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和平崛起- 第257部分

　　　　据做苦力工人的一位当事人回忆：“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呐，要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做担保”，还要一次性*交纳“租轮子”钱（2元左右），“下河钱”（2元左右，交纳下河钱之后才能在码头上干活），自己购买简易工具如箩筐、扁担等。一旦成为码头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权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时候重庆各码头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码头工作后不久，他就将向亲戚借的7元本钱还上了。

　　　　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

　　　　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药品，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特别是几个超级商会都跟着山东商会学习了员工管理的制度和方式，对于职工除了工资提高之外，还经常推行些小恩小惠的福利政策，所以在自治区范围内还真没有多少工人会去和老板闹薪水。

　　　　比如在荣家纱厂的普通女工，上班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也就是说她转正后每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养活家人了。第二年，成为熟练工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时她开始有了些积蓄。而此时的云贵川和广东，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广州的日资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与此同期的军政部门中，像山西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

　　　　此时的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共和草创的这几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she。宿she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共和八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

　　　　既然吃住都包，薪资也足以养家糊口，这蔓延省港的大罢工确实让在座的不了解实情的大佬们困惑。除了这些新华的元老们不明就里，其实连远在京都的明石和宗方也不理解，在他们的印象里面，中国工人不是要被活活饿死是不会跟东家叫板的，既然工人收入不低，那么这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又是闹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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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六节　攘外安内事从权（）　
原本的近代中国充斥了各种战争，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战乱和兵燹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是使工人生存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若是没有这些战乱，工人的日子或许不能算得上小康，但是多数比起农民来还是能温饱有余的。战乱不仅带来直接的血腥和杀戮，抢、占、扰对工人的生活影响也十分巨大。总之，连年战乱，生活困苦，人民不堪兵燹匪累，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推入苦难的深渊，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工人面临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旧中国各行业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国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的工厂经常停业停产，失业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失业工人一旦断了经济收入，生存就变得困难，如果还遇上灾荒，那就苦不堪言了。虽然民国中国有比较先进的劳动立法，但是一纸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时人评说：“一遇灾情发生，无不迁徙流离，啼饥号寒，哀鸿嗷嗷，厥状至惨，虽不乏热心慈善之士，办理急赈，实施救治，然事属治标，难于久恃。”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济体系，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赈济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和饥荒，饿殍遍野导致瘟疫流行。共和五年，四川发生大旱灾，粮食歉收，致使粮价飞涨，重庆街头接连发生“路毙”，每天“路毙”街头的工人占了十之八九，大多数是苦力工人，由于灾荒，米价上涨，许多工人哪怕生点小病，因为无钱医治就只能等死了。

　　　　不过这次省港大罢工却并非因为这些问题，说起来这事情还是谢持邹鲁这两个革命党的宝货惹下的乱子。当革命党*退守广东之后，财源枯竭的他们更加无力阻止军队翻盘，甚至连程德全、程符、陈炯明的三路革命军都难以提供全额军饷。邹鲁等人在广州和十三行的旧人搞的华工输出法国的跨国劳务，本来是打算卖猪仔挣点法郎，没想到却被北方佬们在报纸上宣传为贩卖人口，吓得邹鲁谢持等人立马关张不说，还跑到了香港去避风头。

　　　　在香港这二位还没消停，躲了两个月，就又出来重操旧业，在港英政府那里注册了个发达劳务公司，继续贩卖华工到法国去当劳工，而且这次和香港的洪门败类勾结，干脆从广东各地诱拐绑架劳工去香港，然后集中送往法国。港英当局对于这种为协约国送人的买卖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操持了大半年，虽然革命党那里落下了三瓜俩枣的，但是这二位可算是发了血汗财。

　　　　听说广州一家纺织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在家，邹鲁的手下就故技重施，在厂子的工人棚户区设立了招工点，说香港有家纺织工厂扩建，招收熟练工，其实是打算诱骗人去香港，然后到了那边自然有帮会出面控制他们这些工人，然后往大船上一装，等着算人头收钱就行了，至于这些工人的死活，就各安天命了。

　　　　不过善恶到头终有报，恰好一位半年前被他们骗上船的工人在法国逃了出来，还跟着远征军第二批部队的船返回国内，刚刚回到广州就见到了以前拐骗他的那帮烂仔，这位潮州人二话不说，招呼一帮老乡就把烂仔们给围死了，一顿板砖杠头，然后拿到了广州的警察局去报案。

　　　　不过此时广州政府还是革命党的天下，邹鲁等人在香港的发达公司也没少给他们这些革命党上贡，当然不能跟穷工人们一个鼻孔出气，于是这帮人前脚进了警察局，后脚就被放出来了。当年被拐骗的那位潮州人也学精明了，他把人送进警局，却带人在后门蹲守，结果候个正着，这下子潮州工人中的帮会也不干了，革命党明摆着欺负潮州人嘛。

　　　　结果这场因为潮州工人引起的骚乱干脆就变成工人对革命党政府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而被革命党盘剥的商户也跟着起哄，闹出个罢*市来。本来这事情说大不大，如果革命党政府能下决心推出几个替罪羊，也未必会激化矛盾。但是这时候的革命党只有广东一省，政府里亲朋故旧的关系盘根错节，动了谁也伤感情，所以胡传儒的政府就对工人和商人进行了驱散。

　　　　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就告一个段落了，没想到工人商人们可不是以前那些唯唯诺诺予取予求的羔羊了，在北方自治政府区域大都推行了重工商，重民权的政策，不仅对民族工商业都进行扶持，而且还颁行了不少诸如《最低薪酬保障制度》、《就业促进法》、《雇主雇员权利义务法》等的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法案，还有慈济会的大力救助，基本上很少有自治政府区域内的工人因为失业或者疾病而导致全家流落街头甚至冻饿而死的悲剧发生。广东本来是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没想到山东、江苏、浙江都已经远远超过不说，甚至连刚刚被纳入自治区域的湖南、江西（中北部）现在也是一派繁荣景象，广东商人对革命党的感官可想而知。广州商会在有心人的点拨下，组织了一个广州工商罢工请愿委员会的组织，不仅被驱散的罢工工人又重新聚集起来，而且还蔓延向另外一个工商业重镇……香港。

　　　　广州商会虽然没有十大商会那么霸气，但是同样是有钱有枪的他们一旦发挥自己的优势，罢工罢*市的势头自然不是几百名拎着警棍的警察能镇压的了。眼见着在广州罢工罢*市的风潮已经成为滔天巨浪，本来就没有多少威望的胡传儒大惊之下，竟然对三路革命军队下达了“克日进穗，涤荡商乱”的指令，而陈炯明和程德全在粤东和福建都没有动作，陈炯明是因为自己的部下中潮汕当地人不少，犯不着为了他胡传儒跟自己的的部下过不去。而程德全本来就是降将，经历了宋案之后，他也着实动了退隐的心思，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福建南部抱残守缺的蛰伏下来。真正响应的是梅关外的程符程颂雨。本来程符是湖南的革命元老，但是起兵太晚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在共和前几年一直在湖南江西一带巡视，也拉起了几千人的队伍，还得了湘东抚军使得差事。不过让他真正成为军头的是因为自己的亲家黄克敌，本来一手组建的建国赣军的黄克敌一直是革命党几大督军中当之无愧的带头大哥，论资历讲势力都是老大。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积劳成疾，共和七年10月10日，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终因食道与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慈济医院去世，时年仅42岁。胡传儒、廖立中等人亲自主持治丧活动。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临终前黄克敌把经历了蔡松坡、熊克武和自己倾力打造的赣军残部都托付给自己的亲家程符，程符在他死后在赣南粤北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加上他本身的几千民团，居然也扩充到两万多人枪的规模，但是这贫困的山区无法养活这许多兵马。恰好胡传儒主席的一份电报，让几位将军带兵入广州勤王，程符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留下了三千赣军守住赣州城，带着一万八千所谓的革命军第三军过梅岭古道直下羊城。本来就是民团出身加上散兵游勇，加上程符曾经许诺拿下广州城，大家发洋财，让这支本来就涣散的山沟里的队伍一进广州城就彻底的兽化了，一路上对沿路商铺进行了洗劫。队伍也从团为单位，变成了连为单位，甚至是三五成群的背着枪进入胡同巷子开始入户抢劫。

　　　　这一天中午广东各界在东较场举行了第三次罢工罢*市的宣传集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下午2时15份，游行前队抵达海珠大桥，与程符的民团一个连不期而遇，眼见游行队伍里部分商人穿金戴银，十分阔绰的样子，早已被抢劫搞的兴奋异常的程符部，干脆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向游行队伍射击，游行队伍走避不及，当场死亡多人。为避免事态扩大，参加游行的商团护卫均遵守纪律未予还击。

　　　　是日广州城内烽烟四起，哀嚎遍野，程符的第三军从勤王变成了洗城，让胡传儒等革命党大佬也大为震惊，但是手里无兵无将的革命党政府除了走避逃亡也没有选择，连程符也无法控制被抢劫的原始欲望烧红了双眼的部下，广州彻底变成了匪兵们的暴力乐园。

　　　　接到了情调局统调局广州站发过来的情况报告，吴宸轩立即召集军队和政府的要员们在国防部开了紧急对策会议，不到一个小时，一道命令就传到了香港，刚刚启程前往欧洲的第四批远征军的一个机步师在香港停泊，立即在船上做好登陆准备，命令船只调头前往黄埔港，开赴穗城执行戡乱任务。

　　　　正所谓不作死不会死，革命党最后的一块阵地也被他们自己玩的要改姓吴了。至于急等援军的英国人除了得到第三批远征军暂缓撤离法国和尽快补发装备给第三批远征军的承诺之外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多的解释，不过他们总算弄懂了两句中国名言“攘外必先安内”和“事急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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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七节　劳资矛盾初显形（）　
“这次广州事变，表面上起因是因为潮州人被贩猪仔，但是究其内里，也是在革命党统治区域里劳资矛盾已经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情调局政治处的戴耀戴参谋站在讲台上给台下的众位大佬分析着。请大家搜索看最全！更新最快的台下的这些总长、司令之类的大佬没有人插嘴，包括总座都认真的听着记录着，其他人也都或者若有所思或者埋头笔记，自己的老大贺敏寒贺局长也在最后一排坐着，戴耀见诸位老大没有提问，就赶紧继续下面的分析。

　　　　“这是我们从上海天纶纺织厂采录的当地工人的薪酬调查表，一般非技术工人的收入都在10…15元大洋，而中高级技术工人的薪酬已经到了18…25元的水平，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是完全可以承担一家三到五口人的生活支出。”戴耀翻开了另一份调查表继续讲解“访谈中某位同济医科毕业生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我自治政府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其实也比革命党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要知道同期的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台下的大佬很多长期居住在山东，而且对于普通民众的事情并不太了解，所以都有些不太敢相信，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要知道这一时期的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就算是共和初年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江浙商会的同仁经常往来，大佬们都知道，现在上海每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比如在相对已经很发达的济南府，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即使是在西北的甘肃农村，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