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的。在俱乐部的晚会上，她的笑声最响。她爱逗弄小伙子，一个个被折腾得晕头转向。战争爆发之前，她二十二岁，我才十六。事情明摆着，我的爱情只有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才能表露出来。那时节，我还没有注意到安东妮娜。
“他那个小丫头安东妮娜也不是好货，”女主人接下去说。她仿佛在顺着我回忆的思路讲。“碰见人。瞧也不瞧，吭也不吭，一句话也没有。为啥呢？”
“行了，”我说。我不想继续这种议论。“还是谈谈什捷勃列诺克的情况吧。他为什么要到区中心去？”
马利亚斯老婆顿时耷拉下脑袋。
“他那天早晨在干什么？”
“没干啥呀……咱们是一块上老邻居克罗特家去的。老邻居家杀猪，请咱们去帮忙……人家那日子过的才火爆呢！脂油运到基辅去，路程有三百俄里！①”
【注 ①：等于1．06公里。】
“克罗特是个有钱的大老板，”马利亚斯为老婆帮腔。
“那什捷勃列诺克到他那儿又去干些什么？”
“没干啥呀……”女主人回答说。“克罗特求他帮忙杀猪。可什捷勃列诺克没答应。他说没工夫。说罢扭头就走了。咱俩留在那儿了。”
“血肠那玩意可真香，”马利亚斯叹了口气，说。
……当我从他家出来的时候，马利亚斯老婆悄悄地说；“卡佩柳赫同志，听说，区里要给‘小鹰’们发煤油和玻璃灯罩，这可是真的？您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德国占领军的受难户去申请一份呢？”
到这时我才明白她慷慨好客、盛情款待的原因。这是我唯一的新发现。
我耸了耸肩膀。
“什捷勃列诺克说，他要帮忙的，”她说，“可是没来。”
我恍然大悟，她对房客的牺牲表示惋惜，是有她自个儿打算的。人们悼念自己亲戚朋友的原因，确是各不相同。但是我并不急于为这一点指责她。她和她的丈夫要是有什么话不肯完全倒出来，那才更糟糕了……可人们为什么要把真话全说出来呢？这对他们是有危险的。土匪就在附近的林子里，在格卢哈雷村的周围，指望我和波佩连科两个人保护，那是指望不上的。如果我们能够打一次胜仗，哪怕是一次小胜仗也好呀，许多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眼下，格卢哈雷村的居民个个提心吊胆。我去参观陶厂的时候，又一次考虑了这个问题。
第七节
雾已经腾起，一团一块地往树林方向飘去，村子的上空一片澄清。从马利亚斯家座落的小山岗上往下望去，格卢哈雷村尽收眼底。两排小木屋，中间是一条很长的街道，顺着街道往下走，就到陶器厂。厂房是一幢草顶板棚，上有两个砖砌的粗大烟囱。这两个烟囱使得板棚宛若一艘破旧的轮船。嗯，要是陶器厂是一艘小轮船的话，那么格卢哈雷村就象被这艘轮船拖着驶回林海的一队驳船。
陶器厂的后面，紧挨着红泥坑，再下去就是一大片树林。而这队驳船两侧的树木倒并不太密。这里是由农田和菜田组成的中间地带。秋播田绿油油的，很是显眼，一条小径婉蜒田间，直通树林里的泉眼。
秋播田的后面，加弗里拉岗象只帽子似的扣在一片黑油油的耕地上。岗顶是一座带有墓地的小教堂。那座
木头教堂早已付之一炬，如今只剩下一片墓地。那儿安息着我的外祖父伊凡·卡佩柳赫，他是普列西耶地区卡佩柳赫家族的始祖。传说，他是从查波罗什迁来的。
雾离开树梢越腾越高，但是不管大阳把这层帷幕拎得多高，地平线上还是只能看到一样东西——树林。这片树林近处看来，苍翠中带点儿九月的黄色；可是往远看，就慢慢变成了淡紫色，雪青色，最后化成一片若隐若现，无以名之的颜色。
两条一纵一横的道路，坚定而又果断地截开菜田和农田，延伸到莽莽的林海里，就消失不见了。格卢哈雷村有两条路可以通到外面：一条跟街道南端相接，穿过沙拉耶小林，越过英沙河，把我们村跟奥任联结在一起。一条绕过陶器厂和采泥场一直通往白俄罗斯。本来还有第三条：从村中心出发，穿过梨庄，一直到达集市贸易大村庄米什科尔齐。可是如今这条道路几乎没有人再走了。米什科尔齐大道要经过“防区”这个叫人胆战心惊的地方。我们这一带常用这个名字来吓唬孩子：“再吵，我送你到防区去”，“别往林子跑，小心跑到防区去”。
先前，“防区”这个词儿没有什么叫人害怕的，不过是防御工事区的简称罢了。在战前的几年里，我们这一带开始建筑一道防线，北起不可逾越的沼泽地带，南至大草原。但是只建筑了几个地段，法西斯突然出现的时候，这几个地段也没有完全竣工。反坦克壕、掩蔽部、地堡、永久火力点、内岸、地下贮藏库、交通壕、清除了林木的扇形射击面，观察所等构成了一个网，这个网在树林里变成了一座荒芜而神秘的城市。
就象所有建成而被人们废弃不用的建筑工程一样，就象所有令人莫解的东西一样，这个“防区”使四周居民产生一种带迷信色彩的恐怖感，变成了一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个中的原因不完全在于人们故弄玄虚。在德国人从我们这一带狼狈逃窜之后，法西斯的残渣余孽就凑集在这个防区里。
他们就象上荒山①那样，纷纷涌到这个防区来，因为那里藏身之所多的是。伪警察、伪乡长、翻译官、班德拉匪帮的得力干将——这些家伙，德国人不想带回德国去供养，就一脚踢开了。于是，他们就在防区的许多地堡里生上炉子，经常结火搔扰波列西耶地区周围的村庄。在大部队还驻扎在附近地区的时候，在游击队尚未编入正规军的时候，防区遭到几次彻底搜查。有的匪徒当场被击毙了，有的举手投了降，指望法庭从宽发落，最后防区里只剩下一批只等上绞架的死硬分子。他们都是狗胆包天、鬼计多端的亡命之徒。战争情况，他们清楚极了，眼下没有人到这迷宫似的防区来赶他们。战线往西方推进很远了，所以保护居民不受土匪侵扰的责任按照计划应该由剿匪营，或者照老百姓的说法，由“小鹰队”承担起来。
没说的，通往防区这条路对我是不通了。从前我还敢冒险跑到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同志住的梨庄去，现在我可不能再往那儿瞎闯了，因为这个庄子座落在离米什科尔齐大道只有七公里左右的地方，从那儿到防区真是近在咫尺。顺便说一说，离防区这么近，萨盖达奇内倒并不感到不安。他不怕土匪……大概，姓萨盖达奇内②的也可以指望土匪高抬贵手吧，但是我还是为这位老人担心。老人住在一座泥抹的陋室里，里面有无数只书架，摆满各种各样的书。我想，老人的一生，就是在这些好书的熏陶之下度过的，他想象不出来火烧鬼是个什么东西。火烧鬼是个喜欢用弹性电缆绞死人的恶棍啊！
【注 ①：据民间传说记载：魔鬼于夜间纷纷上荒山聚会。】
【注 ②：在乌克兰历史上，彼得·克诺诺维奇·萨盖达维内（1622年卒）当过盖特曼（查波罗什哥萨克的首领）。】
是啊，现状就是这样。我没有权利毫无作为地待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土匪再把什么人打发到西天去。
我站在马利亚斯的家门口，观赏了一会儿从迷雾中完全浮现出来的莽莽林海，然后举步往陶器厂走去。
第八节
陶器厂的两个烟囱在一个劲儿地冒烟。这个从不停工的庄办小厂，实际上的确象拖船在拖着格卢哈雷村这个驳船队。它养活整个村庄，红泥土层弥补了波列西耶的贫瘠土地。格卢哈雷村半数以上的居民都在陶器厂里做工。
陶器厂的院子里，露天放着一摇摆码得整整齐齐的陶缸、陶罐、陶桶、陶瓶、悬钩……每当我看到这些色调绚丽、釉彩 的财富，我总不禁张大嘴巴，“两只眼珠子瞪得有鸡蛋那么大”。想当年，谢拉菲玛姥姥第一次出波列西耶地区，来到铁路边上，见到火车头时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些普普通通的、陷在农村艰难生活的泥泞中不能自拔的人们，竟能创造出这样美好的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我熟悉这些人，他们是我的左右邻居，他们在婚礼和洗礼宴会上唱歌、喝酒，他们相互之间经常骂骂咧咧，他们煮猪食，在集市买这卖那，在晚会上嗑葵花子，他们剁白菜，腌黄瓜，他们代马儿拉犁耕地，他们砍伐树木，手上都磨起了血淋淋的老茧，他们刨树墩，他们祈祷上帝又诅咒上帝，他们怎么能创造出这些财富来呢？他们是怎么白手起家、用村外四郊挖来的烂泥塑造出这么些稀罕的陶器的呢？那细颈的罐子，用指头一弹，就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那陶桶活象一只只正在吃草的绵羊；那悬钩弯成圈圈，象即将奏出动听旋律的弯管号角。那啤酒花的柔枝、紫罗兰、牛眼花、鸡脚花，这些色彩斑斓的图案又是怎么绘上去的呢？
我一把推开了那扇包着破布的沉甸甸的大门，跨进了板棚。进门就是焙烘车间。一座红砖砌成的大炉子正在冒出熊熊的火焰，一排排搁板上放着单色的陶器泥坯。泥坯中的水份在这个充满潮湿泥土味儿的闷热的南方气候里慢慢蒸发掉。谢拉菲玛姥姥在炉边做了多年，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她才那么干瘪，皱纹才那么多，皮肤才那么黑。要说谢拉菲玛在非洲呆了半辈子，那是不会有人怀疑的。
现在，谢拉菲玛已经年老退休了，接替她做这活儿的是克里文季哈。她回过头来打量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的马枪，一句话也没说。在烧得这么旺的炉堂旁边干上半天，哪还有闲心多打听闲事！
大门的左面是第二座炉子，绘上图案、上了釉的器皿就在这里焙烘。我往右一拐，向一间大厂房走去，这间厂房跟焙烘车间隔着一块破帆布帷幕。我没有立即走进去，只是停止脚步，稍稍撩开帷幕往里观看。背着马枪，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来到这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们面前，总有一点尴尬吧。
这间大厂房占了厂子一大半，是最主要的车间。由于场地太小，这里除了陶工和他们的木头转盘车外，还有上釉工、塑形工、压光工一起挤在一条长桌旁工作。这些活儿本来都是男人干的，可是如今偌大厂房里全是同一种颜色的头巾。
只有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在陶工转盘车后面，有三个男人——谢麦连科夫和两个七十岁的老头儿，戈列努赫孪生兄弟。两兄弟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们在战前就已经退休了，现在又回到了厂里。
谢麦连科夫是个细高个儿，身材很不匀称。他穿一件不大合体的棉袄，袖子宽而短，勉强遮住他的肘部。相形之下，他那双手，特别是手腕显得特别细。他的左手只有三个指头，好象晃晃荡荡地吊在胳肢窝下面。
谢麦连科夫从小落了这个残疾。还在战前，这个厂就有整整十台转盘车，干活儿的都是周围有名的世代家传的能工巧匠，然而就在那时，谢麦连科夫在他们中间已经是顶儿尖儿了。难怪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火烧鬼父子刚把厂子“过户”到自己名下，立刻就把这个陶工请到了厂里。有人说，谢麦连科夫从前当过教师，后来忽然爱上了泥土，就抛弃了原来的职业。
谢麦连科夫拱着他的驼背，目不斜视地俯身在陶器转盘车上。对他来说，周围似乎不存在任何东西。他那两只踝骨很细的光脚板，飞快而灵活地踩着转盘车下面的转轮。他微微眯着双眼，仿佛瞄着只有他一个人晓得的远距离标尺，把淡红色的湿泥团投在转盘上。
这团泥越转越快，陶工的两只脚飞快地上下闪动，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轮廊。这时，谢麦连科夫伸出他那只蟹螫一般难看的左手，三个指头全戳进那个由于飞速旋转仿佛变成静止皮球的泥团。大拇指在皮球上戳了个洞，一个孔；转眼间这个一动不动湿润发亮的皮球开始变大。三个指头好象在吸引皮球，让它往上长，刹那间长成了一个圆柱。这当儿，右手掌轻柔地拍拍圆柱，仿佛抚摸一样，而那三个指头的左手，更深地滑进孔里。圆柱的下半部渐渐地变圆，而上半部越来越细，越来越快地往上长。金属模一闪，把这团泥抿个溜光，仿佛加快了这只皮球的变形。
我看见转盘上出现了一只器皿。最令人惊叹的是，这只器皿就在原来的地方越长越大……几个手指象捏花儿那样把器皿捏了出来。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几分钟。我屏气凝神地站在那儿，忘掉了一切。一只精致的细颈罐子在旋转的圆盘上发出湿润润的亮光。奇迹产生了……
但是看得出来，谢麦连科夫还有点儿不满意，他把转盘踩得更快了，手指的动作快得几乎看不出来。这一来，罐颈又稍稍变细些，罐身又变直些，形状象女人的大腿。接着，谢麦连科夫让转盘稍微停了片刻，把头侧向一边，仔细地打量自己的作品。然后又把转盘踩快，罐身开始拔高，变细；这个器皿变得象小姑娘的修长体形，显得分外轻盈，纤细。那纤细的腰形罐颈忽然笔直地向上绽开了一个口儿，我觉得，活象少女那对棱角分明、线条笔直而娇嫩的肩膀。
全部结束了。谢麦连科夫又踩动两三次轮盘，一会儿决，一会儿慢。踩完，指头在泥坯的发亮表面上移动几下，就伸手取铁丝，准备把罐子从转盘上切下来。这时他回过头，望着绘图工坐着干活的那张桌子，两只眼睛里闪过一种疑问的、甚至是抱怨的表情：“喂，怎么样？”他对作品能否成功没有把握，他需要人家的支持。
……这个罐子将来会由一个喝得醉熏熏的运罐工人运到奥任，卖给哪个老眼昏花的老奶奶，让她去存放引火的东西。谢麦连科夫这样激动、这样卖力，难道就是为了这么个罐子吗？
我循着陶工的目光发现了安东妮娜。她坐在那儿，依然戴着过去一直戴的那块黑披巾，把脸全遮住了。但是我从她那脖颈轻盈而优美的动作，从她那少女棱角分明、挺得笔直的肩膀的转动姿势，还是认出了她。父亲送去目光是向她征询意见、寻求支持的。
她转过头来，对他赞许地点了点头。谢麦连科夫松了口气，把罐子从转盘上切了下来。
我很想看看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娃如今出落得怎么样了。我记得，战前她还是个鼻子尖尖的小姑娘．整天同地那个漂亮的大姐姐形影不离；然而，走在秋播田里的那一个举止那么骄傲，步伐那么稳重、从容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尖鼻子的小姑娘呀！她用披巾把脸蛋儿裹得严严实实，仿佛故意躲避某些人的好奇目光，想把自己同这个世界隔开。我并没有理会这个，往前一冲，跨上几步，几乎跑到了厂房的中央，那儿象在新抹上泥的板棚里一样，散发出刺鼻的湿泥味儿。
这时节我才发现，不少女工放下了手里的活儿，抬起眼情望着我。我顿时醒悟过来，赶紧背背好马枪，摆出一副一本正经而又急迫的样子，迈开步子绕着桌子，拐弯抹角地往坐在转盘车旁边的谢麦连科夫的方向走去。
他刚刚又把一块料坯扔到转盘上，正打算把那只三个指头的手戳进去，象变魔术似地做他的罐子或者“百宝”盆的时候，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继续机械地在转动着脚下的轮子，但是那只手却僵在料坯的上空。我非常清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