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仲荫则大呼：“杀宋先生者非他，吴氏奸雄是也！（大拍掌）吾人继宋先生未竟之志，第一当不承认吴氏为北方自治政府的首脑”；
吴宸轩弱弱的说一句“俺是国防部总长，从来就不是北方联省自治政府的首脑，那个自治政府联席会议主席是徐菊人徐老啊。您骂错了，要不改改再骂？”徐菊人一对卫生球眼对这个毫无节操的老大表示自己的崇拜之情。
革命党们骂的正是起劲，没有人愿意在乎吴宸轩他们的辩解，骂错了是常有的事情。反正革命党嘛，骂错了就骂错了，认错的不行。你有本事来南京咬我啊，吴宸轩一向对自己的下限没有信心，不过待革命党骂人的火力全开，吴宸轩才发现自己连“踹寡妇门、挖绝户坟”的坏事都做了不老少，突然觉得自己干的那些恶行其实也没什么嘛，至少和革命党描绘的那个恶贯满盈的大魔头比起来，真实的自己还算得上纯洁无邪。说到此处，一起开会的军政两边的大佬们纷纷起立鼓掌表示赞同，同时为自己的老大继续突破无耻的下限而表示自己由衷的钦佩之情，然后集体转身奔向水龙头那里去清清肠胃了。
革命党的浙江代表陆颂橘则说：“我说主犯并无别人，必系想做北方霸主的那一个人”；黄膺白也号召推倒吴宸轩等北方官僚：“非推倒吴氏不可。欲推倒吴氏，微论吾人，老死继以幼，男死继以妇。即就今日到会二万人而论，有何一吴之不可倒？！”……最奇怪的是，留学英国的法学家、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也参加了大会，对同志们这些肆意践踏法律的言行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来真是“一入革门深似海，从此节操是路人”啊。
由此可见，当时革命党“南派”真正关注的，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查明真相，而是借此案倒吴，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他们对吴宸轩等一众土鳖官僚们窃国的隐忧。因此，刺宋案对他们来说其实不是杀人案，而是有力的政治*斗争工具，通过它可以达到倒袁的政治目的。至于蔡鹤卿他们这些曾经的革命同志期望革命党人“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得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完全是一厢情愿。乔夫、胡传儒等辈关心的不是人道也不是大局，更没兴趣遵循法理，尊重事实。
因此，革命党内部所谓“法律解决”与“武力解决”两派的分歧，不过是手段之争，那“解决”指的不是将宋案查个水落石出，而是借此结果老吴同学。宋遁初7月16日逝世，23日应桂馨被捕，24日租界捕房从应家搜出密件，25日乔夫从南京抵达上海，还不可能知道密件内容，但他当晚就与黄克敌等人商讨对策，“决议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吴氏排斥之”，计划由参议院提出弹劾国防总长吴宸轩案。这就是他们为何自始至终闭着眼睛嚷嚷，只专注于斗倒老吴同学，毫无兴趣通过法庭调查追出真正的幕后主谋来。
革命党这么干可以理解，但最不能原谅的还是革命党人的御用史学家们。他们的机关报不必说，就连丁中江和陶菊隐这些海外的史学人士在其史学著作中也都只敢按着革命党定下的调子跳舞，蓄意把应桂馨的自辩全文中的要紧处略去。不能不慨叹中国史学研究之难，完全在于革命党等政治家们的御用史学家们为后人刻意制造了障碍。
不过在上海的市面上，其实并不是革命党的“吴氏刺宋”的论调占据上风，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与近期的国会大选有关，作为大选失败者的革命党。虽然乔夫力邀宋赴宁共议国事，但是私下里革命党对这个三个月以前的同志非常痛恨，党内打算清理门户，天诛叛徒的不在少数。宋遁初遇难时，他的助手之一北一辉（就是后来成为力主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鼻祖，可不是凤凰座的青铜圣斗士）也在上海，目睹了尸体入殓过程。因自发组织刺宋案真相调查团，他被日本驻沪领事勒令回国。在日后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中，他认为刺宋主谋是陈英士。
刺宋是陈琦美主使的说法在当时就甚嚣尘上。原因之一是陈惯用暗杀手段。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是行刺同属革命阵营的广东洪兴会副会长陆正雄。凶手正是陈的得力助手常凯。在常凯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看总理（乔夫）致蔡鹤卿先生书，益愤洪兴陆正雄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陆，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另一个原因是陈琦美与应夔丞渊源颇深。陈琦美，1878年生，湖州人，于1903年来到上海，在一家丝栈当助理会计。因为他弟弟陈琦采帮青帮大佬范高头的手下赢了官司，范主动提出与陈琦美结拜，使陈也一跃进入“大”字辈。大约就在这时候，陈琦美结识了应夔丞。1906年范高头事发，陈琦美远赴日本，先在东京警监学校学警察法律，后转入乔夫创办的成城学校学军事。1908年，他回上海设立同盟会秘密机关，将应夔丞吸收入会。应家房屋很多，遇有机密事件陈琦美常去借用。
陈有口齿、主意、手段、行动“四捷”之称，据说当时上海的戏园、茶馆、澡堂、酒楼、妓院，哪个角落都有他的党羽。光绪三十四年7月底，革命党中部总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庶务部长。
在革命时一些会党大佬也出面为革命效力。上海光复后陈琦美当上革命军驻沪都督，靠的是会党人士以恐怖手段控制会场，而都督府参谋部谍报科科长正是应夔丞。后来应组织共进会，报纸广告中列在第一位的发起人就是陈琦美。
宋遁初在离开革命党前，陈琦美、应夔丞等人为他设宴，意图弥合乔夫和宋遁初的矛盾。席间陈向宋问组阁之策，宋答以“大公无党”。陈默然，应却骂道：“你简直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报应。”说着就要掏手枪，被在场的其他人劝阻。宋说，“死无惧，志不可夺。”于是不欢而散。上海的沈翔云是陈的重要谋士，也是情调处发展的在陈琦美身边的卧底，从他那里情调处已经得知，革命党内许多人深恨宋，陈、应那些天一直在秘商要对付宋。沈的推断是宋可能要出事，情调局上海站也曾经上报给总部，不过情调局贺老板的批复是“密切监视，切勿惊动”，几天之后宋果然遇刺。
宋遁初遇刺后，很快有警官去现场勘查，从车站酒吧洋服务员那里得知，宋在议员接待室休息时，曾有3个人频频在室外窥探；在宋走出接待室时，其中两人退到里月台西南角的水果摊旁，另一人站在里月台中央，很可能就是凶手。上海警方虽然统属复杂，但是很多人已经是情调统调两处的卧底或者是合作者，上海阿拉还是识相的，所以在两处的督促下，侦破宋案的积极性非常高，让乔夫等人都咋舌，这帮黑狗皮大爷什么时候对革命党（公民党）的事情如此上心了，不过有的人就该坐不住了。
14日（宋遁初遇刺次日），宝善路六野旅馆有人向警局报告，有个房客很可疑。此人叫武士英，身材矮小、面目凶恶，生活窘迫。宋遁初遇刺那天，有个姓冯的带着三四个人来找他。之后武面露喜色，向隔壁房客借了3角钱车资外出。晚上8点他穿着新衣回来，用1元钱还了3角钱的借款。隔壁房客说：哪用这么多！武手里捏着几十块钱，得意地说，事成后还有一千。说完就出门去了。当晚他没回旅馆，第二天一早来店结清房钱就搬走了。
同日，有两人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刺宋是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夔丞主使。之后，又有两人（其中一人之前来过）第二次报案，说古董商王阿法也知道此事。23日晚上，又有第三次报案。巡捕房于是先找到王阿法询问，而后采取了行动。午夜，正在迎春坊喝酒的应夔丞被捕。
至此，此案峰回路转，引起了很多后来史学家的猜测。当然阴谋论者更是怀疑这一切是否有人暗中操纵，不过吴宸轩和贺敏寒、余健等人的回忆录中对此事都是统一口径的，只谈事后的处理，却对事发前是否得到情报，还有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推动案件的侦破都绝口不提，似乎整个上海的山东商会势力和情调局、统调局的上海站都是吃干饭的，瞪着眼睛看戏而已。不过情调局和统调局上海站的两位负责人后来的档案中却记载着当年的工作业绩为优良，这里面的道道，恐怕不足为外人道也。
第三百零二节 刺宋主使有其人（）
既然宋案的第一位被捕的嫌疑人已经落网，就不妨看看这位的来历。◎应夔丞是个身份复杂的人物。1864年他出生于宁波，一名秉钧，后改桂馨。他父亲是个石匠，投靠官府炒卖地皮发家。和后世的很多靠着积极协助政府征地而先富起来的那些政协委员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应桂馨童鞋从小耳濡目染的也对这种抱大腿的活计轻车熟路。
应夔丞年轻时中过秀才，后在上海学过英语，爱挥霍，好结交，江湖人脉广布，是青帮中“大”字辈的大佬，与同是“大”字辈的范高头交好，因为牵连进自立军起义和经营黑道交易，曾被巡捕房拘押，却成功破墙越狱。1906年，范高头被清政府处死，应逃离上海，并改名应夔丞。此后，他捐过官，做过古董生意，办过新式学堂。
武昌革命时，应夔丞动用财力、会党为革命党打探情报。上海光复后，他在革命党的沪军都督府参谋部当上了谍报科科长。后来驻沪都督陈琦美派他护送乔夫去南京，担任孙的卫队长和庶务长，后又被调到黄克敌手下。不过和老黄不对盘的他很快就回到上海组织了一个联合青帮、洪帮、哥老会的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之后又被革命党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虽然江苏是国防军的地盘，程德全这位江苏都督等同于南京市长，但是他的任命还是让应桂馨童鞋有了一身官皮。政府中，江湖上，他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比起这位协助调查的江湖大佬应桂馨的到案，直接凶手武士英的落网更出人意料。应夔丞被捕次日，租界巡捕房去应家搜查证据，发现一可疑人物，经车站目击者和旅馆房客指认，确定是武士英无疑。之后在应家又发现一柄已经射出3发子弹的手枪，子弹的规格与刺杀宋遁初的是同一种。
武士英被捕后痛快供认，他是山西人，在云南当过管带（营长）。行刺前五六天在茶馆认识了一个姓陈的。19日，陈约他加入共进会，派他杀一个“叛党份子”。他答应了。第二天吃过晚饭，陈给他一支手枪，一行4人乘车去火车站，一人在外面望风，另3人买了月台票进站。陈指给他看谁是宋遁初，宋从休息室出来不久他就开了枪。行刺之后逃到应夔丞家，陈已经先到了，他就把手枪交还给陈。他还见到了应夔丞，应称赞他做得很好，但当初承诺的1000元钱报酬他只拿到30元。其实直到刺宋结束，他还不知道自己刺杀的究竟是谁，也就是说宋遁初这位很有可能组阁的大国总理居然被卖了30元大洋，比起耶稣老兄来，悲催的程度有过则无不及。
应、武二人被捕后，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进行了预审。出人意料的是，8月4日的第二次预审中，武士英当庭翻供说他不认识应夔丞，刺宋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因为宋遁初想做总理、想推翻革命中央政府，是四万万同胞的罪人。这份供词让在场的人都膛目结舌，问起武士英对革命的理解，这位却一问三不知，只知道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杀皇上。让人不仅慨叹，革命党的造反手艺潮，连个串供水平居然也如此奇葩，这执政党当的实在是有辱门风。
自称卖字画为生的王阿法作证，此前经由朋友吴乃文介绍，他去过应夔丞家卖画。应拿出一张照片问他能否谋害上面的人，事成之后酬谢一千大洋。他不敢答应，去找做保镖的朋友革命党员邓文斌，邓答应后又反悔。两人的谈话被邓的雇主张秀泉听到，报告了警局，随后邓陪王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去报案。
但应夔丞始终不承认与刺宋案有关。他说他的确见过王阿法，不过当时王是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来求职的。至于买凶“我就发疯亦不能（对他）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他说他也不认识武士英，把他收留在家中是因为武自称杀了宋遁初，他想稳住武，找机会处置，并推想主使者或是暗杀党，或是反对党，或是党内反对宋的人。应桂馨的答对倒也别致，不过直到被捕的前日这位还放任杀人凶手在大街上闲逛，真不知道这里面稳住凶手的说法有几成可信。但是不管全国人民如何质疑，革命党方面是相信了，他们的报纸上纷纷指责工部局偏袒北方，应桂馨是革命元勋，反清志士，绝不会做出买凶*杀人的勾当。却忘了在革命的年代里不管是陈英士还是革命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没少搞刺杀，而一言不合对自己的同志动刀动枪的也不鲜见，至少光复会等投靠了吴宸轩的组织里，就有被革命党搞的人间蒸发的。至于原来的会党头目不满意革命党对于他们的过河拆桥，企图和革命党分享胜利果实的家伙，被他们用革命的暴力去镇压的也不是个例了。
革命党的叫嚣自然在南方是一呼百应，因为那些军头们控制的地段也发现了很多工商业主、知识分子，甚至军队里的基层军官都有北逃的倾向，有钱人是被敲诈的没办法，有知识的是向往山东、江苏、浙江、北平、天津等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氛围和科研基础，至于军官就更加简单了，一方面是国防军的强大实力和正统的牌子，另一方面是国防军中任用制度的公开透明还有诱人的福利待遇。自觉的有两把刷子的又在这些任人唯亲的军阀队伍里混的不如意的家伙们，纷纷脱离队伍，转道北上，去换一身呢子铁灰军服穿穿。例如从陕西归来的滇军上尉朱守仁朱云阶兄就来了个挂印封金，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就直奔山东商会的昆明驻庄，凭着一封当时张参谋的介绍信就被妥妥的安置好，很快就拿到了去越南西贡的船票。经过缅甸坐船去了西贡，然后转道上海到了青岛。第二年的年初就到了济南府，被特批进入枣林军校的预科班进行学习，虽然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这位对于当学员还是没有一丝的顾虑，等到他参加了欧战之后，再回到学校学习了两年，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国防军的一名装甲团团长了，当然这位未来的元帅后来的成长可能不如他的前世，至少没有当上元帅。不过以上*将军衔退役的他也算是军中的一员名将了。
这场举世瞩目的会审公堂的七次预审，没有审出什么眉目来。之后，刺宋案被工部局移交给中国方面。江苏都督程德全、南京政府的民政长应德闳会同上海检查厅厅长陈英等人接手案件，调集人手对从应家搜集到的证据（包括手枪一支、子弹两颗、密电码3本、函电证据7包、一大木箱、皮箱一个、皮包一个）进行检查，对所有重要证据共同盖印并拍摄照片。8月15日深夜，程、应通电公布了部分证据。前直系北京政府的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名字浮出了水面。
洪述祖，字荫之，1855年生，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玄孙。据当时媒体报道，此人善于钻营，自诩为纵横家，在刘铭传、张人骏手下做过事，屡次因犯事（贪污受贿、伪造地契、盗卖矿山等）被革职甚至坐牢。武昌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