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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表明，每星期性释放1次到次的男性占％，其余％的男性属于多与少两个极端状况。有％的男性每星期平均释放7次或7次以上，而且持续至少5年。他们的导致性高潮的性活动，大部分发生在某些朋友或熟人之间。至于女性的情况，将会在我们下一部书中详述，但尽管女性的大多数都频率较低，但她们之中的个体差异，即不同频率的分布范围，却比男性更大。
那么，任何一个个体是否有可能按照比自己实有频率更高或更低的频率，来评价所有性活动呢？即使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也不易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性教育、性制度和性政策的会议上，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不同的意见，从主张绝对禁欲直到主张公开采用任何性活动方式，无所不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性这样，在人们中间引起如此公开的分裂。任何旁观者都会承认；单纯外在因素绝不会导致聪明人们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能获知会议参加者的个人性经历，就可能发现：这群人中有一些，一年内释放不超过1次或2次；而在场的另一些人，则持续而规律地每星期经历性高潮10次或20次。这就是说，个人的性释放频率，与他在社会争论中所采取的立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联系。可惜的是，争论任何一方中的极端者，可能都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对手也许有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性经历。更可惜的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糊涂氛围中，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青少年的犯罪，讨论着强化法律，讨论着制定专门的性法律。人们知道，远在这种讨论会会场之外的政治家们，必然会反射出会场中最响亮的声音，必然代表这些人的性态度和性经验。政治家们永远不会遵照一种基于客观统计资料的科研成果来行事。
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3）
科学界对性的讨论中，也极少注意人类行为的广泛多样性。许多著作中的结论仅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经历。尤其是连一些学者也在使用“正常的”或“反常的”这类术语，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充其量只表明这位学者是在按个人口味处理客观资料，其“研究”不过是个人立场的表白。
我们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性释放途径或频率可以称为“正常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它们只有差异，而且除了差异之外什么也不表明。它们分布的广泛及其相互间的连续性向我们表明：所谓“正常的”和“反常的”之类术语，不在科学的词汇表之中。充其量说来，所谓“反常”，也只不过表明某些个人的性活动频率在人群中较少出现，或表明这类性释放途径在总体人群中并不通用。但即使如此，这也只能表明这些个人稀少，而非“反常”。再进一步说，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将根据事实材料证明：许多在教科书上被确定为“变态”或“反常”的性行为方式，实际上在人群中的发生率达到30％、60％甚至75％。因此，对这类性行为来说，连因其稀少而被斥为反常，也不足为凭了。
“反常”这一术语，在医学病理学上是指与一个活体的生理健康相抵触的状况。在社会意识中；“反常”可以指那些导致个人与社会适应不良的性活动。但是这样一来，就立即涉及两个定义：个人的生活怎么才叫好？什么样的社会评价才叫好？而我们知道，这两方面的定义远不如生理学对健康的定义来得精确。绝不能说任何偏离性道德的性活动，或任何违背社会禁忌的性活动，都总是甚至永远是某种神经病或精神病。我们所调查的大量个案中，大多数从事违背禁忌的性活动的人，都没有因自己的性活动而产生特殊苦恼。许多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医生，以及其他治疗社会适应不良症的人，常常认为大多数人在评价自己的性活动时都遇到障碍或苦恼。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再简单不过：一个门诊部并不等于全社会，一些病例也不等于总人口。实际上，种种“反常性活动”之所以总是造成精神病和变态人格，只不过因为那些前来求医者，都对自己的性活动感到不安与负疚而已。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在社会上和学业上非常成功的人物，如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为人师表者、医生、教士、商界巨头和政府高官。他们都清楚地知道社会对性活动的禁忌是什么，但他们也都在采用几乎所有被称为反常的性活动方式，并且安之若素，并未去求医问药。因此，门诊医生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发现和治疗那些人格欠缺者、智力障碍者、强迫症患者；应该解决某些人的内心冲突——他们一旦发觉自己的行为偏离了人群中的平均值和中庸之道，偏离了社会制订的习俗，就会自我崩溃而患精神分裂症。医生们不应该去干涉其余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他们虽然有同样的行为，或有更高的“反常”发生率，却既无个人苦恼又无与社会失调感。如果门诊医生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反常性活动的类型和发生率，其实恰恰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他们就会照上面所说的去做，并从中更深切地、更广泛地了解那些调节良好的个人的性经历。
人们的性经历中的大多数苦恼，是社会获知个人行为后所作出的反应的结果，或是因个人对社会一旦发觉自己行为后将如何反应抱有恐惧所造成的。现今社会中，法律把性行为区分为“自然的”和“违反自然的”，但这一标准既不是来源于生物学资料，也不是来源于大自然本身，而是因循着古希腊古罗马的旧制，就连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也不过如此。没有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像性学这样，有如此之多的科学家仍满足于两三千年前的魔法巫师的分析。
我们的社会组织，为什么非要对“反常性行为”作出如此反应呢？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道德，无论涉及食、衣、性，还是宗教礼仪，从本质上来说，既不是人类经验的归纳总结，也不是对客观材料的科学检验。但遗憾的是，现今对性行为的研究，往往只不过是用客观科学的假面具加以掩饰的道德评价，而且这类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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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4）
影响个体差异的因素个体性行为的差异，主要是三大类因素造成的：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生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遗传作用。其余的依次为年龄、性激素分泌水平、营养状况、维生素摄入状况、一般健康水平、神经系统状态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心理因素的范围极广，最主要的是过去的经历对目前行为的调节。从最低等的动物到最高等的人类，只要有中枢神经系统，便莫不如此。个人性释放的差异，依赖于他是否获得和获得何种性经历，以及这给他后来的活动带来何种暗示。这就涉及和包括了个体以前和目前所处的环境如何这一问题。
社会因素主要指个体的社会群体归属状况。一般说来，个人的性活动，不过是他所属群体的性活动模式的反映。同时，大多数人也反过来运用理性来确认、选择和满足于归属某一社会群体，并把自己的性活动也理性化了。
除了上述泛泛分析外，我们准备以两方面的极端情况为例证，具体讨论个人性释放的差异，即低频率现象与高频率现象。
一、低频率性释放与性欲升华
低频率是指，一个具体个人的现实性释放频率，低于少于他在无阻碍状态下可以达到的频率。但后一“理应达到的”频率是很难确定的，因而低频的程度也就难于确定。只有少数例证才能作出这种分析。例如：调查16岁到20岁单身男性2868人后发现，他们的平均性释放频率为每星期次，而同年龄组的在婚男性的平均频率为次。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归于社会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禁阻。这样，相对于在婚者，单身者可称为低频率。但在婚者实际上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如妻子月经期、孕产期等；还有其他顾虑或干扰，如人类总是企求某种隐秘状态或场合，其实在性欲勃发和性茭中，隐秘状态并非总是有利；再如一夫一妻制的限定和道德对许多种性满足方式的禁忌等等。因此，在婚者的理应达到的频率，也会高于现有数据。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的人超过每日一次，而且其中大多数人也仍存在某些阻碍因素，所以说，至少在这些人的青春期后510年内，他们可以达到更高的频率。
短期内根本没有性释放，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平均频率低到每星期次以下的人，在31岁以下的男性中只占％，5年内平均每星期仅有次甚至根本没有的人，只占％。这样的男性，一般说来就可称为低频率者。
关于低频率现象，有一种著名的理论，叫作“性欲升华”，即把性能量转而释放于文学、艺术、科学或其他社会所赞赏的活动中去。这种理论并非弗洛伊德于1938年首创，而是源于基督教时代乃至古希腊时期之前。那时的道德领袖，用“升华”这一术语来推行禁欲、自我控制、严格压抑，以及其他种种苦行主义，而这些恰恰都是早期弗洛伊德所反对的。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科学是如何被转变为道德说教的。
升华理论缺乏客观科学验证。尽管许多个人的确在拼命努力控制自己的性反应，减少性高潮频率，但他们的性能量果真转移到“高层次”事物上去了吗？若确实如此，那么他们不但理应减少或限制自己的实际性反应，而且更应该毫无精神上的烦恼与不安。援引某些出类拔萃之辈为例，并不能说明升华理论正确，因为没有一个援引者真正知道当事者的性经历是什么样。
我们的调查可以检验一下升华理论，并揭示低频率现象中的其他因素。我们调查了179个36岁以下的男性，他们在至少5年内每星期平均只有性释放次或更少。结果，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
（一）179人中只有9人（5％）是由于健康、性激素分泌不良或其他生理因素而造成低频率。
（二）至少有％的人属于性冷淡者，或如通常所说，是“性欲低下者”。不管出于何种生物、心理和社会原因，这样的人总之是客观存在着的。他们在一次性高潮之后，会数日或数星期再也没有性唤起。心理刺激对他们很少起作用，甚至抱吻和抚摩生殖器也无济于事。这种现象在女性中更为常见，约可占30％。我们调查的这类男性有个共同特点，他们一般都是非常遵从道德的，认为控制性反应乃轻而易举之事，并乐于把自己作为性冲动其实并不存在的活例证。但是，这些人与其说是性欲升华者，不如说他们的所谓升华，不过是对性欲的认知欠缺。他们是性瞎子或性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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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5）
（三）有35人（％）是由于性茭往困难而无法从事性活动。他们的性能力一直没有被唤醒，一旦他们开始首次人际间性茭往，就会离不开规律的、较高频率的性释放。显然，这类人也不是性欲升华者。
（四）有一些人是由于外界环境突变而不得不减少自己的性释放频率。最典型的是入狱犯人。他们即使用自我刺激、夜梦She精或同性性行为来解决问题，其频率也比原来少得多。他们大多倾向于从事那些并不必然和直接导致性高潮的性活动。他们认为：看性图片、听性故事与实际触及异性之间没什么大区别。他们也不是升华的例证，因为他们少有或没有需要加以升华的已唤起的性能量。
除此外，我们的调查中有％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例如离婚、妻子生病等等，因而性释放频率较低。
（五）最后，有％的人是出于对性的某种恐惧。有的人害怕为建立性关系而接近他人；有的人害怕社会对自我刺激、婚前性茭或同性性行为的禁忌；还有的害怕自己内心对此类活动的渴求与冲动。他们大多确曾诉诸宗教忏悔、自我惩罚或苦行，以求避免进一步的罪恶。但他们仍然不是性欲升华者，而是一般的宗教徒。
这方面，我们还有其他调查材料。我们调查了134个性方面拘谨的男性，其中％是2030岁的，％是大学文化，％属于白领阶层，％信奉新教。结果发现，不论单身者还是在婚者，其性释放频率比起全美国男性平均数来，都低三分之一到一半，其婚前性茭发生率仅是全国平均数的7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坚信自己的性哲学，许多人自誉为性欲升华的完美典型，许多外人也如此称道他们。不过，他们之中有几个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而参加我们调查的几位精神病医生都诊断：他们中非常多的人是神经机能症患者。
性释放频率低的人里是否有哪怕部分升华者；特殊群体里如教士中是否有升华者，都难于确认。确定无疑的倒是：在我们的大量调查对象中，升华者太罕见，不足以从学术上认定其存在可能性。如果考虑到升华理论广为传播和易于被接受，考虑到如此之多的人在为这一目标而献身，那么也许可以说：升华至多只可能存在于不足人口5％的性释放较少的人们之中。
二、高频率性释放
大多数人的性释放频率不高不低，因此人们不相信或无法理解高频率者的存在。珀尔在1925年的研究中还认为，这种人“非常罕见”。其实不然。每日一次或一次以上的人，占％。
高频率者包括各色人等。30岁以下的各年龄组中的高频率者，都比50岁以上各年龄组中的多4倍以上。单身者、在婚者、曾婚者中的高频率者则基本持平。不同受教育水平和不同社会群体中，高频率者所占比例也相差不多。这就说明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具体个人，可以同时既是性的积极分子，又是社会的重要人物。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中，高频率者明显地少。下层社会的人们，有％是高频率者。这又一次说明：如果所在群体对性活动的阻碍比较少，比较公然地和持久地蔑视法律与社会偏见，那么其中的大多数个人就会具有积极得多的性活动。这也表现为：高频率者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的比例，少于职业学校毕业生中的比例；白领上层又少于其他阶层。在普通劳动者中，每日一次性释放是司空见惯；许多人临睡前和晨醒时各有一次；那些中午能回家的人就可能达到每星期21次。
反复She精指在一个短时间内陆续多次地She精。许多人只是偶然有之，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长期地、规律地发生。在我们的调查中，有380个白人男性即是如此。其中有许多人在一个晚上的几小时内，间歇地性茭2次、3次或更多，并均达到She精。但更普遍的情况则是，男性在同一次连续不断的勃起和性茭中，陆续地She精2次或更多。有些生理学家只承认女性具有连续达到性高潮的能力，却怀疑或否认男性也能如此。这恐怕也是由于人们无法理解与自己相异的现象，即使科学家也罢。我们调查了这些男性的妻子或女伴，证实了这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