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自己中重温了自己。他突然发现，多年来他都像是一叶漂移着的浮萍，现在也是如此。这正是罗伯特？罗森想深入了解的地方。于是，在苏北和罗森之间，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接触。
为此，苏北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褚立炀的视野。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成为问题。生活之河平缓地流淌，虽然有一些漩涡，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澜，像过去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一样。
吴运韬把为卢荻写作报告文学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无暇顾及其他，他甚至放弃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专门守在家里等金超拿出第一稿。
让金超写第一稿的建议是苏北提出来的。苏北说：“我看还是让金超写第一稿，好就好，我就不再插手了；要是不好，我再接过来也不迟……”
吴运韬把金超叫到办公室，说：“那就由你来写第一稿。”
金超早就感觉到了吴运韬在写作这本书上对苏北的厚望，从Q省回来，他就以为没有他什么事情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较为消极，除了写作小组开会，没单独和吴运韬就写作问题交换过意见。这段时间他情绪很不好，在单位很少和人交谈，遇到不得不说的事情，态度不冷静；他在家里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莫名其妙地发脾气，用收拾屋子发泄心中的郁闷。纪小佩早已经习惯金超的性格，蜷在沙发上，捧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着，俨然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金超对吴运韬表示说：“我全力以赴做好这件事。”
金超这时候已经接受了苏北关于本书体裁和结构的设想。
吴运韬心里很清楚，金超很有可能写不出或者写不好。金超说需要三个月时间，他说：“两个月吧！我们后边还有很多事情。”
金超安顿好了编辑室工作，就住到蓟城饭店去了。
这正好是不回家的理由。
最近一段时间，金超和纪小佩处在“冷和平”状态，彼此没有冲突，说话和声细语，相处客客气气，但是两颗心都冷漠着，离得像恒星之间一样遥远。
纪小佩已经不再对她和金超的感情危机做任何挽救的努力。换一句话说，她现在的精神生活不在家庭，她非常偶然地开启了一扇大门。
方伯舒教授患感冒，一个叫周肇基的博士生同学邀请她一道去看望方教授。
周肇基理论造诣很高，是北京思想界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他对于历史著作的独特解读，使得他总是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散见在报刊上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听说一家出版社正在印制周肇基这些作品结成的文集，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就会看到书出来。周肇基的思想成为纪小佩的精神引导，她好像比作者本人更期待看到周肇基的作品集。
实际上纪小佩和周肇基没有多少来往，虽然他们作为方伯舒教授的学生有密切来往的条件。纪小佩对于她敬佩的人总是习惯性地保持能够进行欣赏的距离。她觉得这样更好。第一次和周肇基在一个场合讨论，纪小佩还记得，他们谈的不是历史，而是当代文学。纪小佩印象深刻：周肇基对当代文学持强烈谴责态度，他猛烈抨击“掌握文学话语权”的作家、理论家的平庸和堕落，他无法容忍文学和现实生活的严重背离，无法容忍文学像娼妓一样向权力和金钱出卖肉体和灵魂，强调文学家要具备独立思索的品格，肩负起维护社会良知的道义责任……纪小佩佩服周肇基的才华，但是，她又隐隐地为他担心，害怕他因为深刻和直率招致祸端。
小佩问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她曾经和纪南谈到周肇基。纪南认为周肇基“不可多得”，但是又认为这个人在政治层面“稚嫩”，纪南说：“政治是一个过程。这个人显然对以往缺乏直接体验，所以他不知道这个过程的严酷性。”他认为周肇基不久就会知道，就会收敛锋芒。从历史到今天，几乎所有人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周肇基不会是例外。
纪小佩完全没想到周肇基会主动邀请她一同去看望方伯舒教授。
方伯舒教授的家在中国文化大学宿舍区，一套三居室楼宅。纪小佩和周肇基来时，客厅里已经有一位拄拐的来访者，这人是杜一鸣。
周肇基和杜一鸣竟然是认识的。周肇基在向他介绍纪小佩的时候，只简单说她是方伯舒教授的学生。杜一鸣不知道纪小佩是金超的妻子，也不知道她是纪南的女儿，但是纪小佩知道他。
纪小佩坐下来，杜一鸣正在谈关于权力制约的问题，他认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造成目前社会状况紧张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够制约权力，那么，权力将会极为野蛮地扩张为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它会吃掉土地、资源、银行资产，吃掉能够搞到手的任何东西，同时，它也会吃掉社会良知，破坏掉社会和谐，使社会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
纪小佩对这些问题考虑很少，所以杜一鸣的话没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
仍然是周肇基吸引着她。
周肇基从全球化角度谈中国当代文学。他认为，在未来几年里，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也许会减弱，文学相对来说会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是产生重要作品的适宜时机。现在对文学构成威胁的是逐渐形成潮流的消费文化，是文学的低俗化。他猛烈抨击了当前流行的几部所谓美女作家的恶俗之作，指出事情还不仅仅如此，一些重要作家也正在降低自己的文学品格。他提到胡杨，说胡杨在经历了《国色》事件以后，基本上丧失了对生活的敏锐感觉，丧失了对社会人生进行探索的勇气，走向了唯美主义……他说，固然可以把胡杨的这种转变归结为某中挤压的后果，也不能排除消费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他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出现摆动在作家当中造成影响的必然结果。
方伯舒教授因为感冒显得很虚弱，他不想或者说没有精力多谈，只简单说：“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杜一鸣说：“某些人能够容忍恶俗却不能够容忍崇高，不能容忍严肃的思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脱离民众，脱离生活，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根本原因。”
纪小佩插言：“从传统上来说，我们最缺少的实际上还是人文主义的东西。我们的文化本身就缺少这个东西，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压抑了曾经出现过的思想成果……”她谈到“五四运动”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这是让人非常悲哀的事情。”
杜一鸣眼睛明亮地看着她———杜一鸣顽固地认为漂亮的女人没有思想，刚一开始他对于房间里出现这么一个女人很不以为然，他完全没想到纪小佩还能够进入交谈，并且会有这样的思想。
周肇基赞同纪小佩的意见，说：“整个社会，无论传统还是现实，缺少的都是这个东西……”他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一次造成七十多人死亡的矿难，从而在思想上呼应了杜一鸣刚才的观点。
…………
惟一这次偶然的谈话对纪小佩的影响非常大。
纪小佩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上，周肇基竟然不是惟一思考着的人。从此，她和周肇基一道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学者聚会。这些学者大多是体制外的漂游者，但是他们具有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世界突然在她面前开启了一个大门，这里有旖旎的风光，有奇妙的音响。她倾听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所做的精辟分析。这些分析在媒体上是见不到的，她在这里了解的历史也不是教科书上的历史。他们描述的现实正是她感同身受的现实。她第一次在现实和感觉没有断裂的情况下感知这个世界，她身心两方面都感到异常轻畅。
有一天，已经成为她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周肇基对她说：“痛苦不是因为痛苦，痛苦是因为你不能把它作为痛苦向你的灵魂言说。”
是的，每个人的痛苦是不相同的。学者痛苦于国家民族的苦难，痛苦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权力者痛苦于得不到更大的权力或者权力即将被更大的权力剥夺，下岗工人痛苦于生活得不到保障或者在和他人的对比中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无能，农民痛苦于世代耕种的土地被无端征用而征地款又不知进了何人的腰包……这一切痛苦相对于不能对灵魂言说精神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不能对你的灵魂言说———你不能对你的灵魂言说你的生活处境，你不能言说你感受到的社会不公，因为所有的言说都在说明你的羸弱，说明你愧对于人的称号，说明你是一个与邪恶为伍的冷漠无情的人。
当你住了几代人的房屋被和官员勾结在一起的房地产开发商勒令限期搬出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买的假化肥、假种子造成颗粒无收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几乎一生都为之奉献的企业被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低价卖给外商，所有人都看到这些人从中拿到巨额回扣，看到他们购买豪华别墅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因为在马路边上出售袜子无缘无故被城管人员打断三根肋骨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的作品被非法书商满世界盗印，你知道政府应当负起职责而你又求告无门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看到县上的官员和小煤窑窑主一道无法无天，造成矿难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哗哗地流着眼泪亲手掩埋掉死于矿难的儿子的时候，你不能言说；你作为经济学家为政府的某项决策失误痛心疾首的时候，你不能言说；你作为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有独到思索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周肇基说得对，这些不能言说的痛苦已经不是痛苦本身，那是你灵魂的裸露，就像还没有愈合的伤口，裸露在盐水之中，你感受的全部是疼痛，是剧烈的疼痛。
当你在天安门地下通道听流浪艺人满含深情地唱《阿莲》中的“心肝宝贝”这一句，并响亮地模仿亲吻之声的时候，你应当对生命产生莫大的敬畏。人，不管地位多么卑贱，他都要爱，你应当敬畏他的这种本能和权利，敬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动物性的搂抱和缠绕……何况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何况是有思想的人的要言说思想的那种渴望？！
“敬畏，”纪小佩对自己说，“我们首先要学会敬畏。”
有了敬畏，你就能够宽容，你就能够使灰暗的生活显现出光亮。
她首先让自己敬畏金超，让自己认为他有权利用任何方式安排他的生活。所以，当金超告诉她说他最近要住到蓟城饭店写东西的时候，她很认真很关切地问这问那，为他精心准备衣物和洗漱用具，好像他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样。
金超拎着装满日常用品的提兜离开家的时候，认为她和以往一样在尽力调整自己，在想办法挽救他们的感情。他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事情。纪小佩也不知道。她完全不知道，理智的爱是家庭之爱的破坏者。当她在另一个领域为现实人生找到答案的时候，她同时也正在失去爱情。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如果你非常理智地拥有了一个家庭，那个家庭一定已经死亡了。
纪小佩没有看到这种死亡。
金超在蓟城饭店过得很愉快。过得很愉快不是因为工作进展顺利，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周到的服务，而是因为吴运韬的一场谈话。
这天早晨，吴运韬早早就来到了蓟城饭店，当时金超还在睡觉。吴运韬的情绪非常好，虽然大骂金超懒惰，但是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金超也就敢于和他开一下玩笑，说他家乡有“四香”的说法：“黎明的觉，小姨子的嘴，猪的骨头羊的髓”。吴运韬说：“你他妈就是嘴上的功夫。”金超麻利地收拾好被子，先给吴运韬沏一杯茶，放的茶几上，然后胡乱抹了一下脸，恭顺地坐到吴运韬面前。
“怎么样？”
“还行，已经写到六万三千字了。”
“行行行……”吴运韬思忖着，“是这样啊，金超。富烨和孙颖马上就到退休年龄了，要有年轻的同志补充到领导班子中去。我想了一下，你、林平、苏北、夏昕都不错，能担起担子来，可是，这次，只能进两个人，考虑再三，我想这样……”
金超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都直立起来，倾听吴运韬的决定。
吴运韬说：“我最后还是想，你这次恐怕要进去，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后面的话金超已经听不到了。
金超写出了关于卢荻的报告文学。把五万字的记录稿拉长为一部十二万字的文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没出乎吴运韬的预想，他很不满意，不敢把这样一个东西交给邱小康。
他给苏北打电话，让来一下。苏北当时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办公室其他人为什么事情争论得不可开交，屋子里的空气浑浊不堪。他来到吴运韬的办公室，首先感到这里的空气异常清新。
吴运韬笑容可掬地仔细端详苏北。“你怎么好像没有休息好？”
“没。我挺好的。”
“还是要注意身体。”
苏北坐下来。吴运韬把稿子推到他面前，说：“你看一下。”
苏北问：“您看了吗？”
“我看了，”吴运韬的心绪突然恶化起来，“你先看看吧，看完以后咱们再交换意见。”
“那我就先看看。”苏北拿起稿件，站起身准备告辞。
吴运韬用亲爱的目光看着他，说：“这事……你还要多操心。”
苏北说：“我知道。”
办公室里面依旧烟雾缭绕，话题已经从官员腐败转移到买房买车，活跃分子刘涛看见苏北进来了，马上说：“等着吧，等什么时候咱们苏北当东方的主任了，给大家多发一点儿钱，我就能买刚才说的那套两居了。”
苏北装作没听懂，呵呵笑着走到办公桌前，开始阅读金超的稿件。
文稿整整齐齐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苏北知道，金超对稿件有一种洁癖，不允许有任何墨疙瘩和不整洁的地方，写错一个字，整篇就要重抄，同样的字数，往往要付出多过别人两倍的辛劳。稿件很好，但是作为一本著作，它实际上是被“写死”了的东西。作者没有真正被鼓动起来，仅仅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它完全脱离开了当初苏北列出的提纲，不带章节标题，密密麻麻，对话很少，更不要说描述性的语言了。这是不具备写作能力的人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难。
下午，苏北拿着文稿来到吴运韬办公室。吴运韬正在和师林平谈话，见是苏北，马上结束了谈话，招呼苏北坐下。师林平敏锐地察觉出吴运韬对苏北的客气态度，敏锐地看到苏北手里拿着一厚摞稿件，敏锐地猜测那就是金超的稿件。
苏北冲师林平点点头。师林平说：“老苏，你们谈。”退行出去了。
“怎么样？”吴运韬迫不及待，好像苏北肯定了这部稿件就能够挽救整个事情一样。
苏北说：“金超尽了最大努力，写成这样，很不容易了……”
“不不不，咱们直截了当，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用？我敢不敢送小康？”
“不行，”听说要送邱小康，苏北忘记了进门时对自己的叮咛，认真起来，“这样恐怕不能送……”他具体谈到了这部文稿的缺陷。
吴运韬问苏北：“怎么办？”
“我想，这事恐怕要讨论一下，给金超具体地提一些修改意见……”
吴运韬打断苏北：“不要讨论了，提再好的意见金超也未必改得好。苏北，”吴运韬直视着苏北。“这事太重要了，不能再耽搁了，你要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