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柏林看到，金超那辆黑色“奥迪”轿车已经停在大厅前面平滑的车道上了。
苏北开始正常上下班。
他着手料理分管部门的工作，在此之前这些部门都由陈怡代为管理。工作就是这样，一旦卷进去，就像上了传送带，没有个止息。他不是颐指气使的人，很多事情都亲自去做，很少留给自己时间。但是，由于没有了写作压力，他感觉日常工作还是很愉快的。当然，这里还有金超的原因……他明显地感觉到金超的大度，感觉到对他的尊重，这使他很感动。
现在，他临睡前又开始长篇大论地写札记了，札记中减弱了对身边事物的谴责，更多地表达着对社会问题的思索；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和生活同步，有了新的进展；他最近又开始重新阅读研究尼采的著作，因为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阅读一度中断了。他认为目前在读的这本法国人吉尔？德勒兹写的《尼采与哲学》，是研究和阐述尼采学说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
苏北很少读当代走红作家的作品。不否认当代作家中有很多优秀的人，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这些人的作品不能够构成时尚，构成时尚的是那些被骟割了思想的轻浮之作，它们被鼓励着，欣赏着，把整个文坛弄得热热闹闹，拥挤不堪。
有的人由于偶然原因成为作家，获得了话语权，他们不珍重这个光荣的名字，抛弃掉曾经珍重过的责任，专门制造垃圾。苏北曾经向一位发表过有厚重历史感作品的作家约稿—— —这位作家沉默了好几年，他一定在打造真正的文学精品———但是，费九牛二虎之力拿到手里的，竟是三十万言像鼻涕一样令人恶心的东西。作家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善和恶，远离了美和丑，剩下的，仅仅是可怜的孤芳自赏，是杯水风波，是和女人在床上的翻滚，是那虚弱心灵的虚弱感叹。
在这个无情世界的边缘，你虽然会看到蔑视文学时尚的人在孤独地写作，孤独地思想，会看到他们的作品以各种奇怪的方式在很小的范围内被阅读，但是你看到更多的是荒凉，是对文学价值的冷漠。
这不是普通人关心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生活的世界只有故事，没有文学，文学的状态也就不可能作用于他们的精神生活。不幸的是，苏北不是这样的人，这个在人世间行走了这么久的人，在精神上与文学和思想的联系竟然还是那么紧密，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割断它，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文学的荒凉、思想的荒凉是不是他精神世界荒凉的一个诱因？是不是他精神生活危机的一部分？不知道。苏北自己也不知道。
关于尼采的研究专著和他从事的创作没有直接联系，甚至和他当时的思考也没有任何关系，但那是思想，那是可以在临睡前美妙享用的美酒佳肴。他沉迷于这样的作品甚至也不是要为心灵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他仅仅是想从中看到美，看到智慧之花。
苏北离不了这个东西，就像有的人离不开权力，有的人离不开美酒，有的人离不开女人。
吴运韬一直没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为了Z部的事情去了上海。苏北不知道廖济舟看没看书稿，谈了什么意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脱手这件事情了———他希望就此结束，这样，他就可以为自己做时间安排。他动过念头给吴运韬打电话问一问，又怕吴运韬会产生错觉，也就没问。
其实，吴运韬已经从上海回来了，并且听取了廖济舟关于《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的评价。廖济舟对这部书稿大为赞赏。他没想到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竟然能够写出这样漂亮的作品，或者换一句话说，有这样的才能。
“苏北这个人其貌不扬啊……真是人不可貌相……”
吴运韬提醒说：“这几个人都不错……”
“是啊是啊，都不错。你那里有这么几个人，我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好……金超怎么样？他还行吧？”
“还行。比我想象的要好。”
廖济舟大喜过望：“好！好！”
吴运韬在作品署名的问题上颇费了些心思。如果按照原来的设想写第一人称的回忆录，署名卢荻，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一部以第三人称写的报告文学。卢荻曾经在打印稿上郑重地写下“苏北著”———这是老人对苏北表示感谢的一种方式。苏北把稿件交给吴运韬的时候，既没涂掉，也没跟吴运韬说不可以这样。苏北是不是认为理应这样署名？
吴运韬当然认为不能这样署名，他用很大功夫寻找不能够这样署名的理由，准备必要的时候向苏北说明。他找到的理由是：第一是事理上的———这是很多人都投入过精力和智慧的稿件，不能算苏北一个人的功劳；第二是法理上的———苏北写作这本书占用的是工作时间，是职务作品，他自己不具备对这部作品的著作权，因此，也不具备署名权。他认为有这两点理由，是能够说服苏北。
于是，他给苏北拨电话。
“廖济舟已经看了，”吴运韬平静地说，没有向苏北传达廖济舟的评价，一句话也没说。“稿子就这样了。”
“好好好。”苏北这天的情绪好像特别好。“能发排了吧？”
“那咱们就很快发排。”吴运韬停了一会儿，说：“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顾上问你，你看这本书怎么署名比较好？”
吴运韬攥着电话，微蹙眉头，准备听非常不想听的话。
没想到苏北爽快地说：“署什么名都行。”他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什么？”吴运韬把身子坐端正。“你说什么？”
“我想啊，”苏北说，“鉴于老人的身份，这本书最好淡化写作者的色彩，即使在后记里，也不要提参加写作的人的名字，这样有利于扩大书的影响，因为，归根结底这本书的价值在于老人的人生历程……”苏北建议随便捏一个名字。
吴运韬怔怔地听着，竟然一时反应不过来。
“你说捏一个什么名字？”
苏北想了想，说：“写作班子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人，就叫‘东方’怎么样？‘东方著’，听着也挺像回事的。”
吴运韬沉吟片刻，说：“行！就这样！”
这件事让吴运韬很不理解。他曾经想：是不是太小看苏北这个人了？但是最终他还是否定了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没有无个人动机的历史，苏北如此认真地做这件事情，付出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当然会有个人的期求，他怎么、竟然会自觉自愿不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呢？
在很多种类似情况下，吴运韬无法理解苏北。
…………
吴运韬把文稿呈递给邱小康，并且把苏北的意见巧妙地演化成了自己的意见，解释说：“我考虑，这样署名好一些。”
邱小康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他一再让吴运韬向苏北、金超、师林平等人转达他的谢意。
从邱小康的办公室出来，吴运韬脚步轻盈，就像吸食了毒品的瘾君子，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浑身通泰，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健康与活力，这在这个长期失眠的人是不常有的情形。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竟然什么都干不下去，就打电话叫司机，说要出去一下。
他回过头张望邱小康的办公室。
吴运韬清楚地意识到，他给邱小康交出的是一份漂亮的答卷。
吴运韬知道他的这份答卷有多么漂亮。
就在这一天，张柏林和牛鸿运拜访金超来了。
第二天，牛鸿运和张柏林一直守候着凤凰大酒店房间里的电话。牛鸿运陶醉在与邱小康合影的想象之中，他甚至已经把想象力延伸到了洛泉地区行署柴进贤副专员那里，柴进贤副专员说：“我的天！你和邱小康认识？你咋不早些儿跟我说嘛……”
柴进贤是崤阳县人，洛泉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到《洛泉日报》当记者。有一年一个高官到洛泉视察，柴进贤全程陪同，写了一些关于这位高官早年在洛泉建立民主根据地的文章，深得高官的赏识，就把他调到北京当了秘书。给高官当秘书，在洛泉是一件被人艳羡的事情，有浓重的政治进取意味，但是只有柴进贤自己知道他是什么角色：他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秘书，他每天都要遭受高官的训斥甚至辱骂，没完没了地要打扫高官夫人拉在床上、沙发上的屎尿……他曾经一个人躲到大街上痛哭。然而柴进贤毕竟是柴进贤，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硬是为高官代笔写了一本三十万字的回忆录。回忆录出版以后，年仅四十二岁的柴进贤荣归故里，到洛泉地区行署做了副专员。
柴进贤在崤阳中学读书时，牛鸿运是这个学校的团支书。柴进贤回到洛泉以后，牛鸿运曾经到洛泉去看他，柴进贤虽然表情极为严峻，像所有初登高位的人那样拿捏着派头，终归还是认了他这个老乡，亲切地说了很多话，还一起照了像。牛鸿运一直在想为柴进贤做些事情。
张柏林说：“有这样一张照片，就把什么事情都办了。”
牛鸿运扬扬手，意思是：“那还用说吗？”
但是张柏林心里觉得金超办不了这件事情。果然，下午三点多钟，金超的电话打过来了：“我昨天晚上就给邱小康打电话了，他的秘书说是参加国务院的一个重要会议去了，没联系上。今天我一直在打电话，刚才，就是刚才，我才找到他……你猜怎么着？真是不凑巧，他说晚上要到云南去……你看巧不巧？你们要是先给我说就好了……”
张柏林口里说着“对对对，我们应当先跟你说……”捂住话筒，简要地对牛鸿运把意思说了一下。牛鸿运的汗都下来了，接过话筒。
“金主任……”
“牛部长吗？你看这事有多不好……”
“没关系没关系。”
“这样好不好？我们等一等，你看行吗？”
“邱小康去多长时间？”
“说是二十天。”
“那不行了，我呆不了那样长时间。”
“那就……”
“金主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吧？你，尽力了，我很感谢，是吧？我想，这次就这样，见了你，是吧？这是我们有缘份，来日方长呢，是吧？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哩……”
张柏林看着亲爱的牛鸿运部长，忿忿想到：部长在县上是何等样人物？到北京咋就让金超这样爽快地耍了一回？北京人就是个这？
牛鸿运放下电话，擦擦汗水，说：“行了，这事就这样了。”
“日他个妈，这金超……”
牛鸿运阻止了张柏林：“不要。谁都有难处。”
张柏林不说话了。
“你说吧，柏林，明儿想去哪儿？！”
张柏林充满感情地看着牛鸿运。这是一个老实人，同时也是外拙内巧的聪明人，正因为这样，他才一直不图回报地伺候着他。
“你看是这样啊，”吴运韬在他的办公室对苏北说，“小康看了，他认为不错，基本上写出了老太太的一生，写得是不错的。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吴运韬翻着笔记本，笔记本旁边放着已经转过好几个人之手，边角已经翘起来的《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原稿。“他说有些细节还要推敲一下，要听一下老太太的意见，比如他跟我说到的……”吴运韬又翻开稿件，“你看，真的。我想，可能是你的文笔太好了，像这样的地方，就是有些硬，有些不谐调……肯定是要改一改。小康的意思是，你一下子弄了八个月时间，太辛苦了，他说修改的事，可以让别人来做……我觉得这主意不错。我已经跟师林平说过了，他说全力以赴……你看，咱们这个写作班子是一个非常好的班子……”
苏北担心师林平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性，破坏了风格的统一，但是他又觉得不好说出来，就表示说可以，他说他也正想从这本书里跳出来，换一下脑子。
吴运韬没想到会这样顺当地说服苏北。他亲爱地看着苏北，说了一会儿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人民大会堂的入场券。
“明天有一场报告，国家领导人关于目前经济形势的报告，我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去听听吧！”
苏北眼睛发亮地接过票。
“太好了！”他知道这是Z部给一定级别的人的票。
“那……您就不去了？”
“我最近事情太多了。你去吧，你去听一听。”
家庭生活和单位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在单位，金超成了中心，他带着稍许新奇在办公室接待向他谈生活和工作烦恼的人，他劝解他们，开导他们，他体会到了对别人的处境施加影响的快感。一个单位，人和人之间免不了要闹一些矛盾，矛盾的任何一方都希望得到领导者理解支持；一个人要做事情，比如要上一个选题，应当在上会讨论之前就去向领导解说，尤其要向主持工作的金超解说，以便于通过；职称问题，出国机会的分配，奖金数目的多寡，都由领导者来决定；一些有个人目的的人说一些让人迷醉的花言巧语，报销几百元餐费，获准去名胜风景区开个游山玩水的会议；外单位来联系业务的人以认识主要领导为荣幸，“吃吃饭”，觥筹交错……所有这一切都使金超的生活很充实，很丰富，他很乐意地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有时候连饭也不在家里吃。
家成了他的伤心之地。
一种毒素正在缓慢地侵蚀着这个家庭。两颗心像星球一样在各自的轨道上飞驰，离得越来越远。他打电话回家告诉小佩说他要陪几个客人的时候，小佩不责怪他，嘱咐他不要喝酒，他也乖乖地应承……人们都羡慕他们夫妻间的柔情，但是他心里知道：只有死亡了的婚姻才是这种状态。他希望小佩抱怨他，让他回家，这样至少可以说明他在她心目中还占有一个位置；她不，她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向他要求什么。他们相互之间客气得像是社交场合的陌生人。他们的精神生活完全是断离的，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一大团浸了水的棉絮一样沉重。金超吃力地抱着它，不知道应当继续水淋淋地抱下去呢，还是索性把它甩到一边，轻畅地走几步新路。他不知道。
他不愿回家，他现在越来越不愿回到家里来了。小佩回方庄父母那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两个人都在小心谨慎地规避着对方。
小佩每次回方庄的时候，总要嘱咐他：“你好好按时做点儿饭吃，别老是瞎凑合。”他嘴里应着，心里却丝毫感觉不到被自己所爱的人关照的暖意。他送她出门，然后回来，关上门。他仰起脸，闭住眼睛，长长地吁一口气，就像好不容易做完了一件不想做的事情一样。
他打开电视机，把双脚放到茶几上，看他喜爱的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小佩从来不看这类电视连续剧，她从来没有反对过金超看，但是只要小佩在家，他事实上就失去了观看的权利。
他不知道，香港那部电视连续剧早在三天前就演完了。转了好几个频道也没有找到感兴趣的节目，最后把画面定在了一个外国艺术团演出上。
他没有被吸引，开始找来各种各样的零食小吃，用最随便的方式消磨：把花生米铺在茶几上用嘴拱着吃。这是他小时候和金耀一起玩过的把戏，他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但是他没有完全乐起来，他认为是电视上那场无聊的音乐会妨碍了他，就把它关了，在厅里散起步来。
生活越来越糟了，他对自己说。越来越糟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抖抖头，就像要抖掉落在脑袋上的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