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您是销售经理啊！”
那时候经理还算个级别，我是头一次看见经理的名片，肃然起敬。但是，这是人才招聘会，销售人员来干吗？
“我姓黄，负责咱们华北地区的销售。我们公司在华北地区设了个办事处，说是销售经理，其实吃喝拉撒什么都管，我这次来是因为我们办事处缺个文秘。小同学你不知道，别看这地方不怎么样，一个摊位可收不少钱呢！倒不是我们花不起这钱，但我这人特自信，凡是合我眼缘儿的，绝对比看简历管用！我在人群里这么一转，谁合适谁不合适###不离十。我们总部的人力都特佩服我。”
又是儿化音，又是“特特”的，好像真是北京过来的，不知道能不能招我呢？
“小妹妹打算应聘什么职位？”那人拿出一根烟抽，我看了看白纸条好像是自己包的。顶级，还是最次？
“嗯，我是学管理的，最好是专业相关吧。”说实话，我也没想好什么职位。
“哦。”那人点点头，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素质不错，有没有兴趣做文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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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办公室在这里，对吧？”我指的自然是目下所在的城市。
那人说：“嗯，这个职位是的，但如果做得好，是可以调到北京总部的。唉，我之所以过来招人，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做得太好了，总部要走，我就没人了。”
还要有条件才能进北京啊？根据我从小到大的经验，凡是这种有条件的“好事”，通常意味着激烈的竞争和对老板或者老师的充分巴结。
“不过……”那人顿了顿说，“公司里有制度，应届毕业生进公司的满一年就必须轮岗，主要是充分发掘每个人的潜力，同时呢，也是重点培养的一种方式。我们这里是办事处，去年招的一个销售就是应届生，今年调到总部了。”
我怎么觉得自己想什么他就说什么呢？忍不住看了看那个人。满脸褶子，瘦小干枯，虽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拎着一个看似牛皮的小黑包，我有点儿怀疑他是不是骗子？
“呵呵，小同学，不去也没关系。就算我想要人，还得我们人力资源来面试，这是程序。”他说得头头是道，由不得人不信。
“嗯，不过我没简历了。”我想投一个试试，其实包里还有一份是刚才懒得拿出来的，准备回去打草稿，但是这人……我打算看看他究竟有多迫切地想招人，或者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正规。
“唔，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电子邮箱，呵呵，你把简历发到这里好了。”
我承认那时候我很讨厌电脑，电子邮件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用过，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点点头。那人问：“小妹妹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说：“好，这是我们宿舍的电话。我一般都在宿舍。”
写电话号码的时候，我笔头一拐，把第四位的九写成了三，最后一位也变了。直觉吧，我其实很想试试看，但对这个人我真的不敢信。
“别理他，骗子！”颜威悄没声儿地走过来。
几年没见，小不点一下子变成了一米八的大男生，我必须抬头才能看见他的表情，听说杨燃天也长了不少。唉，不知道啊！
“不会吧，他有名片。”我把名片递给颜威，颜威接过来看都没看，三两下就撕碎了。
“你还是这么简单，名片随便都可以印。你想投哪个单位？”颜威指着会场。我看了看人最多，最大的一个展位说：“那个！”
其实就是随便一指，横竖看起来志向比较远大！
“简历给我。”颜威一伸手，全没了小时候小老太婆般的絮叨。
人说女大十八变，这男生变起来也挺不靠谱的。看着颜威拿着我的简历东一晃西一晃钻进人堆儿，我感慨不已。
“别看了，颜威对谁都这样！”袁青青两手空空地走过来。
“你怎么样？有合适的单位吗？”
“其实这些单位我都不想去。”袁青青不屑地看看混乱的场地。她本来个子就高，再加上不屑的样子，愈发像个女王。我自惭形秽，小小地退开一步，适当拉开距离。她继续说：“我想去北京，家里正在找。你呢？”
“我还没想好，大概还是在这里吧。”我说一半留一半，心里小小地内疚一把。
后来我才知道，袁青青当时已经参加完北京的公务员考试，可是她谁也没告诉，又通过北京亲戚的努力，很顺利地把户口迁进北京并且成为了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杨子要结婚了。”袁青青很不经意地说，“还是和那个丫头。”杨子就是杨燃天，伙伴们都那样称呼他。我没用过，觉得江湖气太重。
“哦，挺好的。什么时候？”
“日子没定，我是听我妈说的。那丫头的妈满大院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颜威终于把简历送进去了，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袁青青不再说话，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我们就各自回家。看着袁青青上车离开了，颜威走过来问我：“你没手机吗？”
即使在九十年代末，手机也算中等的奢侈品，尤其是对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而言。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开支，几乎已成习惯，所以手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买一个吧，联系方便。这是我的。”颜威写下一个号码给我，“其实，你当初……唉，不说了，挺可惜的。我没见过杨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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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欲言又止，我却无心探问。
事已过去，追究何用？！
第六章
伤心是可以“挺”过来的当爱情变得像氧气一样无所不在时，你会不会就像呼吸一样依赖着它却又忽略着它呢？
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可对别人来说却未必。
大二的时候，父亲因为系统内部调动离开大院去了一个分部，在市中心分了一套新房子。搬家时，我在外地上学，那年回家过年还是老娘去车站接的我——因为不认识新家的家门。袁青青、颜威、杨燃天还住在大院里，我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投完简历，生活又恢复了往常。除了老妈偶尔叨叨两句“怎么还没消息”之类的抱怨，我的心情已经慢慢平静下来。这次事件再次印证了我中学失恋时得出的结论：伤心是可以“挺”过来的。
第一阶段，释放阶段。这个阶段肯定是痛不欲生，食不下咽，甚至找个没人的地方疯狂地哭闹。这样的日子取决于伤心的程度，从我不长且乏善可陈的人生来看，最多三天。这三天如果你逼着自己多少吃一点儿，多少睡一点儿，会发现自己吃得越来越多，睡得越来越长。因为人都是怕死的，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意识更忠于本能。
第二阶段，初级疗伤阶段，就是遗忘阶段。同样食不下咽，但是已经不想像祥林嫂那样每天嘟囔自己的那点儿其实“很琐碎的哀伤”。因为这时候你大概可以看清楚，悲伤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天地，没人愿意陪着你哭。所以，这个阶段就是最初级的自我控制阶段。心头血痕依然新鲜，但血小板已经让它凝固，问题是痂口尚未结实，还不能碰。找一些不相关的事情来做，不提、不想、不问、不打听所有跟伤心事相关的东西，哪怕看电视觉得触动了，都会毫不犹豫地起身离开，或者霸道地转台。这个阶段的长度因人而异，我见过几年出不来的，但我只用了一个礼拜，最后都觉得自己的回避很无聊，很懦弱，很好笑。
当初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发愤图强考上了大学，跌碎了所有人的眼镜。
第三个阶段，深度疗伤兼反思阶段。到了初级疗伤的后期，伤口结痂了，偶尔我们会碰碰它。很多真实的伤感已经随着遗忘被淡化，很多被悲愤掩埋的美好又随着时间慢慢显现，我们的心情已经平和下来。反思，以回忆的形式在生命中展开。我们会想：为什么会受伤？怎么受的伤？我能不能不受伤？以后会不会继续受伤？但有个问题并不是这个阶段能搞清的——究竟是谁的错？！
能有勇气问这个问题，并且平和地思考下去的人必须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和体会，并且有足够的人生智慧时才能进行。
甚至即使如此，也未必能这样思考。
这个阶段很长，即使我已经面临大学毕业，再次有了暗恋和失败，每当想起高中的事情，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心里——有所得，却无所解。
所以，我很有信心地等着谢亦清带给我的“电话费伤害”悄悄过去。
大年三十那天，我和老爸老妈守夜结束时，突然想起我已经有整整一天没想起谢亦清这个人了，我就知道：我挺过来了。
但是，大年初一早上，我们正准备去奶奶家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响了。
老爸接过之后，说：“你是谁？……找孟露？”
我激灵一下立在屋中，老爸看了我一眼，粗声粗气问：“你是谁？”基本上不是问题，根据我爸的口气可以翻译成：你是哪个浑蛋打到我们家，还敢找孟露，活得不耐烦了！
不知那边说了什么，老爸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老妈早就跑到老爸身边，扒着老爸偷听电话。显然，她没听清楚，追问了老爸一句。老爸一边把电话递给我，一边对老妈嘟囔：“那帮土豆！”
我松了口气。
不是谢亦清。
土豆是老爸对我中学男同学的代称。
有一次杨燃天带着几个同学来我家玩儿，老爸老妈出于礼貌，避到厨房做饭。后来老妈告诉我说：“你爸说，看孟露那些同学长得那样儿，个个歪瓜裂枣，跟土豆儿似的。我告诉他别管孩子，不过你的同学真不咋地。”后来还反复多次地提起老爸如何不通情理，她是如何维护我。
其实，老妈只是委婉地表达了一下对我结交男生的不满，他们还是很害怕早恋会耽误我的学业。不过这种以近似诬陷的方式使我放弃不成熟的情感交往的方法非常能体现父母的智慧，也是我们家的特色之一，而且，效果显著。
在多次重复之后，已经成功地让我觉得杨燃天那些小男生真的很“土豆”——不成熟、没内涵、不靠谱。
后来，老爸提到他们就一律以“土豆”呼之。
杨燃天的电话很简单，但也没说从哪里拿到的号码，只是说过年了拜个年问声好，很久没见，不知近况如何云云。
我亦客气地答复，他问我家现在的地址，我看看老爸老妈，在我身边转悠着不知忙什么，先犹豫了一下，就如实告知了。
杨燃天又说了些客气话，便挂断了电话。
老妈大眼睛乌溜溜地看着我，我两手一摊，“同学嘛，好久没联系了。他都要结婚了。”
“哦？”老妈松了口气，“也是，都老大不小的，该结婚了。”
她女儿也很大，怎么好像不包括在内呢？
我很担心杨燃天会突然来访，但除了初五那天打电话问是不是愿意参加同学聚会，被我以没时间拒绝后，就再没有任何动静。那个电话是老妈接的，她说：“这小子好像变了好多，有礼貌了！”
那时候，我偷偷交往男生，父母有所警觉。杨燃天晚上来找我，不敢敲门，在外面做各种怪声。赶上老爸刚喝了些酒回来，抄起家伙就追了出去。一个老男人追着一群小男孩满大院地跑，最后轰出大院大门，这才悻悻地回来。
回来时，我已“畏罪睡觉”，老妈心疼我，没让老爸继续审问。第二天，老爸酒醒，早就没了兴致，我才算逃过一劫。
不过，从那以后，我妈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群粗野的没礼貌的小屁孩儿。现在站在女人的角度，我甚至可以体会出老妈当时心疼自己男人别被小屁孩儿群殴的味道，觉得颇为有趣。
拒绝的时候只是找个理由，但事情跟着就来了，老爸的一个朋友帮我找了份在北京某宾馆实习的工作。
虽然和专业不太相关，但是聊胜于无，何况还是一家四星级宾馆，管吃管住，将来在北京也好继续找工作。
千叮咛万嘱咐，没等过完年，老爸老妈就把我送上了火车。
本来已经结痂的伤口，又渗出一丝血丝。
我终于进北京了，可当初那个让我进北京的动力却似乎消失了。我该不该去找谢亦清，向他炫耀我所努力的结果，还是就这样闷声不响地和他遥遥相望？
走的时候，父亲终于给我买了一个手机，让我方便和家里联系。男人不流泪，但是该做不该做的，该嘱咐不该嘱咐的，全都念叨出来，一向懒散的老爸甚至答应陪着老妈起个大早到火车站送我。
火车再次远去，父母在站台上的身影越来越小。我开始明白，亲情比爱情还重，并非是因为血脉，而是因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甚至日复一日地爱你想你为你付出，不求一丝一毫的回报，真心实意地以你的好为他们的好，直至生命远去。
那些看似轰轰烈烈，却昙花一现的爱情怎能与它相比？！
如果有一天爱情真的变成了这样的亲情，似乎也没什么可以遗憾，因为这就说明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真的融为了一体，就像两个泥娃娃打碎了，重新揉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爱情变得像氧气一样无所不在时，你会不会就像呼吸一样依赖着它却又忽略着它呢？
亲情，也许只是失去之后的一个尴尬借口。
宾馆在动物园附近，从古色古香的白玉大门进去，两边是枯枝败叶，间或有青松挺拔，细看灰头土脸的没什么苍翠的感觉。带着我的人说：“到了夏天，咱们这条路可好看了。可惜你是来实习的，三周后就走，看不上了。”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还没有进北京，这里的人也没有把我当成这个城市里的人。看看四周参天的大楼，听着陌生而嘈杂的施工声音，我感到即使这是我熟悉的城市，却不是我熟悉的家。
我想谢亦清已经熟悉这里了，他或许早就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家了。
心中浮出一股不平气，凭什么我就不能进入这个城市？今天我来实习，明天我就可以在这里堂堂正正地上班！
与富丽堂皇的酒店大楼相比，宿舍和员工通道窄得可怜，半地下室的结构虽然不至于看见耗子，但阴冷潮湿却让人心情不好。我和其他的工友一样，开始喜欢向经理要加班。因为那样可以待在大楼里，享受暖气和体面。
我的实习生活简单而枯燥，因为英语过了六级，所以被安排在贵宾楼层伺候外国人。白天人少的时候，推着清洁车，跟在比我还小的小师傅屁股后头一间间房地敲门：“House keeping？”没人回答就自己进去，然后开窗通风，收拾床铺。除了外国人落在床上和地上的毛儿之外，我看不到任何需要英语的地方。
好歹这里是北京。
我战战兢兢地做了两周，第三周想着终于要走了，心里长出一口气，有两件事很清楚：第一，我一辈子也不想做这种伺候人的工作；第二，我仍然想给谢亦清打个电话。不管这件事真相如何，我终究需要知道。
拨通谢亦清的电话，听到我的声音他沉默了一下。
听说我在北京，他立刻说了句：“我在×××旅行社。”我知道那家旅行社，国字头的企业，很好。
我心里蓦然一沉，在我摔掉电话之后，你在哪里工作与我有何干系？普天之下，比你有钱有权的男人不知几何，如果这有助于改变什么，那我就不是我，你也就不是你了！可是，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以此作为开场白。难道这就是现实？
拿着电话我不知道说什么，终于无聊地说：“我在这里实习。”我说过，我从来不是一个计较的人，公子润说我很随和。
“那很好。在哪里？”他终于记得问我地址，似乎不太坏。
我一边报地址，他一边窸窸窣窣地记下。本来还要告诉他我的手机号，想想终于作罢。
打完电话第二天下班以后，谢亦清就过来了，带我去了动物园旁边的仙踪林，大家都拣些无关紧要的话说。
我发现自己开始沉默了。
谢亦清似乎卸掉了什么重担，神色轻松地讲着带团的经历和挣钱的技巧，甚至说到了团员们给他介绍的种种赚钱的行业。我听出�