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第9期 … 科学美文
刘易斯·托马斯
《科学的危险》导读
托马斯·刘易斯人很有趣，他1994年逝世，生前因为不同的作为而被人看做医生、病理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他身材壮伟，穿着讲究，绅士派头十足。1970年在耶鲁大学当医学院院长时，曾应邀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演说，演说的整理稿辗转传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结果他被该杂志的主编缠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后来所有篇目结集成书出版，一书名《细胞生命的礼赞》，另一本叫《水母与蜗牛》。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章就选自后者。
在本文中刘易斯指出：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有一种恐惧感，经验证明每一次进步都产生了大家都没有料到的结果，我们没有能力预测和控制未来，但我们的理性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托马斯用一种近乎俏皮的语调分析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结论相当与众不同。在他的思想里我们看到了豁达睿智的学者风范，但在他的文风上我们看到的就不一样了——那似乎是一个被无知者群体的众口一词所激怒的、逆反的孩子在讲话。
如今，有个批评科学和科学家的专用词，叫作狂妄自大（hubris）。一旦你说出了这个词，你就说出了一切。这一个词，概括了今天公众头脑中所有的恐惧和忧虑——忧虑的不仅是科学家们自己的让人难以忍受的态度——人们认为他们是这样的；在这同一个词里，还包含着另一层忧虑：人们还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所作所为正在使这个接近结束的世纪变得极其错误。
Hubris是个有力的词，包含着多层有力的意义。它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但有着自己的新生命，早就远远超出了本意的藩篱。今天，它已足够强大，正以千钧之力，对人们无处不竭其心智提出非难。人们的这种态度曾导致了露天剥采，近海钻油，DDT，食物添加剂，超音速运输机，还有那小小的圆圆的塑料粒子，新近发现这种粒子正在塞满马尾藻海的水域；这种智力活动也想出了原子核的聚变和裂变，使之能把一个个城市先吹倒后烧掉。
现在，生物医学正急起直追，就要赶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科学和技术了，于是也就招致同样的批评意见，用的也是那个贬义词。据说，整个生物学革命，都是狂妄自大造成的。是狂妄自大的态度，给我们开辟了这样的前景：行为控制，精神病外科学，胎儿研究，心脏移植，从其自身的一点一点非凡的细胞，无性繁殖出性能特出功勋卓著的政客，还有医源性疾病，人口过剩和重组DNA。最后一个，这种让人们得以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嵌合到另一生物的DNA上面的新技术，被作为狂妄自大的最高典型。人要自作主张随意制造杂种，就是狂妄自大。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第一个词，从杂种（hybrid）到狂妄自大（hubris），在这里，那个人为地把两个存在结合在一起的意思不知怎么仍然保留着。今天的结合直接是希腊神话式的：这是把人的能力与诸神的特权相结合，而今天批评者使用的，正是hubris一词中所含的强作妄为的意思。这个词就是已经长成了这个样子，成了一个警告，一个专用的咒语，一个来自英语本身的速记符号，它说明，假如人开始作那些留给诸神作的事情；把自己神化，结果会是很坏的，在象征的意义上，比公野猪配母家猪生下的杂种对古罗马人来讲还要坏。
因此，被指控为狂妄自大是极其严重的事件，要进行反驳，不是简单地嘟囔几声“反科学”和“反智力”等等所能胜任——这正是我们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现今所作的。对我们的科学事业的怀疑，来自人类最深刻的忧虑。假如我们是对的，而批评者们是错的，那么，情况只能是狂妄自大这个词被误用了。强作妄为并非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科学，存在（至少一时存在）着根本的误解。
我想，有一个中心的问题要对付。我还不知道如何对付它，尽管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回答是什么。问题是这样的：是否有某些信息，导致人们不管怎么知道了一些人类还是不知为妙的东西？科学的探索有没有一个禁区？设置这个禁区的根据，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该不该知？对有些事情，我们该不该半途而废，停止探讨，宁可不去获取某种知识，免得我们或任何人会利用那种知识来作些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但我得承认，这个回答是直觉的反应。可是我通过推理想透这个问题，我既不情愿，也没有受过那个训练。
在科学界的圈里和圈外，都已作了一些努力，要把重组DNA作为解决这一争论的焦点。这一研究的支持者们被指控为纯属狂妄自大，是僭越诸神的权利，是僭妄和强暴；更有甚者，他们自己都承认在干着亲手制作活的杂种的勾当。坎布里奇市的市长和纽约市的首席检察官都得到建议，要他们立即制止这件事。
然而，关于要不要给知识划定禁区的争论，却与此大不相同，尽管那当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已经有了，而争论的热点在于它在技术上的应用。DNA已经被用来制作某些有用而有趣的蛋白质，那该不该把它跟大肠杆菌（E·coli）结合呢，有没有可能插入某些错误种类的毒素或危险的病毒，然后，又让新的杂种逃出实验室，在外面扩散？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制造病原体新变种的技术，该不该因此而被制止？
假如争论控制在这个水平，我看不出为什么它得不到解决，有通情达理的人就行。上个世纪，我们已学会了好多处理危险微生物的方法，尽管我不得不说，重组DNA研究的反对者们倾向于贬低这一大块知识。曾经有过这种或那种危险的东西，如狂犬病病毒，鹦鹉热病毒，鼠疫杆菌，还有伤寒杆菌，被研究者在保险的实验室里加以处理，仅在罕见的案例中，有研究者自己感染上了，而造成瘟疫流行的案例则是决然没有的。像有些论者现在坚持的那样，设想造出了又厉害又贪婪的新病原体，能逃逸出同样保险的实验室去危害整个人类，这个假定是颇费想像力的。
但这却正是重组DNA问题的麻烦所在：它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争论的两边都曾多次大发其火，而且还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场争论听起来已经不像是关于技术安全的讨论，而渐渐像是别的什么，差不多像一场宗教的纷争了。这里又回到了那个中心的问题：科学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该知道的？
在这个问号之后，不可避免地还跟着一长串难以回答的问号，领头的一个就是要问，首先，作决定的人该不该是坎布里奇的市长？
或许，我们大家最好还是放聪明点，急流勇退，趁重组DNA的事还没有扩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赶紧罢手为好。假如我们一定要就此干一架，让它局限于讨论之中的重组物的安全和保安问题，无论如何，要让我们有一些规定和守则，来确保公共安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提出或甚至暗示到这些规定或守则，都要遵守。但是，假如可能，让我们别碰那个给人类知识划定禁区的问题。那里面针线大多，我们简直就不可能对付它。
说到这儿，已经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我已经站到一边去了，而且我的观点完全是偏见。没错儿，是这么回事，但要加些限定。不要以为我是多么支持重组DNA；我的观点，与其说是支持重组DNA研究，倒不如说是反对那些反对这方面探索的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传染性疾病病原体的研究者，我不客气地驳斥那种断言，认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实验室里防止感染，更不知道如何防止它们逃逸出来，让它在实验室外扩散。我相信，关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很多，老早就知道了。此外，我还认为，宣称人能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要命的致病微生物，那也是一种相反形式的狂妄自大。在我看来，一种微生物，要经过很长时间，通过长久的共同生活，才能成为一种成功的病原体。在某种意义上，致病性是一个需要高度技能的行当，在地球上无数的微生物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一些卷入了其中；大多数细菌忙着自己的事，进食，进行着生命其余部分的循环。说实在的，在我看来，致病性是一种生物事故，信号由那些微生物误指了，或被寄主误解了，像在内毒素的情况中一样。或者，寄主和微生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太长久了，结果，某种形式的分子拟态现象成为可能，像在白喉毒素的情况中那样。我不信仅仅通过把新的基因组合放到一块儿，就能造出一些生灵，能像一个病原体那样——因为病原体必定是那样的——有高度的技巧，而且适应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正如我从来不信来自月球或火星的微小生命可能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一样。
但是，我说过，我拿不准争论争的真的就是这个。在它背后，还有另一个讨论，我希望我们用不着陷进去。
关于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我不能置一词。那些学科在本世纪有了长足的进展，用任何标准衡量都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在生物科学和医学中我们实在还大无知了，还不能开始作出判断，什么东西是我们该学的，而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该学的。相反，我们对于能够抓住的一点一滴都应该满心感激，我们探讨的范围应该比今天的大得多。
用“狂妄自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得十分小心，应保证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时候不去用。把它用在追求知识上面，就要冒很大的风险。知识的应用又是另一回事。在我们的技术中的确存在大量的狂妄自大，但是，我不认为，寻找关于自然的新的信息，不管在什么水平上，可能被称为非自然的。真的，如果人类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什么属性，使他们能区别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灵的话，那就是他们不知餍足地、不可控制地求得知识，然后跟这一物种里的他人交换信息的驱动力。想一想就是这样，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学习。我还想不出有什么人类冲动能比这一个更难以驾驭。
但是，我却能想出许多理由来力图驾驭它。首先，关于自然的新的信息，很可能引起什么人的不安。关于重组DNA的研究已经够让人不安的了，不但因为现在正在争论的一些危险，而且还面对一个事实，人们会从根本上受惊的，这个事实就是：控制着这个星球上生命的遗传机制，竟然会这样容易地被随意糊弄。我们不愿意认为，任何像物种家系这样固定、稳定的东西，可以被改变。那一想法，认为基因可以被从一个基因组取出，插入另一个，是让人沮丧的。古典神话充满着混杂存在物，半人半动物，或半人半植物，而其中大多数是跟悲剧相联系的。重组DNA让人记起了一些噩梦。
对于这种事情，社会最容易作出的决定是，指定一个代理机构，或一个委员会，或者在代理机构下的分支委员会，去调查该问题，并提出建议。而面临任何看起来正在惊扰人们，或使人们不舒服的过程，一个委员会所能采取的最便当的方针，就是建议停止那事，至少暂时停止。
我能很容易地想像一个这样的委员会，由无懈可击的头面人物组成，得出结论说，就基因移植作进一步探索的时机尚未成熟，说我们应该暂时把它放一放，没准儿放到下个世纪，转而作些别的不这么让人为难的事情。为什么不弄点更招人喜欢的科学，比如说，如何能更便宜地得到太阳能，或精神健康？
麻烦在于，一旦这一研究开始了，那就很难停止它。毕竟有许许多多科学研究，为大众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所不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在华盛顿建立了挤满屋子的小组委员会啦，常设委员会啦等等，来表彰，然后控制科学研究。提醒你一句，那表彰或控制的依据，不是那新知识的可能的价值和用处，而是要保卫社会不受科学狂妄的骚扰，抵御一些知识，那些知识我们还是没有为好。
那绝对是个令人神往得抗不了的消磨时间的好办法，人们得排长队申请委员资格。几乎什么事都会成为正当的攻击对象，任何跟遗传学沾点边的，有关人口控制，或者反过来，关于衰老问题的研究等等，当然是非禁捕猎物。极少学科能够走脱，大概有几样是例外，比如精神健康。在这一领域，没有人真的指望能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什么新的或让人不安的事情。
遇到最大麻烦的研究领域，将是那些已经包含某种东西，会让人迷惑和惊讶的，并可以想见会震荡一些现存教条的。
要预言科学将会生出什么结果，那是很难的。假如是一门进展顺利的学科，那就不可能作出预言。这是科学这一行当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发现的东西真是新的，按定义讲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无法预言真正新的研究线索会引向何处。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没法选择你认为你将会喜欢的，而关闭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快的线索。你要么有科学，要么没有科学，可一旦你有科学，你就必须在接受那些规矩的、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接受那一片片令人惊讶、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让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这样。
我感觉完全有把握的惟一一条硬邦邦的科学真理是，关于自然，我们是极其无知的。真的，我把这一条视为一百年来生物学的主要发现。它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条发人深省的消息。假如听说，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前头的路是多么令人迷惘，连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些最辉煌的头脑也会大吃一惊的。正是这种突然面对无知的深度和广度的情形，才代表着20世纪科学对人类心智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们终于要大胆面对这一事实了。早些时候，我们要么假装已经懂得了事情是怎样运作的，要么就无视那一问题，或者干脆编造一些故事来填补空白。现在，既己开始诚恳地探索，一本正经地搞科研，我们终于得以窥见那些问题有多大，离得到答案有多远。正因为如此，对人类心智来说，现在正是时世维艰，难怪我们心情沮丧。无知不算很坏的事，假如你对这一事实完全无知；难就难在，多少清楚地知道了无知这一现实，知道了有些场所最糟，偶尔还有些场所不那么糟，可是，在任何隧道的尽头都没有真正的曙光，甚至连真正可以信赖的隧道都还没有。真的是艰难时世呵。
但我们已经开了头。在科学事业中，我们应该有某种满意，甚至狂喜。方法对头，很可能没有什么想得到的问题是不能得到答案的，甚至包括意识的问题也迟早会得到答案。当然，一定有些我们还想不到的问题，从来想不到的问题，因此人类心智的能事也有了局限，而关于这些问题和局限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可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如果我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干下去，我们应能通过工作得到所有的答案。
我以这样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用了我尽可能作出的臆断和尽可能唤起的信心，为的是提出另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狂妄自大吗？是否有某种东西是根本上非自然的，或内在的错了的，或危险的，让我们这一物种这样野心勃勃，驱使我们大家去达到对于自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全面的理解？我不能相信这个说法。我们这样富有好奇心，洋溢着问号，天生具有可以提出清楚问题的才能，而让我们甘于跟其他物种平起平坐，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