国民族经济起飞的时期，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人、甚至部分合作化经营的农场农民，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人数倍增、社会各方已对贪腐到了难以容忍的社会阶段。原来的官吏可以通过垄断信息来鱼肉乡里，但是现在知识普及、信息便利，什么政策法规都能从报纸和书籍上获得，最不济也可以通过新华党在当地党部的宣传室里咨询，而且还是免费的。自从肃贪院清理了大批县府的贪污分子之后，大家对于这些把持基层政权的官吏们更是警惕，稍有不对就有人向肃贪院提供线索，不仅能获得一笔小钱作为信息费，如果案子属实还有机会获得罚没对方家产的15％作为奖励。另外《反洗钱法》的颁布，老百姓和原来把银子放在地窖里的老官僚们没啥感觉，但是山西票号和外资银行就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肃贪院随时的账户调阅和封存，那些把票号和外资银行当成避难所的贪官们血本无归了，票号和外资银行的声誉自然也就一落千丈，很快就被四大银行和其他商会银行给兼并了。除了几家平遥票号和阎家的晋商银行早已经改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运作，并且和其他商业银行交叉持股之外，几乎全军覆没，也算是给封建社会的金融业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或许很多人以为肃贪院的高效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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