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苏北就认为他把辞职信交给吴运韬是正确的，他只能这样做。
苏北对自己说，其实我的期望很简单，就是辞职信本身表达的那样平平安安退休，安心于创作，他甚至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这样的设计：回老家去，和大姐住在一起，在院子里种上一些蔬菜，在青山碧水间享受生命；他知道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还原为一个从来没有走出大山的孩子，以最自然的形态完成一个自然人的生存过程。是的是的，这样，他就可以安心于写作了，生活给了他那么多馈赠，他会将它们转化为文学作品。但是，他不再想在文坛争一个位置，他不再想了，任何能够把人变为奴隶的东西，他都不再去想。再者，文学已经如此堕落，他不认为与余馨娇那样的消费文化作家为伍是一种荣耀。作家已经把所有能够变现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今天女儿写父亲，明天妻子写丈夫……相反，多少有思想有艺术品位的作品被排斥在文坛之外。他叮咛自己说，读书和写作只有祛除了功利的算计，才能够成为纯粹的使人心灵安宁的东西。
他渴望和迷恋这种东西。
…………人才
此时，窗外突然寒风凛冽，飘来了硕大的雪花。一场大雪覆盖了北京以及北京周遭地区，包括辽阔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所有的土地和山峦都被大雪覆盖了，大地的曲线因为厚厚的积雪变得异常柔和，像是婴儿肉体的曲线。
雪野上没有任何能够游走的动物，只有树木象征性地坚守着自己的职责。
这个惟一孕育了文明的星球，越来越认不出自己了，有时候它要借助于器具对自己做出品评。
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感到厌恶，它厌恶自己变得苍白失血的肉身，它说它应当比这要好的，应当比这要好的……风大起来了，好像纠集起了无数头猛兽，它们低吼着，发出哀鸣。
它们马上就要扑过来了，要把所遇到的一切都扯碎。
这样的大雪！
北京很长时间没有下这样大的雪了。
半夜他又醒了。他没有开灯，让自己继续浸淫在浑沌之中。他面前的处境像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占据着他整个精神世界。那是由黑暗、绝望、无可奈何等组成的实体，沉沉地压着他。他和现实世界的联系像游丝一样脆弱。他，一个弱小的生灵，在这广漠的天地之间踽踽独行，连影子都没有。他想到了卡夫卡精心营造的那个地洞。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洞啊。那个地洞在哪里呢？在欧洲吗？他能赶到那里去？他能躲到那里去……不不不，他说，我无意享用它的劳动成果，我只是想帮助地洞的主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挖挖沙土，填堵一些可能会带来危险的薄弱之处。就连这也不可能吗？它是那样惊恐，它从一开始做的就是怎样万无一失地守卫它的孤独，我怎么好去打搅它呢？不能。那就让我也为自己挖一个地洞吧。土地是那样瘠薄，这是由黑色砂粒和胶土凝结成的土地，在这样的土地是不可能打出地洞的。你无处躲藏，苍白的太阳烧烤着苍白的大地，风在远方荡起一处处尘埃，尘埃在大地上像孤鬼一样漫行，留下凄厉的悲鸣。你到哪里去？你徒然挥动着所有的细小的腿，你觉得你在前进，可你是在往哪里前进呢？也许你根本没有前进，仅仅是逃生的欲望使你产生的虚幻的感觉。你不能动，就像格里高尔无法离开他的床一样。格里高尔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荒唐的困难处境，他就再一次告诉自己，像这样呆在床上是不行的，他还是要做出努力，让自己从这令人厌恶的床上离开。马上就到上班时间了，不离开床怎么行呢？格里高尔说，七点一刻前无论如何要离开床。肉体把我们放到了我们未曾期望的地方，我们只能依靠精神的飞翔。但是当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精神被打断了翅膀，它徒然地跳着，嘎嘎地叫着，可是它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它翅膀上和它一再扑蹋的土地上浸了殷红的血。它徒然地跳着，就是飞不起来。我们究竟是被何种东西所困扼？是精神困扼了肉体，还是肉体困扼了精神？我们能把肉体打碎让精神飞扬而去么？或者我们苟且一些，把精神扼杀，再在世间增加一具行尸走肉？我想离开那张床哦，还有比这更强烈的渴望吗？我渴望离开它，同时渴望脱离这一望无际的大地，我用不着让地洞为我护身了。我飞扬起来，我嘲笑着大地同时也嘲笑我遗留在那里的不断萎缩干瘪的皮囊。可是它飞不起来哦，它飞不起来，它永远飞不起来，从古到今还没有人能够让它飞起来。这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命定么？这是上帝在造我们时为我们锁上的枷锁么？我们无法挣脱，无法挣脱……那就让我们匍匐下来吧，让我们屈从于大地，让我们重新回到床上……那是多么深沉的恐惧……那不是疼痛，那是恐惧。好吧，那就让我们把精神拖回来，束缚住它，把它投到火里让它燃烧。我们对天对地都说，我们屈从了，你看，它在那里燃烧。不幸的是它不死啊，它在火里还像在大地上那样不停地跳跃。现在它更激越地上下翻飞，我看到它黑色的羽毛在燃烧。可是它不死，它就是不死，它吱吱地叫着，述说着恐惧，它就是这样在恐惧中歌唱。这时候，我们的肉体无法保持清高。当精神的痛苦和肉体联结时，肉体会感受到电击一样的疼痛。不要扼杀精神，它是不死的，它不死……我们还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被固定在了某一个位置。卡夫卡是那样想移动，他没有办到。约瑟夫？K也没有办到。所有人都想移动，好像只有在移动中才能够证明我们自身，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是我们存在的惟一方式。我们无可选择。你不可能把一切都截止在某个部位，然后让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这是不可能的。不管你躲到哪里，过去都将与你形影相随。充其量那是你对自己短暂的蒙蔽。这样想来，去老家这件事仿佛又失去了魅力，不那样迷人了。他睁开眼睛，让自己适应黑暗。当屋子里的东西隐隐显出轮廓时，他揿亮了台灯。
静极。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夜晚为什么会这样静。为了不影响睡眠，他把石英钟放在了书柜里，现在居然可以听到清脆的嘀嗒声。女儿和妻子都在她们各自的房间睡了。他突然感觉到孤独像海浪一样，静悄悄的不怀好意地向他涌了过来。好像要躲避这种侵袭似的，他迅疾地伸出手，“啪”的一下关了台灯。
有时候黑暗反倒能够使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现实性的一面。
苏北交给吴运韬辞职信的那个晚上，吴运韬几乎通宵未眠。
他又一次醒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他把台灯光线调到最弱，仰靠在床上。
马铃后来增添了打鼾的毛病，搬到后院新居以后，吴运韬就和她分睡在两个房间。现在，他听到隔壁房间里马铃正在说着梦话。
为了能够睡好觉，吴运韬进行了痛苦的努力。听说安眠药物对肝肾不好，而且容易形成依赖性，最初无论怎样失眠他都不吃药，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让担忧让位给现实的危险———因为失眠，他已经无法应付每天涌到眼前的事情。一开始他每天临睡的时候吃一片艾司唑仑片，但是遇到实在焦心的事情，一片就不顶用了，只好增加到两片，三片。现在他每天都要服用两片药物才能够入睡，即使这样，他的睡眠质量也不高，似睡非睡，两个小时醒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如果有件事情闯到脑海里，干脆就再也睡不着了。
常年失眠，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记忆力也出了问题，遇到一个很熟识的人，常常叫不上人家的名字；在家里到一个房间去，站在那里想不起来要干什么；脑子里整天嗡嗡嗡地响，就像有一台发动机在枯燥地运转；在会议场合讲话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出现重复，而且无法做一二三四的归纳；即使很感兴趣的电影，看的时候情绪激动，然而，事后往往记不起其中的主要情节；见到邱小康，总是忘记来之前准备好要说的事情和要说的话语，总觉得没有把最想给邱小康留下的印象留下……吴运韬常常哀叹自己老了，对生有了更多的恐惧，死亡的恐惧。他父亲活到了八十高寿，他不敢想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父亲生活在贫穷但是相对宁静的乡村，他一生中最大忧虑不过是让自己和子女有饭吃有衣穿，和这个问题产生关联的人和事都不复杂，“我呢？”吴运韬想，“我站到了现在的位置，我面临的已经远远不是多打几颗粮食的问题，我面临的问题比父亲的问题复杂一千倍一万倍……”在这个意义上，有时候他轻看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一切有意思吗？有意思吗？”他经常这样问自己。问题是，如果他哪一天松懈了，他不仅要失去所有已经得到的东西，甚至于要遭受灭顶之灾。在军事上，退却是一门比进攻还要高深的学问，人生的战场何尝不是这样？不是你想退出就能够退出的。他耳闻目睹了多少由于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而招大祸的人！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他才苦苦地撑着，像战士那样战斗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止息。他觉得根本望不到彼岸。
昨天发生的事情，关于苏北的辞职信的种种推测，一齐涌到了脑海里。
苏北到Z部把他的辞职信交给吴运韬以后几分钟，金超就把电话打到吴运韬办公室———金超的同学张柏林到北京来招聘人才，执意要款待吴运韬，约他晚上到歌厅去消遣。吴运韬没有心情，婉言谢绝金超。金超当然不知道他这里发生的事情，还要说什么，吴运韬很不冷静地说：“我说今天不行就不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选择的自由？”
金超在电话的那一边赶紧说：“那好吧，好吧。”
放下电话，吴运韬怔怔地坐了一会儿，对金超的恼怒毫无缘由地充塞了整个大脑。他突然想到：为金超这样的人做这样多的事情是不是值得？
关于《前沿》杂志社领导班子配备，党组基本上确认了吴运韬的意见，他最让人欣慰的是终于为师林平找到了一个位置。
吴运韬的做人准则是：对于追随自己的人，一定要给以适当的安排，这不仅仅是对追随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向世人宣告，追随者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就会获得更多的追随者，你就会得到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整个来说，局面不错。
苏北的辞职信就像突然扔过来一块砖头，打碎了宁静，他心灵湖面上荡着一圈又一圈不祥的涟漪。
吴运韬把信读了三遍。
读第一遍，吴运韬冷笑了一下。他的第一个冲动是马上去找廖济舟，一劳永逸地解决苏北的问题：把他请出领导班子。这是吴运韬最近半年来一直想做而没有找到机会做的事情。
读第二遍，吴运韬就问自己：苏北一直想写小说，曾经几次说想提前退休回K省专门从事写作，说胡杨能够提供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想退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舞台……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可以成全他……吴运韬甚至想好了和廖济舟说这件事的措词，他相信廖济舟绝对感觉不到这里面的真实意味。他觉得这件事不一定会引起邱小康的关注，即使邱小康关注也不难解释：“苏北这家伙从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他梦寐以求都在想写东西……苏北很优秀，我想，还是应当满足他的愿望……”他估计这样说过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当然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结局。
他又读了第三遍。如果苏北仅仅是为了提前退休专门从事写作，又为什么说了许多工作上的问题？苏北一般不会用这种方式交谈，尤其不会用这种语言评价金超———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和金超在工作上虽然有矛盾，也曾经产生过争执，但是从来没有撕破脸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吴运韬惊讶地发现，他实际上面对着很微妙同时也很危险的局面。
昨天整个下午，他想的都是对危险局面的设想。
他揿亮台灯，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盒没有启封的香烟，为自己点燃一支。他实际上十年前就把烟戒掉了，现在集中精力思考问题的时候抽烟，不过是过去习惯的残留罢了。这种时候在他不是很多。
他就像欣赏让他迷醉的篇章一样，又把苏北的辞职信拿出来，再一次阅读起来。一个可怕的推断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如果邱小康认真对待这件事怎么办？如果邱小康亲自约见苏北怎么办？如果苏北说出信上的那些话怎么办？
他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缘由。在他的记忆里，至少有两次，邱小康问起苏北的情况，一次是在党组会上，一次是在湖北视察工作的时候，吴运韬当然知道邱小康对苏北的印象，所以两次都说了苏北很多好话。
既然是这样一个有质量的人，应当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怎么没有放到重要位置上去发挥作用，反倒提前退休了呢？
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解释的诘问。
不能让这封信出现在邱小康面前！也不能让它出现在党组任何一个成员的案头！
这封信一旦出现，就会酿成事件，会动摇他费尽心机在邱小康面前营造的东西，这个东西关乎他未来的一切。如果这封信出现在邱小康案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将暴露无遗 ，他为政治前途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到目前为止，吴运韬在Z部的政治形势很好。他和廖济舟的合作已经到了无间隙的程度，廖济舟将在下一次换届的时候退休，他又始终认为他被邱小康赏识着，即使在Z部得不到适当位置，也能够为他搭一条通往其他国家部委的升迁之路……这都是他曾经对金超说过、自己也深信不疑的话。他知道必须继续做一些努力，调整《前沿》领导班子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现在他实际上只差一步了，如果师林平像他咬牙切齿表示的那样，在很短时间内把刊物办出个样子，让邱小康刮目相看，如果他主管的所有工作都拿到八十到一百分，他就有把握让自己从现有的副部长中间凸显出来，就有了在邱小康面前述说与梁峥嵘的矛盾的资本，那时候邱小康将不得不在他和梁峥嵘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的一个可能的方式就是撤掉顾问小组，梁峥嵘彻底回家，为廖济舟创造一个能够独立开展工作的局面，继而在廖济舟接任者的问题上形成没有选择的选择的局面……不管梁峥嵘与邱小康家族间有多么深的渊源，邱小康总要从他这个事业出发……他相信自己的政治智慧，相信自己能够达到设定的目标。
吴运韬小心翼翼地把苏北的辞职信折起来，重新装进信封。
为自己做了选择的苏北，差不多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退出生活舞台的人，到老家去了一趟。
这是离北京两个小时车程的山区，是苏北度过童年的地方。在这里，苏北能够唤回孩童时代对世界的感知———色泽、声音、气味，甚至于生理上的某种状态。
父亲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是在大姐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下离开这个世界的———算起来，父亲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作为一个因为建设水库搬迁的农民，北京不认同他，他也不认同北京，这三十年他一直处在生活的边缘。苏北对少年时代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母亲到月底的时候向邻居借钱。就是在那时候，苏北暗暗地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离开家庭，自己去谋生，承担起对父母亲的责任。他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